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世昊

3月13日下午，在《核廢何從──電視公民討論會節目》（註1）錄製最後，一位年屆六十的太太羞澀地、小心地提出結束前最後一個提問：「聽完這麼多討論，我是覺得是不是能夠用其他的能源像是太陽能、風力來取代核能電廠，請專家發表意見。」節目主持人這時提醒這位提問公民，還是要請她聚焦在核廢處理的問題上。發言的太太看來有點不好意思，但繼續用她害羞極小聲的音量，仍然在問「排除核能這個選項後的發展是不是比較好」，並不是針對原本最後一題關於核廢料如何處置或對健康的影響的題目設定。

當時坐在學者專家桌的我，第一個反應是：漂亮！公部門一直想迴避、脫鉤的核廢與核能使用問題，碰到參與公民若要還堅守自己的原初關懷（給社會一個最少爭議與擔心的未來），就不容易在一籮筐的資訊與專業知識的「啟蒙」下，變成「專業政治」前的順民；單純的渴望把核能主辦與主管單位的分割又矛盾的視野拉了回來，這就是公民力量的價值！

情緒的另一面，我又也忍不住去聯想，有沒有機會利用我被放在專家學者這個位置，幫這位太太拉抬一下「聲勢」？或許主持人（建議每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想像自己是主持人）、擁核相關部門從這個「離題」太太的發言會暗地這樣想：「果然一般公民的素質還是沒有辦法與專業對話，竟然進行到最後，還可以提出來一個跟節目主題限定的內容不一樣的想法。」果不其然，身兼台電董事的擁核教授就先反映這和原本題目不相關，然後才繼續講述自己的看法。

專業評估分割配合政策分割

因為主持人與在座發言的幾位學者，是第一次接觸這些參與公民討論的公民，所以很自然會以為發言離題了。但如果主持人有機會進一步了解到這位太太（或者說20位參與公民）在錄製前的參與過程，應該很快可以省悟這位太太的「不切題提問」，恰恰才是清楚地點破了核廢選址爭議的關鍵之一：有末端處理困難的能源生產，為什麼要只因為已經出現了收拾爛攤子的急迫性，就不必回答關閉這種生產的可能性？

這些參與公民討論的成員並不是臨時前來的觀眾，這是經由政大、台大、陽明與世新教授組成的審議式民主研究活動宣傳後，從上百位報名者中抽選，他們從全省各地（包括花東與離島）來到台北，並經歷數次全天候的上課與發言，討論與精簡題目內容後的民眾。他們已經聽過台電關於低放核廢最終儲存場必要性的解釋，聽過核能學者關於國內外儲存場現有技術的經驗，聽過選址程序的標準報告，也閱讀了研究團體整理出的近40頁的議題手冊。最後我們看到的「社會現實」是：民眾要求當局給予一個相關聯的癥結讓人滿意的回覆，才好繼續幫忙思考──解決核廢料目前仍找不到適當放置處的技術問題，很教人頭痛；但是解決核廢料產生的主要源頭這個答案，更不能迴避。

在台電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與公投」宣傳手冊裡，呈現的就是目前核能相關公部門的決策邏輯。其中的科技專業觀與政策性推疊起來的要素包括：就算沒核電還是有其他放射性物質研究運用產生的核廢、核能既已使用核廢處理人人有責、核廢場址妥善處理對人體沒有危害。於是核能與核廢脫鉤，核廢安全與核電廠安全考量脫鉤，核廢的世代正義與現實的不公平性脫鉤。最後就是：國際經驗證明，只要排除不信任，技術已經不是選址問題的困難。

