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目前的報導是朝向「造成霸凌的人際摩擦」的方向，然後以「事出必有因」的觀點，延伸出相關人士的私德議題，至於在醞釀中的議題則是部隊內部管理的缺失，此案將會處理成為「部隊內部管理不良」的縮影。依照目前備妥的議題素材，足以再開發出兩到三個新話題。這麼大費周章的報導，就是為了要讓議題的新聞效益發揮到最大，然後轉成廣告收入。

這是媒體重蹈新聞操作失當的覆轍。媒體先是編排各種案發的「故事線」，然後探討事件的動機，探討動機的過程會將相關人等的私生活全部挖掘一遍。這個模式與檢警辦案的模式差異不大，但是最主要的問題出在媒體沒有查證，甚至在追獨家新聞的壓力下，不時出現看到黑影就開槍的狀況。

如果讀者還有記憶，整個操作模式在數月前的八里雙屍案（媽媽嘴），就曾經重複過。當初媒體設定的案發過程、案發動機、涉案人，然後延伸出的相關跡象，事後幾乎都證明是媒體的捕風捉影，更嚴重的是報導過程幾乎毀掉當事人的形象與聲譽，幾個當事人在怨嘆之餘，就算是以誹謗、誣告為理由向媒體提告求償，也挽救不了已經毀掉的生活、隱私。

這並不是媒體第一次犯錯，2001年的911事件後，媒體不斷地宣稱當時的伊拉克政府與蓋達組織有連結，甚至在美國政府的引導下，認為伊拉克已經發展核武、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如果再翻找當年的新聞報導，就會發現，即使是西方媒體，對於新聞議題的操作、想像也有類似的思維。當年媒體「找到」許多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整個資訊串起來之後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伊拉克跟八里媽媽嘴事件，事後都被證明是子虛烏有。伊拉克的毀滅性武器至今沒有找到，美國情報單位還自承這是為了入侵伊拉克而釋放給媒體的訊息；八里媽媽嘴的案例更是經典，媒體「製造」的犯案過程、犯案動機，到目前為止幾乎找不到有力的證據足以支撐，整個案情也陷入膠著。

媒體沒有記取教訓，同樣的手法在洪仲丘案又重演一次。同樣的案情臆測、同樣的犯案動機猜測，然後又用同樣的方式蒐集相關事證。以偵探小說或是現實中的檢警辦案經驗來說，這樣的操作有很大的瑕疵。更重要的是，檢警在近十餘年的辦案過程，可以看到內部不斷針對缺失檢討改進的軌跡，然而，媒體對於重大案件的報導方式，卻幾乎看不到有任何的修正與反省。

媒體對於新聞的處理方式，只是把一個案件處理成流行話題，既沒有辦法在報導中找到新證據，狂轟濫炸式的報導更是讓觀眾誤解案情，即使案情在事後水落石出，也無法改變觀眾已經先入為主的印象。

台灣的媒體並不是第一次犯了查證不足、過度推導的錯誤，但是長年累月下來不思改進，除了新聞畫面更漂亮、呈現方式更生動之外，新聞操作模式並無太大變化，就連犯下的結構性錯誤也沒有改變。在這種狀況下，觀眾除了用拒看來抗衡媒體，接下來就只能期待新聞報導的當事人能比照國外的做法，向媒體進行名譽損害求償，讓媒體真正學習到新聞查證的必要性。

無獨有偶，台灣苗栗縣縣長劉政鴻大言不慚以「天賜良機」突襲強拆大埔4戶，並先惡意棄置將遭強拆家戶之家當於苗栗各處廢置荒地，再惡整地向受害張家索取搬遷費用24萬2千元，此筆費用恰好等同政府應補償張家之土地徵收費。

突襲式的強拆，粗暴攪翻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行政首長們罔顧徵收工具使用之必要性，踐踏被拆遷戶的生存權利，加上針對性地購買新聞版面，種種土霸王式的惡搞，已挑戰地方首長濫用「地方自治權」、摧攪「民主法治」的忍耐底線，遂引發全國各地的自發性游擊嗆聲行動。

強拆至今第5日，輕微的嗆聲潑漆，造成行政首長們出席公開行程時面容微皺，竟已引發國安層級的不安，祭出大批警力，強勢帶走坐在人行道上吶喊口號的教授，並鎮守醫院強行要求受傷學生至警局作筆錄。

寫到這裡，我不禁納悶：相較於「強拆」與「濫砸」人民家當所造成民眾日常生活的干擾與不便，輕輕張耳傾聽人民怒罵所造成的日常生活干擾，真的有這麼「公共危險」嗎？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苗栗大埔一案，由於土地徵收工具之濫用，剝奪了大埔4戶安居權利。資深建築規劃界學者漢寶德以「公共利益」論，提醒公益之達成，必定需要私人產權受到一定之社會限制。此言既出，突顯「公共利益」大旗下，可縱容多少現代腐敗君王郡主做出假公共利益之名，而未受行政權制約之暴行。

無論身處於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日常生活中之種種所需，以勞動價值兌現生活物質，乃至於對於物的所有權賦予，授予人對於特定物之排他性主張，抵禦侵侮之權利，提供了各國法治社會運作之基礎框架。因此，「所有權」、「家屋」是私人擁有的，但也是社會集體秩序共同保障的。

在苗栗大埔強拆過後，近乎禁治產程度的查封物品，甚至索取等同於賠償費價金的搬遷費等荒謬舉動，均無法顯示國家應給予受迫遷家戶的信賴保護。

甚至，就連拆遷完畢後，錯誤的交通標誌規劃，將徵得民地改造為危險路口，不啻是宣示「木已成舟，能奈我何」，對於苗栗在地居民們的信賴，施加「具象化踐踏」之行徑。

從而，在大埔張藥局強拆一案中，明顯已喪失信賴保護基礎、濫用國家高權的「國家」，是否具備其執法之合理性與正當性？報復性行為究竟屬於過度濫權的人治抑或是法治範圍？究竟行政首長遂行己志的濫權，是否屬於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危險」？值得三思。
陸已興／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