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儀

3月20日，走在一如往常陰鬱的倫敦街頭，不同的是，站在首相官邸唐寧街10號前，不是為了觀光或遊走，而是有機會和5百多位來自英國各地的教師、職員、學生們，一起喊著：「No Ifs, No Buts, No Education Cuts!」（不要如果，不要但是，不要砍教育！）

焦慮和不滿瀰漫在每個參與者的臉上，系上的年輕教授Alberto，也參加了這場行動。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從專門報導高等教育的《倫敦學生報》（London Student）這兩個月來的重點新聞，可以看出些端倪。

英國高教經費 恐刪減3分之1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將裁減2百位教授職缺」、「英國政府將刪減各大學補助共4.49億英鎊」、「學費將調高到一年5千英鎊？智庫主張調漲55％的學費，來填補大學財務缺口」、「Sussex大學學生反預算刪減，佔領學校頂樓抗議」……這些訊息，充斥在近期英國相關報章的標題中。原因無他，在經歷了從前年的金融危機後，為了弭平投資失敗、赤字和稅收不足，英國政府打算大幅刪減各種公共服務預算，其中又以高等教育部門首當其衝。甚至有消息指出：「政府打算刪減25億英鎊（約1,250億新台幣）的高教補貼，等同於3分之1的高等教育預算之多。」

一時之間，整個英國高教圖象是：政府砍預算，各大學則乖乖地順著政府邏輯，打算展開大規模裁員，預定將裁撤共數千名的教授與職員，來精算「成本效益」。並且鼓吹提高學費、加收得付3倍學費的國際學生，來「開拓市場」。特別是不合乎市場需求的基礎人文學科，更是岌岌可危。就連老牌名校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哲學系，近來都有3位正職教授遭受裁員，所有人文學科教授被要求「重新申請教職」，由校方依表現決定去留。更扯的是，機械系被宣佈裁撤！

相對應的，是日趨憤怒的教師和學生。儘管英國的學運社運在歐洲裡向來相對不激進，但這學期以來，在Sussex、Aberdeen、Westminster等數個大學，已出現了學生進佔（sit-in）教室或行政大樓的抗議行動。Sussex大學更有數名學生因抗議被逮捕，一名學生遭起訴，6名被懲戒「不得進入學校一個月」（結果，這一個月來他們6人就跑到其他各校進行串連工作）。3月29日各大學教師工會將發起聯合罷工、罷課。較有激進傳統的蘇格蘭地區，在格拉斯哥，也出現了上萬人上街抗議政府打算裁減公部門人力。

把經濟危機的元兇當解藥？

面對各種不滿，政府或校方總是以「我們也不希望如此，但因為財政危機，實在不得已……」來回應。但實際上，與其說這些刪減經費的私有化措施，是一項「不得不的選擇」。不如說，許多恐怕是政府集團早有意推動的政策趨勢，乘這混亂危機之際，挾持人民得接受。

把歷史縱深拉長，不難發現，這套「提高使用者付費」、「減少公共服務支出」、「市場化能提高效率」的政策邏輯，早從80年代的佘契爾夫人及雷根時代，以英美為中心，進一步席捲了全世界。自此之後，不論是在經濟復甦，或是經濟蕭條的時機，順著這套「新自由主義」邏輯行事，彷彿都成了各國政府施政的唯一考量。

儘管社會科學學界已有越來越多的批評，透過對中南美洲、東歐、俄羅斯等急速私有化過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盲目私有化，結果往往只是圖利富有階層的人們，加大貧富差距，對整體經濟發展卻沒有幫助」。其造成的問題重重，甚至導致了當前全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但這些「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回應，竟然是：「會出現經濟問題，就是因為政府還是介入太多，應該要更加地依循自由市場！」如同把問題的來源當成解藥，吃出了問題，還要受害者再多吃一些！

不幸的是，台灣政府竟同樣地跟上了這樣的潮流，卻似乎不自知。從1990年代以來，台灣政府以「自由化」、「提升競爭力」之名，持續推行的企業減稅浪潮、公營事業民營化、公共服務私有化（如持續不斷的調漲學費），與開放私人資本經營銀行和媒體等措施，造成的結果究竟是提高了競爭效率，還是營造更多政商勾結的機會、強化了大財團的壟斷實力，後者的質疑聲音已越來越多。但政府卻絲毫沒有改變方針的跡象，從前年遭遇金融海嘯起，只是提出一連串有利資本家的「救市方案」，而未曾思考經濟危機的根本來源問題。

面對經濟危機的根本方式

或許，首要該認清的是，面對經濟及財政危機，將公共服務商品化或私有化，並非是唯一的出路。舉例而言，英國大學教師工會（UCU）近日就公開發表政策報告，主張「面對教育經費不足，應該是要提高向企業課稅，來替代掉收取任何的學費」，他們強調：「企業能從大學培養的人力獲取巨額利益，應該要增加負擔這些成本，但目前英國的企業平均只需繳納收入的28％成為稅賦，遠低於其他G7國家平均的32.8％。」簡言之，面對財務危機，根本之道是要「開源」，要有錢人負擔責任，而不只是殺雞取卵地盲目「節流」。這樣的思維在長年以來大企業多半得以免稅、稅基極端缺乏且不公的台灣，更是值得借鏡。

除此之外，人民的抵抗行動，也是影響危機結果的重要關鍵。近來歐洲面臨嚴重金融危機的希臘，政府主張要大規模裁減公務員，甚至要推行諸如80年代以來從中南美洲開始、導致其日後長期經濟不穩定和兩極化的「結構重整」（Structural Adjustment），依據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將所有的公共服務市場化和私有化。

然而，希臘人民的回應並非是順從、或視其為「不得不的選擇」。相反地，希臘近一個月來發起了3次的全國性總罷工，反對政府刪減任何人力，清楚地將問題來源歸因為金融資本和政府本身。在人民的積極抵抗下，逼使政府和歐盟必須另尋出路，而非拿基層百姓開刀。使希臘近期的危機會如何發展，還在未定之天。

這些主張儘管多數都被金融、企業集團、及主流的經濟評論者稱為「將加深經濟危機」，但有趣的是，這兩年來經濟危機、金融海嘯不斷的源頭，不就是這些一直主張「自由放任」的投機集團，所創造出來的嗎？怎麼遊戲順利，是他們賺大錢，遊戲出了問題，就是基層勞工該被裁員？人民百姓得負擔成本？

根本來說，面對經濟危機，我們更需要「真正的民主」！社會科學的常識告訴了我們：不同階層的人們將有著不同的利益，也將自此形塑不同的政策。因此，面對危機，我們更要讓人民有更多的公開討論和參與，來決定如何因應問題，來討論這些改革措施，誰會獲利？誰會受害？如何作才是合理？唯有更多的人們投入政治經濟的思辨和行動中，才能開創出屬於普遍人民的利益。

如同一位在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唸書的學生，上個月在報章上公開批評學校，竟不讓學生參與旁聽學校的財務規劃會議；他說：「他們在討論著我們的未來，但我們甚至連被允許見證的機會都沒有！」但願，在人們的積極努力下，面對危機，將是「我們來討論我們的未來」！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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