公民提議審議能力應超越行政承諾

當然這兩年來選址上的挫敗，官員們也不是沒有意識到，上述邏輯好像還是說服不了大眾。這一年來幾次碰到原能會的官員，他們都向我表達過，願意邀請我們環保團體對話，甚至是給與平行決策的可能性。無論環保反核團體對這些討論形式的評估為何，目前看來是一個新階段：核廢場址公投與公民審議，可能變成反對者與贊成單位的前哨戰，而不再是過去公權力強制執行與民眾直接行動反對做為第一個戰場。反核團體的現下課題，不是要不要天真的相信官員新的民主決策空間正在形成，而是去教育主事者勇於承認民主決策的前提條件是否成熟。

如果經濟部、台電或原能會以為該單位不再走過去的威權決策，新的辦法簡化為「有邀請民眾參與」，負責與環保團體接觸的公務員很快就會發現：這些對話嘗試，回到機關內會被其他保守勢力包括任務執行上的壓力吞沒；相對的，參與討論的環保團體與民眾，就成為政策民主點綴性的犧牲品。

關鍵就在於：公部門自行設計的討論框架，總是傾向於排除民眾最深度的關懷，與最有挑戰性的資訊，於是在專業評量上來回審視，卻既沒回答民眾最需要的答案，也回贈了專家政治型官僚批評的空間。讓所謂民眾參與制度，很可能變成曇花一現的行政官員好意。

就以我在節目中舉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學術研究團隊無法蒐集到足夠的正反面國際經驗相關資訊。於是我幫忙蒐集到，網路新聞裡，有不少在這兩年關於德國下薩克森邦的Asse II核廢儲存場核種外洩、卻可能被隱瞞了20年的外電消息，以及德國官員發現，現在要處理當初的掩埋技術，可能需要難以估計的成本（註2）。這樣重要的對比訊息，卻沒有被研究團隊成員注意到，其中蘊含的事件掌握能力、語言隔閡和資訊整合準備時間，都有關係。

排除偶爾的確有一般民眾在資訊蒐集與解讀能力高過專業人員的情況（例如綠盟在今年1月邀請的日本反核地質斷層專家武本先生），如果由教授與碩博士研究生組成，並有專家學者加持的研究團隊，都有資訊處理上的能力限制，那麼在資訊蒐集能力更不熟悉的民眾，又如何能順利（或適時）拿到進場討論核能與核廢政策的「通關卡」？換句話說，時髦的資訊公開、民眾參與和審議式民主的前提準備方向，須要有反向操作的空間，也須要考量意見不同方在行政公共資源上的公平性。

初步建議是，執行官員在用專業資源回答質疑並說服大眾順利推行政策之外，必須接受另一種制度變革，力求用專業資源滿足民眾說服公部門放棄爭議政策的努力和可能性。沒有這些改變，NGO團體和民眾懷疑「民眾參與」的設計為「鴻門宴」，政府屢屢錯失提出滿足社會共識政策的機會，就沒有甚麼好奇怪的了。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註1：節目主辦單位是由跨學校、跨領域教授所組成的審議式民主研究團隊，自今年初開始執行，公共電視台為協辦單位。也邀請了台電、原能會、綠盟派代表和幾位學者擔任準備會議執委。

註2：可參考http://www.bellona.org/articles/articles_2008/german_leak

■李春嬌

位於南太平洋的島國吐瓦魯，日前（2月26日至3月1日）舉行一連四天的國王潮汐慶典（King Tides Festival），開幕典禮就在蘭儀大酒店，當地政要、台灣大使館、台灣技術團、遠從世界各國前來的媒體朋友們共襄盛舉，一邊吃著吐瓦魯當地食物：炸麵包果、生魚沙拉、椰汁料理、烤乳豬等，一邊欣賞吐瓦魯傳統舞蹈，在熱鬧的氛圍中展開了慶典。

所謂「大潮」（King Tides），通俗的說就是特別高的潮汐。此次是吐瓦魯第一次舉辦慶典，活動五花八門，有騎腳踏車比賽、划獨木舟比賽、傳統舞蹈表演、傳統手工編織、影片播放等。

