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發展過程雖然緩慢，但是幾個重量級的科技界領域案例的相關描述，正透露了霸氣文化的誕生。一開始，是針對已故的蘋果電腦執行長賈伯斯的「造神運動」中，幾乎都將賈伯斯描述成自信、有創意，但是在管理上卻能堅持住自己的理念，「壓」得住同儕、下屬的雜音，才讓所謂的蘋果產品的創新、品質傳奇得以持續下去。對於賈伯斯式領導風格的對比，最明顯的是在賈伯斯過世之後，繼任的公司經營團隊的管理方式，一直讓媒體、投資人、業內人士感到憂心，認為後繼者都不夠強悍，難以延續蘋果的傳奇。

而在蘋果電腦之後，則是電子商務領導業者亞馬遜。亞馬遜的創辦人貝佐斯在管理上的吹毛求疵、強勢，也是近幾年媒體報導的重心。在亞馬遜之外的另外兩家重要業者谷歌、臉書，也有很多類似的報導內容。此外，近年在電動車、商用火箭領域有雄圖大略的Tesla公司，媒體報導的重心也常常放在公司創辦人對於科技研發目標的堅持，以及迫使旗下研發人員不斷突破的領導意志力。至於本地消費者都頗為熟悉的手機業龍頭諾基亞、黑莓、宏達電等業者陷入經營瓶頸時，商業媒體對於實況、領導風格的報導，也往往集中失焦、沒有重心等幾個領域。簡單的說，任何我們對於傳統製造業、企業梟雄在經營上，採取龜毛、逼迫下屬的刻板印象，現在都逐步出現在新興科技產業的報導當中。

僅僅不到20年前，新創科技產業在媒體的描述中，絕對不是現在這種血汗工廠、情緒緊繃的模樣。當年的網路公司還是股市寵兒，媒體、管理學界視為是新創事業時，對於這些公司的文化性描述就是年輕、活潑、人性化、沒有壓迫感，除了企業文化完全不同於傳統製造業重視紀律、思想的一致性，新創事業的創辦人甚至還要跟員工打成一片，甚至帶有一點搞笑。

因此，目前媒體對於科技產業的報導方式，相較於十餘年前，幾乎是呈現矛盾現象。蘋果、亞馬遜、臉書等公司的成功過程，是否真的就是如媒體所描述的，讓人存疑；但是驗證的方法也不困難，只要將十餘年前企管領域對於這些公司進行的個案研究，再對照媒體目前對於企業成功過程的描述，就可以看出，在不同年代的媒體，對於商業成功人物造神時的取材重點。而特別的是，以往的企業創辦人往往會呈現出跟員工打成一片、平等共處的狀態，而目前的創業者卻開始呈現出跟員工的距離。

目前對於商業人物造神運動的重心，明顯的集中在菁英式領導、貫徹執行力的方向，至於曾經是媒體描述新創事業時所慣於採取年輕化、活潑、快樂的方向，已經逐漸的式微。所謂的科技事業，在運作上越來越像是個紀律嚴明的軍隊，或是只求成功不擇手段的血汗工廠。

資本主義中的企業管理文化有很多，菁英式領導、惟我獨尊的霸氣只是其中一種選項，當霸氣越來越成為一種主流時，甚至媒體理所當然地把霸道視為企業成功的重要因素時，顯示的是：科技業的經營管理模式，逐漸向血汗工廠看齊，屬於霸資本主義本質霸氣的那一面，正逐漸捲土重來。

在發展型國家中，一路走過「以農養工兼換工」時期，鄉村邊陲區域一直以來承擔著國家快速工業化發展的後勤補給。如今，為了滿足都市消費生活與低廉的工業用電供應，興建核電廠、變電所好像算是公共利益。但在公共利益大傘之下，要處理剝削造成的衝突，往往是將無法量化的問題都用量化賠償來解決。至於從來不叫疼、不爆怒的山川海洋，正好，連量化的補償金估算都免了。

關於電力供應的命題，應檢討電力浮濫消費與補貼的問題，運用亞洲城市密集居住的特性，研究節電與社區供電所的可能性。在面對長期的城鄉剝削關係上，理性經濟結合官僚政治的作法，顯然已讓社會普遍走進創意乾涸的死胡同。唯有重新正視「供電計畫」暗藏的剝削關係，才不至於讓艱苦的在地抗爭，僅能在承認剝削關係的事實之上，卑微的訴求技術性修補。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韓國電力公司為了同步傳輸燃煤發電至首爾都會區的電力，打算在東南部的江原道三陟地區再繼續興建51座變電塔。這些看似可被歸類為鄰避運動（NIMBY，別在我家後院）的環境保護運動，實際上從來都是「民主」的問題。

以韓國密陽變電塔計畫引爆爭議為例，有許多與苗栗苑裡相似的討論：當地居民在抗爭訴求中，強調他們並非無理阻擋變電塔的興建，而是要求對人民基本的尊重，一個公開、透明的計畫說明，要求合理的興建規範，而不只是討論賠償金發放。

部分在地的社會評論也指出，這些變電塔的興建計劃最初是在2003到2004年時擬定的，但居民們卻是在電力公司人員執行測量作業時，偶然發現變電塔的興建計畫。在計劃階段初期，就應引進在地居民，讓居民們的聲音能在計畫階段盡早掀起；而不是接到居民詢問一概用業務機密蒙混帶過，計畫初始的輕率，換來後續工程延宕、在地抗爭等無窮的社會成本。

實踐環境正義的最終理想，應該是讓所有人能夠共享環境資源所帶來的利益，而所有享受環境利益者，也應該共同分擔其風險、成本與損失。不過綜合來看亞洲各地失衡的區域發展，上述理想仍然遙遠。務實來看，鄰避型開發計畫都應學習的第一步，就從資訊公開透明、盡早啟動對話的民主機制開始做起。
陸已興／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