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褚士瑩

今年我誇下海口，自己「下海」帶8個公益旅行團，到我親手參與多年的緬甸有機農場，還有鄉下的寺廟辦的免費學校，去做義工。對於整個緬甸來說，是第一次聽說所謂「志工旅行」的創舉，所以我也有點壓力，怕做得不好，讓緬甸在地的NGO夥伴們，認為公益旅行是一條不可行的道路，更擔心原本對於公益旅行充滿熱情的旅行者，會因為沒有足夠感動的體驗，失去對公益旅行的嚮往。

因為這樣的雙重壓力，讓我有機會慎重的去思考，做為一個NGO的專業工作者，到底該怎樣做，才能夠舉辦一場理想的公益旅行。

關於我的角色

首先我要回答自己的問題是：在行程中的角色，我如何定位自己？是隨團顧問？地陪？導遊？我是做為農場成員與旅行成員之間的橋樑？還是一名人類學的觀察者？這樣的自我定位，有沒有必要傳達給每一團的成員知道？

這個問題的答案還算簡單，因為公益旅行最重要的，不是我自己的體驗，而是每一個參與者各自的獨特體驗，有參與感之後，進一步才能把原本完全陌生的世界，也劃進我們自己生活的領域裡，變成「我」的一小部分，這就是所謂的賦權（empowerment）。公益旅行的過程中，作為一個專業者，我相信我應當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合作者（collaborator）與促進者（facilitator），而不是專家（expert）或是諮商師（counselor）。做為一個「促進者」，我認為應該做好介紹者的角色，當做一個橋梁，創造一個友善的環境，把這個原本陌生的存在，介紹給海外的志工旅行者，也將國際上良善的人，帶到從來沒有機會接觸外界的農場去，讓兩群人之間能夠在這個仔細營造的情境下，自由互動，各自尋找體驗。

當然，也曾經有同事問道，是否有哪些事情會讓我覺得太超過，不是我應該扮演的角色，或團員對我的期待有誤？我記得當時是這麼說的：

「既然體驗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如果公益旅行者希望我把體驗，像一張地圖那樣準備好，按圖索驥，就會像到了餐廳，發現端上桌的食物跟美食雜誌上看到的照片不同，對於不符合自我想像的部分，覺得失望。所以我要精力花在好好準備菜色，而不是花大部分的時間在打燈光，找名攝影師，做廣告宣傳。」

尤其在緬甸這個國家，是一個除了北韓，每年全歐洲旅客最少造訪的封閉國家，行程當中會有很多變數跟小意外，我做為促進者，能夠不時提醒團員不要忘記這個國家的獨特情形，要想著這輩子能夠到一次這樣的地方旅行，本身就是件很難得也很幸運的事，這或許就會避免一些因為行程的變動，帶給團員的不便跟困擾。

當然，每一團都還有各自推選出來的團長，我期待他們扮演的角色，是在需要時能夠傾聽並協調團員意見，在有團員不滿意的時候，能夠立即向主辦者反映，讓每個團員都能夠有完整而豐富的公益旅行經驗。

有些團的屬性剛好是比較隨意，這時我就要想清楚，我是隨遇而安，讓團體在過程中自己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體驗就好，不用特別去刻意營造我想要給的體驗，或者，為了「品管」起見，有可能需要跳出來搖旗吶喊？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因為越俎代庖永遠不會是個好主意，但是放手不管的話，原本公益旅行的設計說不定會因此變質最後。我還是決定，既然我說好了是「促進者」，就不能當球員，也不可以當裁判，唯一必須要確保的是創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像是準備一個可以播種的苗圃，我會著重在事前的說明跟資訊的提供，公益團體進行的途中，除非有發生問題，以儘量不干擾體驗為原則。

幾場公益旅行下來，我有機會回頭檢視當時的前提，是否仍然成立，最近剛結束的一團團員，我請大家在最後一晚填寫一份問卷，想知道自己做到了幾分，結果發現如果滿分是10分的話，大家都很捧場的給了我8分，不太差，也還有足夠的進步空間，我相當喜歡這樣的分數。

團員的心得

其中一位住在高雄、自己經營寵物用品店，因為喜歡旅行全世界走透透的怡汎，她在感想裡是這麼說的：

「對於所有的旅行，我通常都是抱著開放的心態，不多想就出發了，所以此次我也沒有太多的設想及疑問，純粹的只想看看緬甸，這個對我們既陌生又熟悉的國家（陌生是因為資訊不足，連旅遊書都很難找到，熟悉是從類似電影《異域》那一方面的資訊……），看看緬甸的民族特性，他們的生活方式，看看農場的運作等。

