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台灣再度槍決6名死刑犯，法務部和媒體複誦回顧6人的犯罪過程，手段殘忍、泯滅人性、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人人皆曰可殺！誰曰不宜？至於審判的過程和證據、犯罪的動機與原因，這些與旁觀的社會大眾最切身相關的問題，反而乏人聞問。

槍決翌日，花蓮殺人棄海案的嫌疑犯態度逆轉認罪，媒體將之視為「死刑奏效」，報導由於嫌犯獄友勸說「不認罪恐必判死刑」，才讓她態度改變，坦誠認罪，供出弒母丟海的罪行。這種「死刑奏效」的案例竟然可以成為支持死刑的理由，彷彿只要有人認罪受過，政府和社會大眾就可以繼續假裝安然無事。據了解，該案一樣缺乏直接物證，尤其無法確定蔡姓女子是否替男友頂罪。如果真的因為害怕死刑，或者害怕其男友被判處死刑，所以「坦誠認罪」換取免死刑的機會，這樣的審判公正嗎？

不斷強調犯罪過程及受害者親友的悲傷怨憤，只是政府企圖營造執行死刑的正當性，以降低社會反彈的壓力；而媒體鉅細靡遺的描述這些內容，則是最容易引起同仇敵愾和悲天憫人的情緒，也最容易兌現為收視率和廣告收益。因此，我們在被煽動的激動情緒中，同意了政府執行死刑，忘記司法審判應該捍衛的公平正義，也忽略改善迫人犯罪、誘人犯罪的社會環境，以及減少人們犯罪的動機和原因，才是治本之道。人不是神，無法確保沒有誤判與冤枉，所以不該執行無可補救的死刑，而一個將加害者與受害者絕對的對立起來，眾人皆曰可殺的社會，更不該執行死刑。因為我們賦予政府殺人的權力，卻沒有好好的監督、改造它。

如果我們認為殺人償命是對殺人者最好的處置，那我們就不該同意政府殺人。因為執行死刑的劊子手，在無法確定判決百分之百正確無誤的情況下，同樣背負道德責任。政府殺人和一般殺人者不同，它或許可以懲惡除奸，但同時也會冤枉無辜，只要它有殺人的權力，這兩者必然同時存在。犯錯的人需要受到懲罰，但是無期徒刑就可以讓犯錯的人沒有機會再犯錯，同時也避免有冤案被執行死刑。並且，社會並沒有「白養」這些人，在監獄中的受刑人，必須勞動以負擔膳食費用，而勞動所得的1／2會進入犯罪被害者保護基金中。

死刑，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只是每次執行，又掀起社會的波瀾。

左看：將目光轉向合作社

從全國產業發展會議到科技會議中，學者紛紛倡議需改變經濟成長模式才能破解22K魔咒，需從依賴出口、代工的低要素成本市場，轉向重視創新與員工價值的藍海，並開發內需、在地型的產業模式。

我們同意產業模式轉向內需在地型，但卻不可迴避企業無法重視創新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從代工轉向品牌、行銷市場，等於是從全球利潤分配的微笑曲線的低點向兩端上攻，因專利權等高風險因素，使得多數企業對創新策略遲滯不前，連帶不可能投資人力創新，故使倡議流於道德呼籲。

然而，學者卻忽略了，除了以營利、追求利潤為唯一目的私人企業轉向合作社之外，台灣合作社法所規範的合作社，其實和在地、內需型的產業模式有緊密關聯。多數合作社的創建目的是看到生產的勞動者與消費者是一體的兩面，尤其在偏鄉地區缺乏私人資本投資，故重視提供社員（勞動者）經濟利益、並改善生活。

在實踐的手段上，則透過勞動者自我僱用，讓基層員工、經理人都能透過一人一票的方式，來民主決策方向、並充分授權管理，最終創造利潤，公平的將盈餘分配到薪資、再投資基金、社區福利金。而這過程激發員工將自己與企業劃上等號，才會得出富創意、以人為本的產業模式。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

■戴秀雄

日前政府召開的產發會議在一片環保團體與勞工團體的抗議聲中落幕，對大多數人留下的印象，大概就是工資15K的糾紛搶走了絕大的注意力，但是其他勞工議題與環境議題，其影響之深遠絕不小於勞工薪資問題，卻反而沒在主流媒體的關注之列。此中最重要者，大概算是環評制度即將面臨的變革吧。

從產發會前某大企業主所發言論，認為環境保護的要求造成經濟、產業的障礙，到產發會要把環評的否決權取消並將環評權限移至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中浮著一股耐人尋味的氣息，委實讓人難以釋懷。姑且不論產發會前後，產業界與政府相關部門對於環評問題的看法與會議結論的脈絡關聯如何，環評制度的任何變革，實際上仍是我國在制度面是否能夠確保最低標準永續發展的支柱，令人無法不正視之。

