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3-12-19─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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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3-1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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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目錄 ★ ★ |
社論:「梅克維利」政治 |
梅克爾其實並不是決斷型的政治人物,她做決策的速度緩慢,而且常常猶豫反覆。但是,她居然可以把猶豫變成馴化的手段,進而運用危機、轉化危機,將危機運作為強化其權力的工具。譬如,面對諸多經援南歐國家的方案,她總是先持否定的態度,而後再慢慢轉為「在某些條件之下,或許可以同意」。她從來不明確地給予「是」或「不是」的答案,而常常是同意與否定並存。於是,可能的「否定」反而更讓其對手意識到她權力的存在,在「既是也不是」、「既不是又可以是」的游移之間,最後是由梅克爾給予條件,設定遊戲規則,從而讓德國規範了整個歐洲的政經秩序。 有人說她對歐洲的野心,可以比擬為希特勒,這其實是言重了。若真要做比擬,那麼梅克爾其實是馬基維利獨特的傳人。馬基維利所處的16世紀很像我們這個時代:舊秩序崩倒了,新秩序還沒有誕生。馬基維利在這樣的時代形塑了一個過渡時期的理念:政治,就是如何獲得並維繫權力的藝術,因此,不能將政治與道德混為一談,更不能讓僵化的道德阻撓政治的運作。梅克爾加上馬基維利,這是當代的「梅克維利」政治,也就是這位總理的秘密。 如果說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危機社會」的時代,那麼梅克爾適巧掌握到面對危機社會的態度。在一個日趨複雜的社會中,政治人物往往被要求要能夠控制「不確定的狀態」。許多掌權者就這樣意圖去「控制」,去滿足時代的召喚,結果往往碰壁挫敗,甚至反而招引群眾更大的憤怒。承襲馬基維利理念的梅克爾卻很清楚「不可控制」就是當代的特徵,而政治的本事就是要如何從中塑造希望,找到動員民眾的能量。她很清楚危機可以用來開發想像力,可以釀造更多的可能性。 這種「梅克維利」思維,值得我們的領導人思考。譬如,馬英九總統時時刻意要表現他的「積極性」,試圖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甚至做無人能控制的事,最後不僅毫無結果,甚至帶來禍害,激發民眾更大的憤懣或輕蔑。馬英九其實誤解了自己的能力,也誤讀了這個時代! 【關注更多新聞請加入立報粉絲專頁】 |
(回目錄) |
左右看:一個戰士之死 |
曼德拉死了。 一個偉大戰士的死去,不單單帶走他個人的肉身,也帶走了那個年代的青春。曾經,世界是那樣熱血年輕,許多人前仆後繼地奮勇向前付出血淚,只為了回應現實對他們的召喚與提問:人該如何活著才能像個人?他們有人默默犧牲,以鮮血澆灌地土。他們有人幸得掌權,在艱難世道彳亍前行。正因為世道艱難,戰士們更珍惜著相濡以沫的兄弟情誼,那是弱小民族休戚與共的世界觀與連帶感。 但那個世代的人們,早已退出舞台。接班的新世代總說戰略夥伴,而非民族弟兄,其意思在於:有利益時才是同伴。不若兄弟共處,無論大局如何艱難,兄弟總得咬牙互助。過於老練的當今世道,誰還認人兄弟,誰就被當笑柄。這年頭人人都想當領頭羊,要當金磚一員,要當文明大國。 當今戰士難尋弟兄,退役戰士在他死後,兄弟互挺的過往還得成為奴才蒼蠅營營恥笑的話題。「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虫豸們!」 當曼德拉在南非力抗種族歧視,美國黑人正爭著民權,巴勒斯坦早已與占領家園的以色列奮戰,而中華民國與美國一起挺著南非國民黨。 那時,反抗者曼德拉成立武裝組織進行反抗,卻招來南非與美國聯手,將他逮捕入獄。時值44歲的他,開始那看不見終點的監獄生涯。除了少數支持民權運動與力抗不義體制的行動者,絕大多數的人們總是把曼德拉視為極端的危險份子,樂見其監禁。 1990年曼德拉終於出獄,幸而過往監禁並沒有傷害他的心靈,反倒成為一個人格者,促成南非的轉型與和解,這段轉型正義的過程,至今仍是許多人們津津樂道,甚至效法學習的對象。儘管終結白人統治的新南非依舊有著難解的問題,他所創健的政黨如今也飽受批評,但曼德拉的受難過往與其人格特質,使他一直是弭平分歧團結南非的精神領袖。 人們傳唱〈光輝歲月〉,也許是對於人格者的欽佩與懷念,但請別忘了歲月之所以「光輝」,是因著他長達27年半的監禁人生所致,更是包括你我在內的人們集體漠視不義體制,共同造成的不幸。 【關注更多新聞請加入立報粉絲專頁】 |
(回目錄) |
交介面:日月照不到的地下 |
