行政院針對本地的生技領域的博士，規劃了年薪一百萬、每年一百個生技博士的方案。此案一出，立刻受到各界矚目，批評最多的是資源分配何以鎖定生技領域、有浪費公帑之嫌。不過，從台灣近幾年發展生技產業的布局來看，這是一場不得不做，卻也幾乎毫無希望的產業嘗試。

台灣對於生物科技布局甚久，在40年前就已經開始，但是一直沒有具體的突破。近年則是在本地的半導體、電腦產業，遲遲無法從代工的困境找到出路下，開始興起了發展新產業的嘗試。生物科技產業被視為是半導體產業之後，台灣另一個重要的產業發展的方向。

背景之一是人口高齡化之後，所形成的健康、照護產業，這其中形成許多新的產品形式，需要結合不同領域的產業技術，例如生物技術與電子產業的結合；背景之二則是西方的生技、製藥業，有意進入東亞、中國大陸市場，所形成的產業合縱連橫機會，例如東西兩方地廠的結盟。台灣自詡在電子產業有傲視全世界的經驗、技術，加上體質被歸類在華人地區，在戰略上可以作為西方的製藥、醫療器材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前哨戰，因此產官學界躍躍欲試，近幾年不斷的有各種的合縱連橫。

除了國科會等官方單位從產業結構、產業政策著手，業界也跟民意代表合作，預備透過修法來解決生技產業所面臨的法律制度。產業整體的氛圍堪稱樂觀，主要的原因在於，目前對於生技產業的設想，除了進入門檻較高的製藥，還有醫療器材等領域，由於這類產品的製造過程混雜了機械、電子等技術，比起傳統認知的生物、製藥產業要來得多元，讓有意投資進入的業者有較多的希望與想像。

但是，這只是一場幻夢。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機會無窮」的樂觀氣氛，並不是只有出現在生技產業，許多領域都曾經發生過。台灣近60年歷史就有過多次這樣的夢想狂潮：1950年代的食品業、味素產業，1970年代的家電產業、化學工業，1980年代的電子業，都是前例，只要翻看當年的文獻，就可以看到各種「畫大餅」的樂觀氣氛，絲毫不輸給近幾年的網路、綠色能源等熱潮。甚至，對於台灣處於世界整體產業版圖中的戰略位置的想像，都有很高的相似性。

以今日的情勢來對比歷史，並無法看出台灣的資本家，以及政策的規劃者，在兩個不同年代之間，對於產業發展視野，有明顯的差異。儘管相隔了30餘年，但是，對於台灣的生物科技發展的策略思維，幾乎還是將台灣視為西方業者的技術、產品，在進入東亞、中國大陸等地時的轉接點。嚴格說來，儘管生技產業被視為高科技，但是在產業跨國運作的策略想法上，其實與製造業沒有太大差異。

因為，我們很容易就會將台灣的產業戰略位置，從地緣、產業競爭力的角度來看，頗有一廂情願的危險。因為，從電信、化工、服飾等產業的發展經驗來看，國外的業者已經逐漸摸索出，不依靠台灣就直接進入中國大陸的運作模式。台灣人自詡為在思考方式、語言文化都接近中國大陸，甚至在華人世界有一定的領導地位，因此西方人要進入中國大陸這個廣大的市場時，就很難略過台灣業者。

但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經驗顯示，在商業運作的世界中，這種優勢並不必然有絕對的影響力。因此，台灣的生技產業，仍然需要在技術上尋求突破，才有可能在跨國的資本勢力重組過程中，找到競爭的優勢。這是台灣的生技產業，經過近40年的跌跌撞撞的摸索後，仍然難以突破的門檻。

左看：老人福利是「賺地」好生意 ？

今年11月內政部的「以房養老」政策即將上路試辦。無子女照料繼承，有屋地無現金收入的近貧老人，能將房子抵押給政府。這對需要社會福利資源的有房地老人、承做的投資方或政府，看似是各取所需的好生意。但這個試辦政策，並未回答我們：無地也無錢的老人，未來該怎麼辦？有地但地不值錢的老人，又將承擔什麼樣的市場風險？

另外，我們也要問：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社會福利資源的取得，已淪為與政府交易的一門生意了？放置於現前景氣趨勢下，面對越來越多獨身人口產生的長期照護人力需求，將社會福利系統市場化，究竟是否可行？在中國大陸，北京、上海、南京與重慶等地皆曾開辦，但「擱淺」經驗不斷。主要由於：其可行性的根基，是將社會福利承作的基礎，連結上城市空間土地資本的炒作（美其名為再利用）。首先，必須要有估價後值得了錢的房；其次，房價必須只漲不退；第三，房產狀態究竟屬於私有或公有，將加入進入混沌化的局面。

