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713年10月5日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3百歲冥誕即將來臨，我們特別在此對這位「啟蒙時代」的大師致敬。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越來越為分殊零碎，人們的生活越來越為細瑣自利，反映在經濟、政治、教育和文化創造上，普遍出現僵滯化、淺碟化的現象。回顧這位「百科全書」派的思想家，其識見何其恢宏，其視野何其高遠！不禁讓我們感慨，相較於歐洲的18世紀，我們的21世紀其實需要一個新的啟蒙運動，解放思想，重建知識體系。

左看：仿效隊長的公關話術

安倍晉三說，日本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時，若遇它國伙伴遭受襲擊，無「集體自衛權」的日本自衛隊，將無法向對方還擊，無法支援維和部隊的它國伙伴。以此為例，安倍認為日本若能擁有「集體自衛權」，便可在參與維和行動時對「和平」做出積極貢獻，這是安倍對於積極和平主義的說法。

■李淑君

日前走訪高雄那瑪夏鄉達卡努瓦村的「高雄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女窩），在台21線依舊不通，由甲仙、小林上來的便道路斷的情況下，繞中埔、茶山依舊懸崖峭壁的山路上那瑪夏。2009年10月那瑪夏災後的會議紀錄中，一位村民曾經悲痛地說：「希望台21線趕快搶通！茶山那條路非常不好，懸崖峭壁，走掉了一個人！」

2013年上山的路況依舊，2009年到2013年，在我看來這是一條被擱置太久的重建之路，而走訪2003年5月成立至今的原住民婦女NGO團體「女窩」正在位在此處。女窩一方面進行部落文化傳承工作，一方面讓原住民女性有了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在兩個層面上都有其特殊意義。現任總幹事阿布說，女窩針對部落孩子展開課後文化成長班，主要內容有布農語、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語的母語教學、耆老的文化傳承、部落的米貢祭、射耳祭、河祭等傳統祭典，文化成長班讓部落婦女、耆老從家裡走入社區，陪伴孩子們成長，可以說是集結部落力量，展現社區活力、婦女參與的社區發展模式。

阿布提到文化成長班今年面臨經費刪減的危機，因為高層認為文化成長班應納入學校的正規教育體制，亦即學校的課後輔導。在我看來，納入體制的課後輔導，會削弱社區力量的展現。原本的文化成長班讓部落婦女、耆老共同運作，不但讓孩子學習部落文化，更讓孩子看到父母、長輩參與公共事務，可以從上一代身上學習，找到典範，共同創造社區的活力。倘若文化成長班納入教育體制後，孩子不但失去與親族耆老、部落婦女共同學習的機會，阿布擔憂地說甚至會面臨要怎麼回家的問題，因為部落孩子放學後可能因為父母還在工作而遊蕩於街頭。現有文化成長班的孩子一同吃晚餐、寫作業、然後文化教學，其意義不僅只注重孩童課後教育，更是將社區參與、婦女參與公共事務、耆老文化結合在一起。

將文化成長班經費挪用到學校體制內的課後輔導，欠缺社區模式的思維，忽略婦女、耆老參與文化成長班過程。當孩子看到母親、耆老的公共參與時，會正面產生對母親認同以及自己對未來的想像，部落婦女與耆老也因為公共參與而改變自身生活的模式，社區運作模式不僅是孩童課輔，更是文化傳承、原住民培力、社區力量的產生；而納入正規系統，美其名為正規師資教學，其實只是僵化了學習模式。Paulo Freire曾提過教育必須是「共同相互的過程」，因此不應該將原本結合社區、部落文化、婦女參與的文化成長班僵化成正規教學的體制思維。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蘇偉碩

9月是開學與國家考試季，當莘莘學子努力求取功名以求安身立命之際，他們未來的頂頭上司卻爆發一連串的權力鬥爭。一些執業的精神科醫師表示，這波政潮使得到精神科門診的病人次增加了1到2成。精神科醫師絕大多數不主動和病人論及政治，因為太容易深深牽動病人情緒，使門診時間難以控制在和健保給付相符的範圍內結束。不過當病人主動論及政治議題或者受議題牽動而導致病情復發或惡化時，醫師就只好被動回應。

這個月我還算幸運，只有兩次遭遇，一位是較嚴重的病人，來門診時面帶十分恐懼的神情一直重複說「國民黨要殺我的頭！」；另一位飽受工作與經濟壓力的病人則應該不是真的要問我：「為什麼不是總統來看病！」還好台灣早過了白色恐怖與高壓統治時代，不然我就得在為病人保守秘密和冒著「知匪不報，與匪同罪」的風險之間天人交戰。

「為什麼不是總統來看病！」這個質問一直縈繞在我腦海。「為什麼不是總統來看病？」是啊！總統在本質上是個人生父母養的「人」，每年也都接受醫學中心體檢，會長高變矮增胖變瘦。但是總統的「精神健康狀態」如何呢？一般人如果每天都接受到負面的人身評價，情緒壓力大多會破表，各種精神症狀隨之而來。台灣各大都會區這十年來精神科診所家數倍數成長，主因之一就是經濟形勢嚴峻造成的各種工作和人際壓力。一般人一定也有同樣的疑問：總統究竟怎樣在「眾人皆曰差」的輿論下度過一年又一年，他的精神健康狀態是否因此受到負面影響呢？

本來身為一個精神科醫師應該和檢察總長或總統一樣，不能在公開場合討論個案的細節，特別是有關一個人的精神健康狀態是否有異狀。但是當這個人是總統的時候呢？我固然堅持一個人不得因為罹患精神疾病而在職業或政治權利上受到歧視與差別待遇，但是當這個問題限縮到總統這個職位時，那就不再是單純的醫療或人權問題，而是攸關公共利益的政治體制問題！

曾經擔任過英國外相精神科醫師的大衛歐文將他在2008年發表的論文進一步寫成《權力與疾病》一書。書中詳實列舉各國政治領袖的重大疾病，這些疾病如何影響他們的政治決策，以及試圖揭露和隱瞞的醫師之間的種種。顯示國家元首罹患精神疾病的風險並不低。書中的實例也證明，即使罹患精神疾病，有人成為偉大的領袖，原因之一竟是他們擁有與難纏的精神疾病鬥爭的豐富經驗。當然，相反的實例也存在，然而不知是幸或不幸。

總統該不該有個由國家付費的心理醫師，讓他／她可以定時吐吐苦水，以免壓力太大以發動戰爭來宣洩或誤判情勢造成國家重大損害？管見以為，這可以作為一個國家是否文明的標準。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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