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4-03-20─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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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4-0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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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論：小青年的憂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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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宣言提到：「服貿最大的問題在於，自由化下只讓大資本受益，巨大的財團可以無限制的、跨海峽的擴張……將侵害台灣本土小型的自營業者。」這是明確指出，服貿協議做為自由化的載體，其目的在圖利大資本、大財團。 宣言也說服貿的本質，「在去除國家對人民的保護」，「不管統獨、不管藍綠，這是一個少數大資本吞噬多數小農小工小商的階級問題，更是所有台灣青年未來都將面臨的嚴苛生存問題」。這是認識到服貿協議將造成國家保護政策的鬆弛，為大資本剝削小農小工小商和小青年開啟更大的空間。 如果我們不太執著於整個運動中被綠營刻意強化的反中或反馬意象，這樣的訴求，將小青年與「小農小工小商」綁在一起，不免讓我們回想到1968年代全球學運的階級運動性質。亦即，小青年的憂傷，其實是某種階級壓迫的感傷；小青年的憤怒，其實是對於階級剝削的義憤。 如是訴求，將「平等」的議題再度提升到民主運動的核心，而對於平等的關注，正是政治的開端。就如同法國哲學家洪西耶（Jacques Rancière）所說的，政治存在於「當宰制的自然秩序因無份者爭取其『份』而斷裂的時候」，亦即，平等的認知導致對既定秩序、既定權力的質疑，也喚醒每一個人（包括無份者）對於公共事務的積極介入。在哲學家看來，平等本身也許不是政治的目的，卻是對社會上所有意圖規範「秩序」者的必要挑釁。 就這一點來看，台灣小青年的憂憤其實並不是孤立的，它與源自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近年燒遍歐洲的「憤怒者運動」有同樣的根源，都是意圖掙脫1980年代以來居於主宰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歐美先進民主國度都因為政府對大財團的過度傾斜、金融資本的邪惡貪婪以及貧富差距的可恥擴大而面臨正當性的危機。蜂擁街頭的青年很清楚地意識到，不平等的問題正在腐蝕民主政治。民主不在於高頻繁的選舉，不在於代議的形式，不在於政黨的輪替，平等才是政治的最高倫理！ 在台灣，當有人以「自由人」立場做宣言時，他們很自然地把自由市場、自由競爭歸為自由民主社會的重大價值。我們願意在此提示馬克思談自由貿易時的警訊：不要受自由這個抽象字眼的蒙蔽！這是砷砒的自由……這是資本壓榨勞動者的自由。當這種自由不過是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必然產物時，怎麼還能把自由競爭奉為自由的觀念呢？ 圖說：立法院議場內抗議人潮仍然很多，警方聲稱考量議場是國會殿堂及有立法委員在場，因此昨晚清場受到阻礙。（圖文／姜林佑） 延伸閱讀 【關注更多新聞請加入立報粉絲專頁】 |
| （回目錄） |
| 左右看：貧富極化的兩個世界 |
