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議題在近幾年已經成為新聞焦點的「固定班底」，只要有食品相關的新聞，獲得關注的程度都超越各類議題，是少數能展現媒體「專業性」的新聞，但是長時間下來，各種解決方案已經是老調重彈、沒有新意，是少數公民的能量沒有充分發揮的領域。

在眾多的新聞議題中，食品議題與一般民眾的關係最緊密。台灣人日常飲食都來自於食品工業、食品業者的時間並不長，幾乎每個人都還保有家人親手製作食物的記憶，各種「媽媽的手藝」幾乎都還未失傳，而且，食品工業比起家庭製作的食物，除了具有比較長的保存期限之外，口味、品質的差異並不大，工廠、店家所販賣的食物，一般人幾乎都能製作，而且品質不會差太多。嚴格說來，台灣人對於食品的行業內涵，應該是很明白的；一般人或許不明瞭電腦的價格有沒有過度膨脹，但是食品價格有沒有名不符實，台灣人並不會陌生。

然而，怪異之處也在於此。台灣人對於政治、教育事務頭頭是道，總能說出一番道理，也很善於利用職場人脈而獲得各種八卦，以至於媒體需要三不五時透過臉書、PTT、YouTube等網站來獲得新聞報導的靈感。但是對於食品這一個這麼貼近一般人生活的議題，實際的狀況卻是由少數菁英主導了議題的方向，食品安全議題幾乎都是由檢驗來發現，報導方向大量的由「學者專家」決定，而解決方案也幾乎萬年不變就是集中在加強查緝、加重處罰。民眾幾乎在事發之前都不知道小吃、麵包、油品生產過程有任何潛藏危機，而只能在事件爆發後被動的唾罵商人黑心、健康受影響。

如果我們觀察這幾年台灣對於相關議題的反應，大概會得到一個印象：即使台灣有許多人在求學生涯在食品業打工做過，但是台灣實地看過食物烹煮、調配過程的人，比起知道電腦組裝過程、機車維修過程秘辛的人數，要少了很多。這當然不是常態。相較於電子、機械產品這類消費性商品具有製造的高門檻，以及鑑定的專業性，以至於發生糾紛時常出現難以辨認對錯的各說各話狀態，但是食物品質的便是卻相對容易。

我們明明有龐大的食品安全查緝能量厚植在民間，但是對於食品業的監督權卻幾乎都落在政府、專家手上，似乎只要政府對於食品檢驗、查緝的人力不足，唯一剋制食品標示造假、胡亂添加配料的應對方案就只剩下「加重處罰」，而且還是逐步加重處罰卻還顯得無法抑制違法食品氾濫。台灣人並沒有非要將食物交由工廠、店家打理的急迫性，最糟的狀況也不過就是回到自行烹煮的狀態而已，之所以要倚賴便利商店、食品業者、商店的理由，無非就是為了覓食方便而已。

台灣外食的人口眾多，對於食品的品牌忠誠度並不高，業界理當對於消費者龐大的商業能量存有敬畏之心，但是從塑化劑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以來，所顯示的狀況幾乎都是業者刻意作假，或是對於原料的純正性完全不查證，以至於事件發生後都是用時間來沖淡民眾的記憶。業者幾乎無畏於消費者的抵制、拒買能量留下深刻印象。

以台灣的環境而言，食品安全是個人人都能監督，也能發揮作用的議題，但卻對於政府常常對事前預防兩手一攤、業者常把問題歸咎到原料有問題，而顯得很無力。民眾原本應該是處於強勢的地位，卻因為拱手讓出民眾集結監督、用拒買來進行反制，才會變成被動、弱勢。

左看：重返亞洲部署殺戮連鎖

兩韓停戰60年，但是停戰並非終戰，隨著美國重返亞洲的安保策略協商與佈局啟動，看來這段停戰過程，只是為了下一波進行相互毀滅的戰鬥厚植實力而已。

不過，面對北朝鮮可能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個威脅，有兩個層次的矛盾浮現。第一，美國對於日韓中之間的竹島／獨島、釣魚台爭議，既未制止日本的擴張宣揚領土主權心態，也不願針對安倍首相修改和平憲法的企圖進行任何表態，美日中韓之間的四角合作關係顯然矛盾張力倍在。第二，韓國內部縱使不斷提高軍武預算，美國原應於2012年4月歸還給韓方的戰時指揮權，於2010年發生天安艦事件之後，被韓國要求遞延至2015年12月。這些在在顯示：韓國的軍體自禦仍需要巴結大國外力。

