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在上個月底成功的用火箭將衛星發射升空，這項成就被解讀為韓國科技實力的象徵，也被看成是韓國為了與朝鮮在一個多月前成功發射火箭的成果互別苗頭的政治動作。再加上，射向太空的火箭，在技術上與彈道飛彈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引起各界高度的關注，認為東北亞的政治情勢將更為緊張。

但是這其實是把火箭發射的表演效應，過度賦予了軍事、科技的意涵。

火箭與中長程彈道飛彈的技術之間，雖然存在高度的近似性，因此具備火箭發射技術的國家通常也很接近彈道飛彈的發展門檻；然而，彈道飛彈最主要的缺陷在於精準度不佳，在冷戰時期，美英法蘇等核子俱樂部國家是在長程火箭上配備核子彈頭以彌補精準度的缺點。由於核子武器是國際政治的重大議題，通常還沒有進入軍事布署，各種負面的效應就已經開始集結。至於不具備核子武器的國家，為了要達成軍事的目的，就要在同一個目標上投射較多的飛彈來提高命中率，而這個做法，如果將飛彈備戰時的保養、定時汰換費用計算在內，將會造成沉重的軍事開支負擔。

也就是在政治、財政等因素的影響下，從1980年代開始，西方對於軍事攻擊的操作，逐漸轉到衛星定位、無人飛機等精確打擊的武器系統上，聯合國在1990年代介入波士尼亞內戰，以及波灣戰爭、美國入侵伊拉克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就可以看到武器系統在攻擊能力、攻擊精準度上，已經有很大的進步，要摧毀一個目標，已經不需要動用到體積龐大、耗費大量資金的彈道飛彈，而這些從冷戰後期開始發展的武器系統，在攻擊的能力、耗費的預算，都要優於傳統的彈道飛彈。從軍事戰術、戰略的角度來看，彈道飛彈早就已經不是最重要的攻擊武器系統了。

從科技的角度來看，火箭也並不是國家實力的代表。最典型的，就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為了展現國力而與蘇聯進行太空競賽，於是將大筆的資源投入在相關技術的研發，在豐厚資金、光鮮亮麗形象的誘因之下，美國學術研究風氣開始朝向深奧、複雜的理論，至於產業直接需要的生產技術，則大幅度的從學界撤出，業界所需要的技術突破幾乎無法從學界獲得支援，以至於第一線的生產技術逐漸被日本等新興國家趕上，這是美國在生產領域逐漸喪失競爭力的遠因。

大約20年前，只有國家才有能力發展出足以發射到太空的火箭、衛星，也只有國家級的太空機構才能承攬衛星的發射業務，當時，「能夠向太空發射火箭」確實是國力的象徵。然而，科技的發展已經開始讓火箭、衛星的門檻降低，接著就會打破政府在這個領域的壟斷地位。目前已經開始出現民間的火箭發射承包商，只需要解除法令的限制後，火箭發射就會成為一項商業活動；而各種在網路上以「揪團」的方式，在限定預算的狀況下進行跨國研發火箭的活動，也開始盛行，這類活動在初期是以學術社群為主，儘量採取現成、商業化的零組件，來進行火箭的組裝。近來則開始出現純粹以樂趣為主的社群集結，成員則大多是普通人。

從這個趨勢來看，火箭已經不再是高科技的象徵，可以預見火箭的技術終將有通俗化、簡單化的一日，屆時，火箭將成為一種普通人集結起來，然後在市面上尋找現有的零組件，就能組裝成一具火箭。這種情形就像汽車科技在一百年內的發展。未來唯一會限制民間發展火箭技術的，不是技術、資金，而只有法令一項而已。

在這樣的發展路徑來看，「發射火箭」不再等同於國力、科技實力的象徵，而是作為政治操作的一個籌碼。

左看：國族因素背後真正魔手是資本因素

在反媒體壟斷的議題上，「中國因素」、「美國因素」吵得愈是震天價響，愈只看見意識形態的虛空角力，這類面紅耳赤的爭辯卻無法為各地人民帶來具體的跨地力量凝聚。另一交相映照的例子──糧食自主權與跨國自由貿易協定，卻藉由來自9個國家、30幾位農民之路（La Via Campensina）的農民運動者，以鮮明實例具體道出：就算是藉著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使大國得以成為貿易傾銷國；但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小農與無地農都將只剩兩條路可走──一是淪為在地大型農企業下的農業勞工；另一是流浪到城市打工。簡言之，各國自由貿易，受惠者從來不是人民，而是各國大型農企業資本家受益！

韓國農民聯盟會長李光錫於人民論壇上直言：韓國農民團體2011年直赴美國國會向民主黨議員遊說拒簽韓美FTA。另外直驅訪問美國農民團體，問當地農民如何看待韓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令人跌破眼鏡的是：美國小農團體嚴正反對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協定，肥的可是大型農企業的荷包。美國在地小農生計只有節節敗退之勢。美國小農在土地成本、農事與人力成本將也漸漸不敵國內大型農企，這些大型農企業累積資本、反覆圈地增加土地優勢。本農、外農說穿了都將只是農企業奴工。獲得自由、被解放的只有資本流動。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右看：糧食主權需要消費／生產者共同捍衛