在吐瓦魯，大潮往往讓民眾聯想到氣候變遷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居民Lise Suiola說，活動一方面慶祝吐瓦魯的存，也一方面提醒大家，全球暖化這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正在吐瓦魯發生。居民Charles Safesa表示，大潮每年都會發生，這之間應該要做更多的事，並不全然贊成舉辦慶典活動，也或要觀察今年的活動成果來決定明年是否支持。

吐瓦魯地勢是由珊瑚礁岩組成，在2月27日午後下起滂沱大雨，吐瓦魯許多低窪地區，已分不清楚究竟是雨勢或是大潮而造成積水，隨處可見到吐瓦魯孩子在雨中嬉戲著，甚至是洗頭髮、洗澡。

在雨滴落下之處仔細觀察，會見到積水處不只有來自天上的雨水，其中還冒著許多泡泡──這些泡泡正是大潮的經典象徵，原來吐瓦魯的珊瑚礁地勢，在海水上升時，海水將孔隙中的空氣向上擠壓，就形成地面上看到的冒泡泡現象。

原來，親身見證後，才知道海水是一點一滴慢慢地從地下滲透上來，這種國土一點一滴受到大潮覆蓋、吞噬的感覺，讓初次認識的我不寒而慄。

在大潮來時，筆者與Safesa坐在一家民宅外，看著空地上開始滲出海水與冒泡泡，邊談論著大潮的問題，Safesa說吐瓦魯人並不害怕大潮，因為這是每一年都會發生的正常、自然現象。

吐瓦魯面臨的情形，也吸引世界各地的氣候變遷研究者前來。在豔陽下，兩星期前飛機緩緩抵達吐瓦魯，而當中有一位遠從荷蘭烏特列支大學來的女學生Marthe Kolman，隻身一人帶著一個大背包就前來吐瓦魯，預計停留3月以進行氣候變遷研究。

Kolman表示在進行訪談時，一般而言，吐瓦魯人對她提出的氣候變遷問題，多數吐瓦魯人很樂觀，不相信科學家說的島嶼會因海水上升而淹沒，他們相信聖經中上帝所允諾的「不會有洪水」，但還是會正視與嚴謹看待這問題。

不過，還是不少人相當關心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海水上升等議題， Safesa的眼神透露出憂心，他說：我們可以去哪裡？目前只有紐西蘭一年接納75個家庭移民，剩下的還是繼續留在吐瓦魯，Safesa沉重的表示，相當擔心吐瓦魯孩子們的未來，旁邊的孩子或許還不知道吐瓦魯將會發生的事，正盡情地在水中打滾著、躺在吊床上睡午覺，一切彷彿時間靜止，沒有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海水上升等惱人的問題，孩子們展開笑顏，享受當下的快樂。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特約記者、國合會長期志工）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提供

註：2月28日當天清晨，因為南美智利發生規模8.8地震，而南太平洋許多島國都發佈海嘯警報，筆者等人被通知有海嘯警報，應盡速撤離宿舍，到政府大樓避難，而後吐瓦魯農業局長Itaia Lausaveve表示當天海嘯警報與大潮同一天，確實會讓人感到緊張，但是海嘯發佈時，是潮汐的最低點，也所幸沒有因為海嘯和大潮而造成遺憾的事情發生。

■倪世傑

美國環保署於2月初已通過一項法規，加強落實國會的再生能源立法。但仔細看其中內容，並不令人樂觀。再生燃料標準規定生質燃料（biofuels）產量須自2009年的111億加侖增長至2022年360億加侖，其中210億加侖需來自新一代生質燃料，所謂新一代生質能源所指的是柳枝稷（switchgrass）以及麻風樹（jatropha）等植物。美國環保署這一項法案與去年的政策幾乎背道而馳。去年美國環保署對生質能源的態度，是認為生質作物同樣製造了大量溫室氣體，因此很難將生質作物認定為再生能源。