朴槿惠總統雖自豪宣布Kill Chain（衛星偵測打擊循環系統）可以先發制人，在北朝鮮的核武發動前，就先行攻擊，「讓北朝鮮知道自己的武器無用」，顯然是「挑釁第一，對話其次」。反觀美日韓這幾個國家，自身懷抱好幾個核電廠，還想將技術輸出至第三世界國家，對付北朝鮮時咬牙切齒一付凜然大義，甚是荒謬。而台灣如果再妄想：在此等重返亞洲部署下，可以藉助與美國的盟友力量，防備中國武力逼統，那根本是期待債務人（美國）幫自己反咬最大債主（中國）的天真輸誠。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節譯■葉興台

澳洲新南威爾斯省遭遇40年來最危險的森林大火，好幾百棟房子付之一炬，數千人生命遭遇威脅，日前更宣布該省進入緊急狀態。但有一種不太真實，卻更恐怖的野火漸漸威脅到我們每個人的家：不穩定的全球氣候，正潛伏在下一個山脊，並以高速衝向我們，可能為人類文明帶來可怕災難。

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就像可惡的縱火犯所引燃的森林大火，我們人類正在製造一場大火。儘管不容易看見，但這場大火更恐怖，因為我們沒有逃離家園、拯救自己的選擇。我們的家就是整個地球，我們沒有替代方案，只能留在地球，為了拯救自己而奮鬥。

科學家正急切地呼籲各國政府採取快速且果決的行動，避免更危險的野火、風暴、洪水和乾旱；在海平面上升之際，避免必須遷移整座城市；避免觸發回饋圈（feedback loops），製造無法辨識和充滿敵意的星球。

面對這種威脅，把這種因氣候變遷所導致的大火，連接會引發更嚴重大火的政治焦土政策甚為重要，拒絕做這種連接、甚至攻擊做這種連接的人，其實是在罵人下地獄。悲哀的是，目前我們把頭埋進沙子的政策辯論中，所採取的典型策略就是後者。

指控某人將森林大火政治化，究竟有何用意呢？就像澳洲綠黨副主席班德特（Adam Bandt）上週四在推特上發文說，澳洲總理亞伯特打算取消碳排放徵稅法案，又主張擴展煤礦業，簡化砍伐林木、採煤、開採油氣的申請程序，將引發更多森林大火，遭澳洲環境部長杭特抨擊將森林大火政治化。

政治是社會一起辯論和決定我們共同的未來，在這種崇高的理念下，將快速惡化的氣候這個議題政治化，比任何議題更來得急迫。但政治本身已經沉淪。對澳洲很多政治人物和媒體而言，政治不過是一場遊戲，每次誰贏誰輸，每個玩家的動作，已變成唯一的焦點，卻犧牲我們為何玩這場遊戲的嚴肅討論。

指控澳洲國會議員將某個議題政治化，不過是反應了狹窄的自我利益，凸顯出澳洲政治已經殘廢。當一個專家引用明確的科學證據，指全球暖化是引發這些森林大火的原因，但有記者卻只膚淺地問政府官員：「你對班德特的推特發文有何看法？」

更糟的是，在當前澳洲的政治氛圍下，指控他人政治化，會得到政治利益。對右翼政治人物和媒體而言，這有助於分散注意力。端出無足輕重的事情，或討論一篇推特發文的對錯，比面對全球暖化的可怕真相及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廣泛社經變化，似乎容易多了。

無論森林大火燒向何處，不爽綠黨正副主席米爾恩（Christine Milne）和班德特連結氣候變遷和森林大火的同一批評論員，都毫不猶豫地指控綠黨「無法阻止火勢往自己身上蔓延」，但事情才不是這樣。對這些評論員而言，是否有全球暖化這個問題，現在下定論還太早，但對綠黨的看法，早已有了心證。

當森林大火在竄燒，我們卻不能提到引發森林大火的全球暖化，這實在是一個可怕的諷刺。時間已進入10月，森林大火只在新南威爾斯省竄燒，這個議題在澳洲卻可能延燒半年。

此外，當心愛的人即將死於肺癌，難道不該為他們的生命祈禱，並追究香菸公司的責任？2007年12月因癌症而死的建築工人班頓（Bernie Banton），下半輩子都在對抗肺裡的2種癌，並為自己和其他罹患類似癌症的工人，向石棉製造商尋求賠償，難到我們不該尊敬他？

我們不該只討論全球暖化，而不提及森林大火。在綠黨努力爭取更多緊急服務資源時，我們也不該停止對抗森林大火，只處理全球暖化這個議題。只有在我們聰明到同時處理2個議題時，我們才能真正地對抗森林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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