但是，以房養老終究是個人抉擇，不能用來填補公共資金缺口，或甚至藉此為公共資金的短缺做融資解套。因為這一切，仍然孤注一擲地將風險集中回歸到房價上漲的預期心理，而這可預期迎接我們的──是泡沫，並非榮景。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節譯■葉興台

羅馬皇帝奧古斯都被認為是提出「欲速則不達」（festina lente）這句成語的人，這恰好能用來總結過去4年全球經濟所發生的問題：各國決策人士都積極任事，全球經濟進展卻非常緩慢。從英格蘭銀行到國際貨幣基金（IMF）、或從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到美國聯準會等機構，都坦承對於預測過於樂觀。

根據英國衛報上艾略特（Larry Elliott）的一篇評論，這根本不是「欲速則不達」，而是原地踏步，今年以來全球經濟疲軟已發出警訊。IMF表示，全球經濟嚴重放緩的風險相當高，認為外界可能低估了計算財政政策衝擊的乘數（multiplier）。

稅賦和支出的改變會影響經濟。若1英鎊的額外支出會帶來1英鎊的額外成長，這意味了其乘數為1，若僅帶來0.5英鎊的額外成長，其乘數為0.5。政府執行撙節計畫對經濟的衝擊，乘數剛好是倒過來的。

IMF過去認為，加稅和削減支出對經濟產出的衝擊，乘數為0.5，但該機構最新的預估為介於0.9至1.7之間，這意味了加稅和削減之初所造成的經濟產出損失，比原先預估的要大，這解釋了為何全球成長如此疲弱。

對IMF的新看法要保持謹慎，有幾點原因。首先，IMF試圖改寫過預測不準的紀錄。其次，計算乘數很困難，很多知名經濟學家都曾發出很低的預測。最後，包括英國財相歐斯本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較高的預測沒有充分考慮前所未見的寬鬆貨幣政策──調降利率和創造龐大的電子貨幣，其目的在於抵銷財政緊縮。

即便如此，IMF的研究值得嚴肅看待，因為當很多國家同步執行撙節措施時，其乘數效果可能更強，若利率已經降得很低，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的空間不大。

各國央行試圖透過購買債券，壓低長期利率和向市場注入現金來提振經濟。但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資產買行動或所謂的量化寬鬆措施（QE），將面臨報酬遞減的問題。

假設IMF是對的，乘數效果較預期更大，該有何種對策？答案顯然是放寬財政政策，因為按照IMF的估算，1英鎊的減稅或增加公共支出，將帶來1.3英鎊的成長。換言之，決策人士應以美國第32任總統羅斯福為榜樣，推動類似「新政」（New Deal）的公共建設計畫。對基礎建設不足和借貸成本很低的英國而言，這有其吸引力。

但華威克大學經濟史教授克拉夫茲（Nick Crafts）警告，不要拿此時的英國與1930年代的美國相比，因為美國當時的財政狀況比現時英國好太多了。1930年代美國的年度預算赤字佔GDP比平均不到3％，今年英國則可能高達8％。1930年代末期美國政府負債佔GDP比低於40％，英國如今將突破80％。

這不是說我們不可能採取不同的財政政策方法，但其中有風險平衡問題。緊縮或緊縮太快，可能使經濟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即削減支出導致成長疲弱，成長疲弱導致進一步削減支出，尤其是政府和民間部門同步削減負債水準之際，就像當前的英國。英國首相卡麥隆擔心，若放棄削減赤字，市場利率將會升高。其他的風險將是英鎊狂升，以及個人和企業因預期財政寬鬆將導致未來加稅和通膨走高，而增加儲蓄。

這些擔憂反應在英國政府的立場上。歐斯本沒有宣布興建國宅計畫，以補足英國短缺的3百萬棟住宅，反而提議修改區域計劃法（planning laws），希望促使民間部門利用目前的低利率。

同樣的，歐斯本也傾向用政府的資產負債表為民間部門的基礎建設計畫做擔保，而非由政府從事基礎建設。

這種作法需要時間產生效果。因此，貨幣政策將繼續承受壓力，就像美國和歐元區一樣。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英格蘭銀行的基準利率將維持在0.5％，量化寬鬆措施也不會解除。若市場預期本週公布的英國第三季GDP會出現成長，最後證明只是空歡喜一場，卡麥隆將被迫檢視其今明兩年實施更大撙節措施的財政立場。

若英國經濟持續疲軟，通縮的威脅更甚於通膨，如英國金融管理局局長、下任英格蘭銀行總裁候選人透納爵士（Lord Turner）所言，英國可能採取更多非傳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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