樂施會（Oxfam）發表《兩個英國的故事》報告，呼籲眾人關注貧困問題。對於貧困人口來說，不斷上漲的物價，增加生活基本開銷，實質收入的停滯不前，加上政府近來在社會與公共預算的刪減，讓人們抓襟見拙，生活更顯困窘。 在占1／5英國人口的1,260萬貧困者裡，工作家庭的數量甚至多過於無工作的家庭。換言之，即便人有工作有所得，依舊不足讓人脫貧。與之相反，付者所得持續成長，規模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單是英國最有錢的家族，就坐擁79億英鎊（約3,993億新台幣），即便是相較於最底層的1／10（約630萬人）英國人的財產總和，也都還多出9億英鎊（約455億新台幣）。 類似議題，台灣並不陌生。「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新聞，無論是種鳳梨或水蜜桃，總會激起人們的義憤與罪疚，用消費捐助作為自我救贖，以為可藉此弭平難堪的現實創傷。只是風潮過後，眾人只會繼續編織有錢夢，有力者金融投機，無力者俗民樂透。至於合宜的社會制度，平等的所得分配，那些真正可遏止貧富極化的體制變革，總排不進現實政治的議程裡。 曾有一張標示各地堅尼係數的世界地圖在網路流傳，出自於2009年CIA所發布的報告，該圖顯示全球近半數的地區都處於0.4的警戒線之上，鄰近的香港也已突破0.5。近日樂施會所發布的報告，讓人又想起這圖片。根據樂施會，若將全球所得分成兩半，一半則是屬於1％全球最富有的人們，另外一半則是剩餘99％人口的。另一個驚人對比是，全球最有錢的85人，他們所擁有的資產竟可以等同於最貧窮的35億人口。 顯見貧富極化已是全球共同的嚴峻課題。只是在這經濟疲弱的年代裡，各地政府總要力行撙節，大幅刪減公共預算與社會補助，說可藉此解決窘迫的財政困局。但公共預算與社會補助最為主要的受益者，恰是既有經濟體系裡的弱者，正因他們處於劣勢，更需政府扶持，藉以維持生活的基本開銷，繼續參與經濟體系與社會運作。 撙節政策只會讓弱者更加不堪，加大貧富差距，造成更大的問題。相較之下，台灣近來向富人加稅的政策，是近來少見的值得肯定的稅制改革。只有確實地讓稅制得以發揮所得重分配的積極效用，才能真正解決財政困境與貧富差距的問題。 圖說：攝於2004年5月19日。（圖／中央社） 延伸閱讀 【關注更多新聞請加入立報粉絲專頁】 |
| （回目錄） |
| 窺天集：台灣代議民主的末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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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多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國會審查，在國民黨國會黨團撕毀黨團協商決議強行宣佈「視同已經審查完畢」之後，引發抗議的公民團體與學生佔領國會議事廳的行動。此舉為中華民國政府立憲以來的首役，也指出近代西歐代議制民主在台灣的末路！ 西歐代議制民主在台灣的實踐有兩個軸心：定期選舉政權機關和治權機關。政權機關和治權機關依照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的定位，前者為「人民有（政）權」的實體；後者是「政府有能」的實體。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政權機關即是掌握主權者表示意思的機器，在全國範圍，目前就只有立法院屬之。治權機關即行政機關，在中央就是行政院與總統府。依照民主政體的真意，治權機關要聽命於政權機關，政府要聽命於人民，奴才要聽命於主子。然則，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民主的範圍是一步一步擴大的，有時也會一步一步縮小。 西歐代議制民主是一個尚未發展完熟的民主制度，最老牌的議會民主國家根本不是一個共和國，而是一個王國，國家主權屬於國王一人。這種君主立憲的體制拘束了人民的主權想像，無法建立「這國家是我和全體國民所組成，我們擁有這個國家的主權」這樣的想像。因此，西歐代議制民主本質上還是一個政治工具，只要在社會菁英代議士「以人民（國王）之名」的治理下相對富足安全，人民就不會產生像法國巴黎公社般的深度民主意識，願意（或不反對）由代議士以權力代理人的身分代替公民行使政權。 西歐代議民主在台灣的實踐還遇到兩個難題，一個是中國的帝國封建政治文化，一個是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文化。兩個帝國統治政治文化雖然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然而都是主權屬於帝王的效忠文化，愈加使得台灣人民難以孕育有如巴黎公社般的真正民主意識與自信。沒有政治自信的選民會願意（或不反對）將政權移轉由代議士行使，只求代議士如歐洲莊園領主一般地護衛安居樂業的小確幸。至於關說與圖利，不過是現代領主們的特權而已，選民自然不會在意。 所以國民黨立委張慶忠的作為，不過是身為現代領主們的自然表現，本不足為奇。只是發動領主們奇襲的國王大概也忽略了，自己和這些領主們畢竟是在21世紀穿著西裝號稱民主共和國的台灣。 管見以為，這是一部跨時空穿越政治劇，既指出了西歐代議制民主在台灣的末路，也給當代台灣人民一個課題：革命嗎？還是等死？ 圖說：「反黑箱服貿」的抗議學生19日上午持續占領立法院議場，抗爭一夜的學生和民眾紛紛或躺或臥在地上休息。（圖文／中央社） 延伸閱讀 【關注更多新聞請加入立報粉絲專頁】 |