一位少年枉死於母親及其靈修教友的長期監禁與凌虐。人們再次站在清明而正直的一方,透過媒體觀審,譴責母親的愚昧,批判教主與教友的邪惡,怒斥該團體為邪教;這事件似乎也在邪惡終究不敵正義此一意義上劃上句點。這模式像極了18年前發生於東京地鐵的沙林毒氣事件,日本媒體就是以正義和邪惡、正常與瘋狂、健康與畸形的對立結構,提供民眾對奧姆真理教施放毒氣的認知。然而,在小說家村上春樹的眼裡,這種二元對立的簡化處理,反而是他思索的開端。 村上春樹以《地下鐵事件》整理他對受毒氣事件波及受害者與家屬的口述回顧,又以《約束的場所》匯集奧姆真理教徒於事件之後的想法。既然人們已經將這些教徒視為愚昧與邪惡,村上這麼做究竟還有什麼意義?對他來說,媒體的報導框架符合既有體制的價值觀念,除了讓人們再次肯定「正常的我們」與「變態的他們」的不同之外,別無其他啟發性的訊息。村上試圖去理解這些教徒的想法並不是對他們抱以同情或是單向的批判,而是向站在正常、正義一方的「我們」提出大膽而深刻的問題:那些為我們理所當然排除或避免正視的邪惡或愚昧並非真的與我們無關,是否在自己心中的某個地下(underground)蟄伏著? 那麼,一般人與奧姆真理教的信徒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不少奧姆真理教徒都是出於對自我的獨立自主性的追求才進入教團,村上認為,這些教徒看似強調自我的自主性而脫離他們感到格格不入的社會體制,實際上卻是將自我以及開啟的鑰匙這些珍貴的個人資產,一起託付給教主麻原彰晃這個「精神銀行的保險箱」,好像一旦找到值得將自我的追尋交付的對象,便不必再辛苦地思考了。然而,麻原彰晃個人的自我卻不是開放的,而是將人性的缺陷封閉在一個閉鎖迴路中,教徒們也宛如被魔法巨人封閉在貼上「靈修」或「宗教」標籤的魔瓶裡,反而比在先前的社會裡更加喪失自主性而不自知。村上藉此反思一般人某種程度上也可能將自我委付給既定的社會體制,並以社會所賦予和認可方式自主般的活著。村上耐人尋味地說:「你有沒有對誰(或什麼)交出自我的一部分,而接受做為代價的『故事』呢?我們是否對某種制度=體系,交出人格的一部分讓人代管呢?如果是的話,那制度是否有一天會向你要求某種『瘋狂』呢?」 詹姓少年的枉死還能讓我們得到什麼省思呢?當反多元成家的群體以維護集會場地秩序之名將異議者圈禁在糾察隊的人籠中,那些戴上口罩將人圈禁的年輕人,是否讓渡了某些自主與反思呢?綁架著人民的政黨與意識型態,又會在何時向人民要求某種瘋狂? 圖說:靈修團體日月明功把默園作為聚會場所,因此傳出有高中生被虐死,興建默園的台灣作家陳錫奎的後代,針對這陣子傳出的風風雨雨,頗感無奈。(圖文/中央社) 【關注更多新聞請加入立報粉絲專頁】 |
(回目錄) |
左翼視野:亞太影展的偏執與鄉愁 |
第56屆「亞太影展」甫落幕,但由於台北亞太秘書處執行長周守訓未經過理監事會議通過、即讓北京首度以大陸城市代表身分加入,引起檯面下的爭論,更引發台灣電影人產生再次被打壓的憂心。周守訓從自身政經利益考量去處理問題不值一提,而中國大陸電影能否參加「亞太影展」以及進入該影展以後會產生何種政治效應,值得有不同層面的討論。不過我們應該回顧「亞太影展」的歷史看待此討論,並再次面對冷戰對亞洲文化生產的深遠影響。 「亞洲/亞太影展」原先成立目的就是於冷戰時期打壓中共的活動。1953年日本大映董事長永田雅一發起、邀請邵逸夫等人籌畫,於隔年在東京舉辦第一屆「東南亞影展」,後因成員的擴展陸續更名為「亞洲影展」、「亞太影展」。儘管1983年影展性質改回競賽型,但由於早期會員國皆非社會主義國家,其章程中也明文排共,同時專業性不足,採取各國都有獎的頒獎方式,使得該影展一直被視為反共電影人的年度政治性聯誼活動,而被戲稱為「反共影展」。長期以來,不只中國大陸不能參加,早期就連香港左派影人也不得參加。 香港電影在政治與文化場域的特殊位置,一直是兩岸極力爭取靠行的對象,也成為左、右兩陣營對峙的縮影。1950年代於香港成立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通常稱『自由總會』),受台灣政府委任,負責審查港產電影在台上映資格。按當時規定,若港產電影團隊中有左翼工作人員或演員,該電影就不准在台上映;同時要求香港公司或個人要先加入「自由總會」才可參與「亞太影展」、申請入境台灣、領取台灣的獎助與獎勵。「自由總會」用種種手段封殺香港左翼影人,或逼使他們投向台灣,同時香港電影公司也因市場考量不願資助從階級角度出發的影像創作。內外夾擊下,香港左翼影人被迫選擇轉向或轉業,使香港左翼電影也於1970年代被消滅。影像對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的強大影響力可見一斑。 電影衍生的各種生產活動一直是重要的意義鬥爭場域。近年來亞洲後起的影展舉辦得有聲有色,加上中國大陸電影日益受到世界矚目,「亞太影展」對電影行銷與城市行銷的影響力不若以往。1990年代以後,亞洲各國/地區參加國際影展與參加奧運一樣,都不能迴避後冷戰、後殖民政治架構下的意識形態鬥爭,及其所引發的階級間、族國間的爭相角力。就「亞太影展」本身發展而言,恐怕無法繼續維持聯誼高於專業的調性,更應該褪去反共、恐左的冷戰偏執與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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