環評之所以重要，實出於預防原則，環境的破壞一旦發生往往難以回復，不能事事等實害浮現了再來善後，因此在人類有限的知識內要盡量事先評量可能的環境風險，避免不必要的冒進，同時也強迫開發者將環境因素納入成本考量中，而不是可以純靠毒物、污染標準這些已知的被動式控管來保護民眾的健康、安全與環境。也因此，個案性的EIA（環境影響評估）甚至發展至SEA（政策環評），以由更高的政策觀點對其下具體個案也能間接發生控管、預防的效果。

嚴格說來，我國環評制度原從美國EIA導入，而無可否認地，在國外立法例上，EIA原本並非由環境主管機關，而是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另一方面，以環評通過之結果做為開發行為許可之前提，亦屬我國環評制度的特色。

然而，將環評程序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並使環評結論只具建議性，其實依賴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面對其主管、推動業務相關之事業上，能夠充分認知環境成本、課題之重要性與堅守平衡兼顧環境需求之原則；換言之，只要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眼中只有自家要推動的政務與事業，而根本沒有將環境議題內化於其決策之核心中，則在此種情形下將環評權限由環保主管機關如先進國家般移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豈非跟找鬼開藥單一般。

此點衡諸環評法立法之初，或即出自於對於我國政府長期偏重經濟發展，難期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恪守兼顧經濟與環境平衡之原則，故將之設計成如司法作用一般的獨立審查制度，並賦予如專業（監督）審查般的否決性效力，即不難明瞭。

其實，環評不是不可以跟國外一樣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懷抱，也不是一定非要具有否決效力，但是在目前的時空條件下來看，沒有其他牽制性制度設計的輔佐，卻更像是要把環評制度給架空。如此這般，讓人真想問一聲，經濟發展不計入環境成本，以犧牲環境作為利基，豈不是跟壓榨勞工應有權益去成就企業主的利潤類似，表示這樣的事業其實是不夠具有競爭力的；這樣，真是環境妨礙了經濟嗎？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助理教授）

■陳真

達賴訪美，與歐巴馬會面。達賴說，會面是為了「表達對老朋友（歐巴馬）的尊敬」。任何人跟誰做朋友我沒意見，但其所謂單純會友只是一種政治語彙，出家人理應不打誑語。再說，從不見他跟美國的敵人為友，反倒經常同聲譴責；對美國長年侵略燒殺擄掠，卻從不置一詞。若論是非善惡，達賴顯然缺乏一致性。

有人說，「達賴只是個政治人物，何必失望？」但達賴不是出家人嗎？就算是政治人物也不能睜眼說瞎話。不過重要的是：我對他人既無期望，何來失望？就如你看到有人褲子拉鍊沒拉上，小弟弟跑出來乘涼，你趕緊跟他說：「老兄，你石門水庫沒關好喔。」但這並不意味著你對此人失望或對他有所期望。這點微妙的差別在美感與道德上很重要，至少對我來說很重要。

腦海常有個句子反覆出現，每當我感到某種無可與言、充滿誤解的絕望痛苦時，它就浮現腦海，彷彿能帶給我一種很深的安慰。這句子是一本有關Martin Heidegger的書之書名叫《It says what it says》。這話很難翻譯，大約是說：一句話的意思就是它所說的那個意思。

「老兄，你石門水庫沒關好喔。」這話的意思就是「老兄，你石門水庫沒關好喔。」它所要說的意思就是它所說的那個意思，不多也不少。萬一老兄有著某種露鳥癖好，喜歡打開石門水庫透風，那你也絲毫不用擔心我會對你失望，我還不至於品性惡劣到敢對他人有所期望。當然，這倒也不意味著當我說「老兄，你石門水庫沒關好喔」時只是隨口說說。

十多年前有一回在系上做報告，我的講題是《Wittgenstein and Metaphor》，我說：旁人不可能確切了解一句話的意義，而只能想像它「可能」是什麼意思，而這個「意義的不確定性」終究無法去除；因為所有語言都是詩，It says what it says。聽眾有人質疑我這樣一種語言觀將流於唯心乃至神祕主義而失去語言之為物。但我倒不是說語言不帶意義，而是說，語言除了字面意義外並無所謂詩義（poetic meaning）；如果你在字裏行間感受到某種意義，那純粹只是你的感受而非話語本身所蘊涵。

幾年後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個素未謀面的劍橋學長來信，是個英國人，寫信致意，表達認同。但這想法倒也非我原創，古今一大票哲學家持有類似想法，只是各人所提宣稱，強弱有別。

講這些或許很無聊，怎麼會有人無聊到老懷疑人是否有可能相互理解，但無聊男子就是特別在乎這些無關國計民生的無聊事，因為無聊事對於某些人來說具有彷彿跟生命一般厚重的根本意義。若非如此，沒有人會為此想「寫一本好書」（維根斯坦語）而費盡青春生死不渝。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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