| （回目錄） |
| 瞭望台：日式「KANO」與台灣「嘉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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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民 電影「KANO」的世界與台灣「嘉農」有多大乖離？先讓我們回到歷史。 1931年8月4日，台灣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嘉農」隊）帶著台灣父兄的期待，乘船出發到大阪甲子園參加全日本中學校棒球大賽，結果大大超出大家的預期得到了準優勝（敗給優勝的「中京商隊」），於8月30日歸台。這在當時正處於世界和日本的政治大動經濟大蕭條時期的殖民地台灣來說，特別是在台灣社會運動正受到總督府的大逮捕大鎮壓的時刻，「嘉農」隊在「內地」的優異表現，的確給殖民地台灣人帶來了一些榮光和想像。 依據當時唯一的台灣人報紙《台灣新民報》報導，台灣人對「嘉農」隊的期望和看法有幾個特點：（1）它是真正的台灣代表隊，在這之前都由日本人組成的球隊參加甲子園，這次由台灣人（漢族）、原住民（當時稱「高砂族」）、大和族（「內地人」）三民族混合的「嘉農」隊才是真正的台灣代表隊。雖然「嘉農」隊由「漢」2人「和」3人「原」4人組成，與當時真正的三個民族人口構成在比例上有很大落差（全人口大約「漢」400萬「和」20萬，「原」大致與「和」相同；嘉農學生數，「漢」393人「和」65人，「原」未列出，推計不超過10位），但是當時的台灣殖民地人覺得只要不由日本人「包辦」就算台灣代表隊了，故對「嘉農」寄以厚望。 （2）更重要的是，期待「嘉農」發揮運動員精神，「與其骯髒取勝倒不如乾淨戰敗」。認為「嘉農」在球場上真正展現了「超越民族的公平競賽」。作為台灣人社會文化運動民族解放運動代表的《台灣新民報》，在總督府「露骨的強欺弱」、「內台不融合」、「一視不平等」的殖民現況中，透過讚揚「嘉農」隊在球場上展現「超越民族的公平競賽」的意義，批判了殖民體制的民族壓迫，並表達了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理想。這與日本人一面維持不平等的殖民體制，一面鼓吹「一視同仁」的共榮論是不同的。1931年前後，世界經濟大恐慌橫掃日本波及台灣，日本右翼軍部暗殺政客掌控了政治走上對中國侵略；台灣總督府對農民組合、台共進行大逮捕同時，爆發了霧社事件。1931年2月禁止了台灣民眾黨，爆發了第二次霧社事件；在「嘉農」隊搭船前往甲子園的時刻，台灣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領袖蔣渭水過世；翌月，日本在「滿州」發動了「九一八事件」。 電影「KANO」雖然以「嘉農」為題材，但鏡頭的敘事完全抽離了前述殖民地台灣的歷史脈絡和時代脈動。在時代真空中，電影把「嘉農」挪置在一個以日本人教練近藤為主軸，充瀰著武士道野球精神的世界秩序中進行，再配上無限遐想的日語，台灣「嘉農」成了日本「KANO」。其中有不少熱鬧的甲子園棒賽和轉播場景，聒噪著擬現代的興奮，吸引了現代台灣人集體去歷史脈絡的歷史想像，「嘉農」已幻化為日式「KANO」。再加上一個像從神界下來的異常高大的八田與一形象，配上可憐無水又猥鎖的台灣農民以及保守落後的台灣市井小民的形象，電影毫無掩飾的露出仿殖民者「文明」人的目光，俯視著「台灣人」。 「KANO」與「嘉農」的乖離，不止緣由於80年的歷史距離，更來自敘事主體在現實政治中的歷史想像。 |
|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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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