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上周揭幕，總書記胡錦濤在政治報告中呼籲兩岸應「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緊接著，海基會亦舉辦「九二共識20週年學術研討會」，總統馬英九親臨致詞，指出九二共識為有白紙黑字的歷史事實，是兩岸交流互信的基礎，應予肯定及評價。一時之間，九二共識儼如兩岸交流最高指導原則；實際上卻非常脆弱，此時才是其茁壯之始。

之所以2000年會出現「九二共識」這四個字，概括1992年針對兩岸文書查驗事務性工作所達成的共識，主要是考量即將上台的民進黨政府無法接受「一中原則」，功能性的提出。馬英九所謂「白紙黑字」則是指1992年8月1日國統會的137字決議文，說明「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強調「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而海協會提出的表述共72字，同樣主張「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強調「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簡言之，「九二共識」這四個字是功能性的提出，且當時的「白紙黑字」確實顯示我方強調的是「對等各表」，而對岸只認同「一個中國」，並未同意（也未反對）各表。確切的說，兩岸交流的基礎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及「反對台獨、九二共識」這兩句話，意即「一中各表」和「反對台獨」都是在「九二共識」之外的添加物，真正的核心僅有「一個中國原則」，這也符合當時以九二共識概括表述的原意──取代一中原則，以期民進黨政府接受。

九二共識其實非常脆弱，在只有白紙黑字的時代，台海之間出現過1996年的飛彈危機，而中共的文攻武嚇未曾稍歇。直至民進黨政府上台，也未接受「九二共識」的概括，即使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台灣對九二共識的接受仍是非常功能性，用以考量「要不要與大陸作生意」而已。同樣的，大陸亦將九二共識功能性的使用，當成是和台灣對話的模糊空間，但在實質上並未以此定位兩岸關係。所以即使九二共識存在，中共對台灣在經濟、文化或民間NGO的國際空間限縮，沒有因此放鬆。

時至今日，九二共識正式進入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文件之中，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原則。而馬政府也在九二共識的基礎簽訂上，與對岸簽訂了18項協議。九二共識自此才真正具有「共識」的意義，接下來，如何充實與落實九二共識的內涵，例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修訂，才是最關鍵的工作。

左看：人民進退維谷

蔡英文在臉書提出兩黨應放下成見、透過「退休年金與財政改革國是會議」實踐跨黨派合作。輿論則比較台灣與美國的兩黨政治，發現台灣不像美國，在富人增稅等議題上兩黨有根本性的理念歧見，唯一有的是統獨的理念差異，其餘皆是政治利益所導致的立場相左，所以應提昇蔡英文倡議，促成跨社經政治的大國是會議，以讓民進黨重新奪回政策發球權。

事實上，前述意見是對當前現實政治的精確描繪，但卻忽略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其一是國民兩黨仍在是否承認「九二共識」有著根本性的差異：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仍認為應以務實法規規範取代「XX共識」，讓兩岸進行交流。然而這前提要件不成立、中共拒談，則民進黨的差異性社經政策仍無法推出。

其二是就算退一萬步來說，如果民進黨接受九二共識，台灣回歸政策理性的討論，則在面對財政、社福困局時，兩個在證所稅等「富人增稅」議題上皆持反對意見、具「高度理念共識」的政黨，又如何解決民生之苦？

到此，我們理解貌似解決兩黨紛爭的國是會議，其實將帶來人民的進退維谷。若維持現狀、不化解兩黨紛爭，則各項民生議題繼續停擺；反之則將帶來兩岸資本整併、更向財團傾斜的經濟政策來吞噬人民。

鄭禾祚／公共化協會成員

■金心

台灣僅存的民間老宅多已傾頹，實在不多了。走到鄉下、農村，每次看到紅磚的ㄇ字形老屋，在客家庄常看到白牆老厝、簷前立著數根圓柱，總是有幾分的感動與唏噓。偶而可見到老屋內佝僂老者；很羨慕那方便兒童嬉戲、有味道的庭院；庭前或有一方池塘，屋後常有一排遮風的竹林；庭院或立著老樹，幾代人住在這裡，如今荒廢中…，荒廢但又不忍心放廢。

以前在台中潭子，曾見那有名的「七星山莊」，多年前，半夜被屋主拆掉半幢，幸靠當時縣政府堅持，制止拆除這間「古蹟」，再予花錢修復，才保留了下來。常在鄉下、街角，不經意的一瞥，看到一棟老房子，覺得很有民俗、社區興味的，忍不住偷瞄幾眼，看看還有人住在裡面否？紅磚老房子一間間倒了、土角塊厝一間間老毀了，覺得很不忍。不禁想到明朝歸有光所寫「項脊軒志」文內，「…百年老屋，塵泥滲漏……三五之夜，明月半牆，風移影動，珊珊可愛…」，老屋未必不可愛、未必沒價值呢。

