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在舉世矚目之下揭曉：歐巴馬勝選連任。但是，全世界所關心的一個問題似乎並未就此得到解答：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華盛頓當局的領導人是否已獲得教訓？是否有能力導向一個可以期待的化解危機方案？

左看：依舊是單幹

一場最為昂貴的選秀，終於結束了。歐巴馬成功取得連任，看似風光贏得大選，但無論是勝出的州數或是普選票數，與對手並無明顯差距。不單是票數，其實在選前，兩者看似針鋒相對的競選過程中，其實展現許多共同之處。

■曾健民
大陸作家莫言得到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事，包括台灣在內的華人無不受鼓舞。然而，也有不少「自由派」、「民運」人士質疑莫言，擔任中國作協副主席還手抄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是代表官方的「紅色作家」。因此大陸、港台「自由派」媒體或文學界，就不像捧高行健一樣地熱烈捧莫言。本來，諾貝爾文學獎從來就代表西方價值並含有意識形態（審美）戰略，倒是莫言本人對獲獎之事表現了「淡定」的態度說：「獲獎並不代表什麼。」如果他能在出席授獎時，也一樣表現出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堂堂態度──挺直的文化脊樑，那才真算！

這倒讓人想起魯迅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1927年有一位瑞典考古學家到了上海，認識到魯迅的文學成就，就請劉半農幫忙托魯迅學生台靜農徵詢魯迅，是否願意接受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魯迅婉拒了。在回台靜農的信中，魯迅表示：

「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中國』兩個字罷……倘因為黃色臉孔人，格外優待從寬，反是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好罷。」

魯迅的這種精神，更鮮明地表現在作家「靳以」在1946年寫的〈給賽珍珠女士〉。該文是針對賽珍珠寫給當時的北平圖書館館長的一封公開信，該信殷勤建議中國作家要如何寫作才能迎合美國讀者的口胃。靳以批評道：

「你們記得的是我們貧乏的物質生活，可是你們沒有看到一直在煎熬中的我們的受苦的靈魂。如果在我們的作品中有嘆息、呻吟，有眼淚，那不只是作者的，那也是人民的。我們不是要來娛樂讀者，我們更想不到什麼大價錢。我們並不是為讀者的興趣而來寫作，我們自己先忍受煎熬，到了不能不傾洩的時候，我們寫了出來。……屬於人民的這一群，正在用自己的力量，解除自己的痛苦……如果你們真心想了解我們，不是用好奇的有趣的眼光來望我們，我們保留我們的真實，不要曲意地合乎你們的快樂的現實，因為如果那樣，不但對我們的人民不忠實，對於你們也是不忠實的。」

當時的台灣省籍作家林荊南受靳以文章感動，也在《台灣文化》（1946年9月15日）上寫了〈賽珍珠的中國觀〉，要她「別以悠閒的笑容來對待我們悲痛的苦臉」「須要以文學家的風度，更深理解中國事情」。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邱士杰
1966年，寒春、陽早等旅華外國專家，曾因寫下毛澤東高度認同的《為什麼在世界革命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道路？》大字報而名噪一時。但很少人知道，就在同樣也是文革的1972年，台灣人也曾向大陸的領導中央貼出一張不容忘卻的大字報。

1972年11至12月間──恰好40年前──知名海外台灣左派運動家與保釣健將許登源先生及其夫人陳妙惠女士，在白色恐怖的陰霾中，秘密從美國抵達北京。當時的他們，剛與美國的台灣分離主義左派合辦出海外第一份台灣左派刊物《台灣人民》。在北京的他們，與另一位更早前往北京定居的台籍保釣健將林盛中先生共同寫了一份大字報，誠懇而嚴厲地批判當時的對台政策。

這張原題為〈一群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一張大字報〉的建議書，主在批判下列見解：「認為中國解放已經完成，而台灣問題是節外生枝，單純的把台灣問題看成是世界上受壓迫人民反壓迫的鬥爭的一個特殊區域。以『革命不能輸出的原則』來對待台灣解放問題，認為解放台灣只是盡中國國際主義的義務而已。或者不把台灣解放問題看成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把爭取台灣人民的事業視為一般海外華僑的問題來處理。」「採取等待時機，單靠『國共和談』的方式，等待台灣人民自我覺醒，有朝一日站起來推翻蔣介石集團，因此不作積極的準備和對台灣人民反壓迫的支持。」對此，他們主張，「把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與中國解放鬥爭相聯繫」、「對台灣人民的抗暴起義做及時的具體的精神鼓勵」，「政府在同蔣介石和談時，必須動員所有有關的革命力量，同時加強支援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

40年過去，許先生與林先生均已逝世。且不論當年的大字報如何影響對台政策（比方促進在黨大會與人大內設置台灣代表團），最重要就是當年所提示的思路：台灣人民「自求解放」應同全中國的解放相聯繫。雖然，眾所皆知，許登源先生在改革開放後對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化提出了嚴肅的猛烈批判，而統獨抉擇也和這種批判產生了新的關係，然而台灣老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20年代與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的一代、許先生所代表的70年代保釣的一代，乃至80年代以來的一代──為了海峽兩岸的解放而持續展開的思考和努力無論如何令人感念。

在十月革命95週年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張40年前的大字報，應當重視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在斷層中仍能積累的延續性；我們應當以著充滿溫情與敬意的歷史感，團結起來一同向前邁進！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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