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談來談去，幾乎都是集中在新聞的真偽，以及由熱們話題所延伸出來的人才培育政策。卻很少人談到，為什麼媒體、大眾對於EMBA進修懷有這麼多的想像？

這種想像不自覺的反映了台灣社會的結構。嚴格說來，這個新聞的短暫熱潮（或是即將再起的另一波熱潮）所展現的是，台灣社會對於團隊作業、專業分工完全沒有概念，也不懂得要如何跟專業人才合作，所以，只要在創業或是工作中遇到未知、新的領域，第一個想到的解決方案就是「自己來」，而不是「讓專業的來」。所以，「到EMBA進修」才會被媒體附加了很多的進修、上進的刻板形象，而這些與國際環境脫節的思維，幾乎被民眾照單全收，還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共鳴。

就以「吳寶春想要讀EMBA以獲得專業經營知識」一事來看，不論它是不是公關精心創造出來的話題，還是媒體為了營造報導的戲劇性所做的訊息篩選，它的觀點本身就是很有在地、非國際化的特色。在國外，尤其是創業環境較佳的歐美日等國，要創業可以尋找專業的經理人、會計、行銷人員來組成經營團隊，不會說英語、法語、中文也可以找到合適的翻譯人才，創業者可以專心在自己最擅長的工作領域，不需要對每一個細節都事必躬親，甚至，當創業者開始進入管理的領域時，最被要求注重的不是管理的技術，而是管理的視野，所以，美國才能有大學休學生來帶領創意團隊的案例。但是，類似的情形發生在台灣，創業者卻似乎要對每一個細項都有專精的能力，於是，就只能想辦法自己練功，因此類似「要去進修以獲得某專業知識的說法」，在創業領域常常出現。

表面上，這是某種求知慾、上進心的表現，實際上，卻顯示台灣的產業環境不佳，經營者、創業者很難找到專業人士來協助，甚至不懂得要如何跟專業人士共事，以至於只能用「你會的我也會」的方式來進行管理。類似的作法也出現在資本家希望員工能在自己的專業外，再具備第二個專長，例如技術人員要有流暢的語言能力、研發人員要懂得行銷、管理階層要兼具財務素養。這種第二專長的說法用了敬業、終身學習的裝扮，實際上卻是資本家不願聘用專業的翻譯、財務、行銷人員而想出的話術，結果就是，表面上公司的成員是十項全能，實際上卻是專業性不足。

這種狀況並不難理解，如果製造業遇到技術瓶頸時的解決方式，不是找學者專家協助，也不是尋找國外廠商進行技術移轉，更不是招募優質人才，而是把研發人員送回學校重新念書，媒體、民眾的評價可能不會用全然正面的角度來看。然而，同樣的狀況出現在創業領域，我們卻很神奇的會認為這是正面、有啟發性的常態性作法，完全違反日常的經驗法則。

麵包師為了創業而進修管理知識，絕對不是產業常態，也不應該成為對於趨勢有高度敏銳度的媒體所要關注的焦點。然而，從當事人的公關，到媒體，以及政治人物，甚至是一般大眾，卻幾乎都對於「讀EMBA是取得專業能力」的說法毫無懷疑的就接受，這實在是台灣社會的集體悲哀。

回溯2012年年底，河南周口當地政府在官網上發布「對還沒有平、遷的墳頭，堅決平、遷到位，不留死角」、「要一戰到底」。因為在中國人民共和國，「平墳本是避免死人與活人爭地」。不過這樣的邏輯也許必須比照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與其轄下法務部「9月前騰空華光社區6百多戶屋舍」的決心，意思雖然差不多，方法上是更進一層樓：「國土活化，本是避免活人與錢爭地」。

龐大開發利益當前，究竟為何表面上一度水火不容的敵對統治結構，竟會走上如此相似的路子？平墳與鏟屋，填掉人民的祖靈與信仰、拆下人們的家園與靈魂；看似天南地北的政治信仰，或許正在發展國家與市場資本積累的大旗下，一面踏著底層人們的屍身前進，一面尋得了真實的共識。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1986年，冒著生命危險自中國偷渡至台灣，被封為「反共義士」的馬曉濱，與越南難胞唐龍和一名長榮離職警衛王志杰綁架勒索長榮小開案件，在1944年特殊時空環境下訂定的《懲治盜匪條例》惡法下，一樁無殺人、還請被綁票者坐計程車回家的擄人勒贖案，3嫌犯被處以死刑。

上述「反共義士」與「越南難胞」的悲劇，直至今日，我們才能重新從這些無根難民來到異鄉所遭逢定居與生活的經濟處境中，重新理解個人在歷史、社會結構裡的複雜。但是，華光「占用戶」在當初形成的複雜背景，至今仍未能被國有土地管理的惡法框架所理解。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裡，我們也看見這種被譬喻為「從冷凍庫裡取出過時法規」的作法，縱使並不符聯合國兩公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對於占用戶擁有居住人權的保障，刻正亦被大量援引，作為「依法行政」的依據，不斷製造悲劇。

歷經眷戶、非列管眷戶與與違建戶等，不堪高額不當得利求償而陸續搬離，26日雨夜裡的華光社區，熠熠地耀著人們對於人道治理的盼望與土地倫理的堅持。然而，在雨夜裡，這樣的光，照不進縱使日間依然黝暗的總統府。
陸已興／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