近年，台北市政府一直推動建築物拉皮，要美化某些少數醜陋建築物外觀、改善市容，進行所謂「外表拉皮」工程，花了不少錢，效果實在有限。市政府花不少錢整治既有「古蹟」，如台北市北平路口的舊鐵路局廳舍。移往新生公園的林安泰古厝，建築外觀完整，只是樣板；中山北路的、近圓山的、被拆下打包的中山橋，已被五馬分屍，回建無望。庫倫街的台北孔廟及周遭，也花了好多億元整修、改建及整理。但若比較挺立於立法院旁的濟南教會，整齊有精神的紅砌磚教堂及其廡房，則仍在使用中，這棟紅磚「老建築」實在平實有趣多了。

指定、設立、修護古蹟，有其法律為依據，但常是老的、死的建築殘體而已，也花費很多經費，政府不如花一些錢來修復及維護既存的「民間老宅」，讓這些老宅繼續存在、挺立及被使用，它們才是活的古蹟，是我們生活空間的一部分。例如松山菸廠、華山建國啤酒廠，經予修復、維護及活用，成為很有趣味的「生活工廠」，另人沉醉其間。

本文不在否定古蹟保護的努力，但建議：對非古蹟等級的民間老宅，也能花些資源協助維護。若政府經費有限或使用上較有限制，則建議各公益性基金，也能花一些資源來修復及維護既存的「民間老宅」，應是頗有意義的。

另者，古蹟是少數的、特定的及昂貴的，而對民間老宅的照顧，則可是普遍的、生活化的、不必是高單價的。全面維護民間老宅，有其社會性、文化性，也有其經濟性及福利照顧的功能，爰提此倡議。

（看守台灣協會會員）

■陳真

有位朋友寫了篇文章，反對漢娜鄂蘭有關納粹之「邪惡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說法；朋友認為這類「極端邪惡」並不尋常，而是反映某種特殊邪惡心理與道德素質。朋友待我友善，姑隱其名；但吾愛吾友，吾猶愛真理，我不因友情而說違心之論。在真理面前，我是不管前途、六親不認的；如此冷血，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種特殊的邪惡心理與道德素質？

文革十年，兒子鬥老子，學生揍老師，鬥死那麼多人，夠邪惡了吧。最近見莫言受訪，他說他覺得善惡很難說，想鬥人的，搞到自己被鬥；鬥輸的，哪天佔了上風又鬥回來。他說文革時他只是個小娃，看到大家揍老師，心裡明明喜歡這老師，但怕自己落了單，趕緊也上前揍兩下。夫妻相殘，母子互鬥，違反倫常者比比皆是，難道幾億人口全屬特殊人性？邪惡若只是一種特殊性，邪惡根本不足為患。

大學時口才好，又是公然掛牌運作的黨外人士，常有北中南各校學生邀約，要我給忠黨愛國人士們私下「洗腦」，希望他們少愛一點國，少忠一點黨。洗腦工作少有失敗，倒是有一回敗得很慘，清清喉嚨才剛開口只講了三個字，對方馬上拍桌大罵而去。那三個字是「蔣介石」。對方是個女學生，一聽我直呼「蔣公」名諱，立即暴怒離去，彷彿我侮辱了她爹似的。

那一年民進黨剛成立。她罵說為何我不直呼自己的黨主席名字？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除了有些人戲稱「椪柑」之外（鵬堅的台語諧音），大家喊他江鵬堅，不會有人叫他江公（又不是太監）；但那女生依然認為黨外人士邪惡至極，連蔣公也要直呼其名來侮辱。

這樣一種忠黨愛國人士是少數特殊人士嗎？正好相反，這樣的人，如此思維，俯拾皆是，少有例外。在這更早之前，剛上大學時，我在學校是完全孤立沒有半個同志的，大家看到我就跟看到鬼或看到髒東西一樣，鄙夷閃躲，厭惡畏懼。有一回，我一個人抱了一疊黨外競選傳單在學校餐廳內散發，在場很多人叫我滾出去，叫我不要「污染」校園，我不為所動照樣發（幾乎沒人要拿），突然後頸一陣劇痛，驚慌回首，原來有人拿著滾燙熱湯往我頸後衣領倒入。有位同學假裝若無其事，顯然是其所為。

讓我感到驚訝的不是施暴者行為，而是當我狼狽不堪時現場竟無人伸出援手，反而發出笑聲，還有人高聲喝采「對付這種人就是要這樣」。這類忠黨愛國人士俯拾皆是，任何年代都一樣，只是所愛之國所忠之黨名稱有所改變而已；他們不但不特殊，反倒平庸尋常，面目模糊，彷彿根據特定政治需要所大量生產的一種產品。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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