用黃豆、甘蔗提煉生質乙醇造成糧食作物價格上漲，以及期貨市場的推波助瀾之下，生質能源種植的「綠油吃人」問題，已經在過去3年來引起相當多的批評，因此像是麻風樹這一類可提煉出油的植物,成為能源公司的新寵。根據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的揭露，英國的生質能源公司D1 Oils，在非洲史瓦濟蘭與農民契作素有「長在樹上的柴油」之稱的麻風樹，但是麻風樹並未如外界所言是相當耐旱、耐貧瘠的作物，仍然必須消耗一定量的水分，而且許多專家當年信誓旦旦地說，種植痲瘋樹不會佔用可耕作地且容易管理，因此可以對土地貧瘠的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起很大的推動力量。

這實在是天方夜譚。D1 Oils在與英國石油公司（BP）於2007年簽訂約52億新台幣的合同中，預計2011年前要在非洲開墾3百萬英畝的土地，供生質能源作物栽種，而麻風樹就是其中之一。為提供歐洲國家的能源所需，非洲國家在這一波新生質燃料作物種植潮中，看來仍舊無法擺脫糧食作物生產不足的老問題，「綠油吃人」的狀況仍然持續著。

D1 Oils與英國石油公司的合作，也正好說明了，國際壟斷石油企業同時也在動生質能源的腦筋，他們可以增加從石油以外能源的獲利機會。今年2月，巴西最大酒精廠Cosan與殼牌石油公司（Shell）簽署一項金額高達120億美元的合作計畫備忘錄，利用殼牌在巴西已有的4千5百家加油站配銷網路提供生質乙醇。

美國與巴西現在是生質乙醇的生產大國，兩國合計佔了當前全球總生產量的90％左右。美國與巴西現在堪稱「農業產油輸出國家組織」（Green OPEC）中的大國，而巴西這一個南美大陸上的老大哥，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支持下，亦開始在中南美洲國家大力推廣生質作物種植計畫。像是在厄瓜多，已經砍掉了20萬公頃的原始林木，將地空出來種植棕欖樹，且種植面積恐繼續膨脹到45萬公頃。類似的狀況在中美洲國家上演，像是甘蔗已搖身一變為生質乙醇燃料作物，小農紛紛改種的結果，不僅破壞了過去糧食種植的多樣性，同時亦讓自己暴露在國際景氣的波動以及契作商人潛在的剝削伎倆中。

巴西國營的農牧研究公司（Embrapa）也已經在非洲國家成立辦公室，打算在非洲複製巴西的生質能源作物經驗。這些計畫包括在莫三比克投資60億美元從事生質能源作物的開發；在蘇丹成立一座日產20萬公升蔗糖乙醇的煉製廠，全部設備由巴西輸出；與剛果簽署投資協定，由巴西提供煉製甘蔗乙醇以及棕欖油的技術、資金及技術。以上都是巴西在非洲20餘個能源投資項目中的一角，但巴西絕非無所圖，巴西政府與中國、歐盟國家都一樣覬覦非洲豐富的礦藏以及石油、天然氣，以及非洲國家廣大的食品消費市場。光是巴西對非洲的糧食出口就從2000年的10億美元激增到2008年的80億美元。

「潔淨能源」以及「溫室氣體減量」，已經成為21世紀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政治中「政治正確」的辭令，但巴西這一套生質能源輸出計畫，在非洲同樣伴隨著外資企業的深入以及土地兼併的盛行，對農民造成的經濟問題，與過去拉美自己資本主義化下的土地問題如出一轍。坦尚尼亞以及莫三比克政府，先前在國內環保人士以及農民團體的抗議聲中，被迫終止了幾項與生質能源產業的數百萬美元合同，就是因為「綠油吃人」增加、而不是減少飢荒與貧困的問題。

巴西勞工黨首位總統魯拉即將於今年年底任期屆滿，他主政下的巴西能源產業擴張，儼然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大開發的翻版，甚至是石油壟斷業者的盟友，也無怪乎西方媒體、學界一直對魯拉讚譽有加，良有以也！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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