自由貿易帶來十足具備價格競爭優勢的各類農產品。在薪水20年漲不了的台灣，自由貿易帶來的物價貶抑，可相當程度普遍嘉惠不少城市居民。然而，就算需要計算跨海運送的高昂交通運輸費用，為何飄洋過海來的農糧食品卻遠比台灣本土農產便宜？

自從台灣加入WTO以來，來自各國農藥與藥劑滿佈的便宜進口蔬果魚肉，嘉惠了大型農企業，以及買不起昂貴本土有機食品的消費者們。然而這種資本帝國主義下的產物，將食品生產簡單當成商品，往往只考量到薄利多銷，卻罔顧普羅大眾健康飲食權利。

只有立基於對人與環境友善的糧食與農業系統，方能促成跨國真正公平貿易的到來。但是真正的公平貿易，需要透過消費者力量，以良幣驅逐劣幣，捍衛各地小農的自主權。不應讓上層這隻看不見的魔手，悄悄藉由自由貿易手術，進行各國土地與農民的基因改造工程。大型農企業結合跨國貿易傾銷機制的力量，才叫做壟斷。壟斷一說是否成立，需要針對跨國自由貿易所牽動的農業生產鏈、逐一環節進行資本規模、生產型態與交換分配積累資本的檢視，方能促使跨國自由貿易真正邁向自由公平、各地人民的糧食主權與健康獲得保障。

陸已興／國小教師

節譯■葉興台

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去年秋天，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結束好幾個月的市場臆測，即聯準會是否會推出另一輪量化寬鬆措施（QE），向銀行業收購證券，以向金融系統挹注更多廉價資金。

這個非傳統措施的背後想法是，讓銀行業擁有更多流動資金好擴大放款，以使經濟復甦。由於前兩輪QE顯然未能創造復甦，柏南克去年12月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宣布QE3，規模之大和無時間期限，使其成為明幅其實的無限版QE。聯準會每月將繼續購買抵押擔保證券400億美元，並維持趨盡於零的利率，直到失業率降至6.5％以下。

過去近20年，聯準會為了取悅資本擁有者而將政策目標鎖定在通膨，結果導致利率升高，不僅扼殺了投資，也使失業率上升。聯準會開始關心就業市場算是新鮮事。當然，聯準會的任務是壓低通膨和失業率，到目前為止，聯準會成功地執行這項任務，並將主要心力用於控制通膨。

在此同時，6月上任的英格蘭銀行總裁卡尼則在貨幣政策中提出新構想：英格蘭銀行應拋棄過去20年鎖定通膨的政策，以支持名目GDP成長的目標，在名目成長目標達成前，應持續向金融體系挹注流動性。卡尼並未解釋，設定名目成長目標後，若導致通膨高於成長，他該如何是好。討論集中在英格蘭銀行的任務是否該調整。英國首相卡麥隆和商務大臣凱伯似乎對此構想持開放立場。

柏南克和卡尼的改良版新貨幣政策，目的是保持QE為帶動復甦的主要政策工具，但目前為止成效不彰。儘管最反對QE的是右翼茶黨，外界通常認為QE是進步的，而且非常有效。

事實上，QE是將美英兩國金融體系在金融危機高峰時的損失社會化（socialize）。相較於美國輿論對問題資產拯救計畫（TARP）的公然反對，QE對於達成上述目標的貢獻更大，而且無須美國財政部官員求情，聯邦眾議院議長就呼籲同僚儘速通過。

有些人辯稱，QE至少避免美英兩國經濟陷入大蕭條。事實上，這是其他兩個因素所造成。第一，不像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兩國政府支出和移轉這個自動穩定機制，形成了一個地板，防止經濟繼續崩跌。第二，兩國都推出溫和的財政刺激措施，但所衍生的後果可能導致兩國經濟再度低迷。

其實，QE作為廣泛政策選項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拯救金融機構不負責任的放款行為，而非拯救家庭和企業。QE確保高度槓桿的私人企業不能借錢進行投資或消費，也確保因此發生的需求條件，會嚇阻比較去槓桿的企業借錢投資。

因此，我們不該認為QE會帶動經濟復甦。如凱因斯所說的，在特定條件下（如目前的超低利率、需求前景疲弱、高度槓桿的企業和家庭），信用寬鬆就像推一條繩子一樣，對實體經濟的幫助相對有限。那麼，柏南克和卡尼為何試圖在QE中將經濟復甦緊緊綁住貨幣政策，即便QE顯然未能帶動復甦？

這是因為兩人若不採取行動，輿論的焦點將轉向替代方案：更積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即國家對經濟增加更龐大的投資。這個選項一直未見於公共論述中。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在各國攻城掠地，但始終無法讓上述選項消失在公共論述或記憶中。但只要民眾持續認為貨幣政策能達到成長的若干假象，經濟的管理者就會忙著推敲貨幣政策工具，而更具效果的財政政策就會被甩在一旁。

事實上，美英兩國民眾均被告知，除非銀行業恢復活力，經濟就無法復甦。把經濟復甦押為金融體系的人質，背後有其重要目的。宣布貨幣政策已失敗，就是我們把私人部門對經濟重要性的了解撇開，開始承認政府的行動和前所未見的大規模支出，才是經濟復甦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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