最後一天晚上飯後大家的討論，很熱鬧也很有深度（雖然後半段我在放空，忘記大家在討論什麼了說……）。對我個人而言，我只是單純的想「了解」，畢竟我不是來自這方面的專業背景，也不認為自己對公益旅行的意義有足夠的了解，所以沒有很大的疑問跟困擾，或許可以清楚的讓公益旅行的團員了解「何謂公益旅行」，是首要要件吧！

至於農場方面，就那幾天的了解，一般的緬甸人民很單純，尤其是務農的，所以，是不是不用把事情過於放大（包括農場或學校），因為我們的想法（或我們覺得），常常都是以「我們」做為出發，而「我們」並不生活在緬甸，我們複雜的想法，會不會讓他們負荷不了，一下子要他們接收這麼多外來陌生的東西，或許不是件好事吧！

但如果，試想我們生活在當地，跟著他們的環境，循序漸進，會不會少點思想衝突呢？還有就是未來幾年，那邊的環境會是怎樣的改變？畢竟如果是軍政府掌權國家，我們現有的任何一種思想作法，能行得通嗎？

此趟旅行我很喜歡，回到台灣都通體舒暢（可能流太多汗，排毒排得很乾淨，呵呵），我也很高興能在這次旅行裡認識到其他成員，大家都好有深度喔，讓我對台灣的下一代燃起了無限希望！哈哈哈哈哈……（回音）如果不嫌我無聊，以後揪團成行記得再揪我喔！^^」

在怡汎的感想中，我看到了她雖然在一個團體行程中，卻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體驗，也因為有了「公益旅行到底是甚麼」以及 「公益旅行這樣做到底可行還是不可行」的思考，甚至還想下次再參加，對我來說，這已經值得感激涕零了。

怡汎的感想，也同時開啟了公益旅行者另一個重要面向的思考：作為一個公益旅行團的團員，我們該扮演的角色又是甚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要請你自己回答了。

■宋國誠

陳若曦，一位早年遠走他鄉的花蓮女子，一個終生編織認同之夢與理念之網的女作家，其代表作《尹縣長》寫於「文革」落幕前夕，曾經紅遍港台與大陸，成為海外華人文學經典傳世之作。《尹縣長》被譽為中國最早的傷痕文學，它既是一部歷史證言，也是一部認同傳記；它記錄了一段歷史記憶，一斷令人不敢回想、又難以遺忘的歷史悲劇與荒誕。

回歸:一條傷心之路

1960年代，在中國呼出「回歸」的認同召喚之下，陳若曦隨著夫婿自美國返回中國。在那時，「回歸」不只是返鄉或歸向故里，而是一種對「新中國」的認同與禮贊，對共產主義新天堂的嚮往和皈依。曾經，陳若曦嚮往一種潔淨而白晰的社會主義理想，一個遠離資本主義污穢的世外桃源；曾經，陳若曦心慕於一種屏除自私主義的集體主義，但是陳若曦的回歸之路既是一場午夜驚夢，也是一條傷心之途。

在此意義上，《尹縣長》的寫作與其說是對文學的一種感性書寫，不如說是對一種政治理念的行動投入；在這裡，寫作意味一種獻身，作品意味一面鏡子，作品的生產則是作者生命理想在鏡象互動中的編織與投射。在這裡，寫作是一種信念建構與增強的意志行動；這種意志行動經歷了從理念烏托邦到行動具體化的過程，並使作品不斷地革命化和真實化。這種意志行動歷程通常不會由作者「自我了斷」，它只有在鏡面破碎之後，隨著理念烏托邦的幻滅而使作者絕望式的告別。

一個造神的年代

《尹縣長》由〈晶晶的生日〉、〈值夜〉、〈查戶口〉、〈任秀蘭〉、〈耿爾在北京〉、〈尹縣長〉6篇短篇集結而成，描寫1960到1970年代中國文革期間的見聞與故事。對照於陳若曦早期那種帶有現代主義情感宣染的筆調，《尹縣長》轉入了一種冷浚淡漠、心灰意冷的風格，予人一種在歷史回顧中不勝唏噓、寒意逼人之感。

在〈晶晶的生日〉中，先是描寫一個名為「小紅」的小女孩被懷疑說出「毛主席壞蛋」的話，遭到校方領導澈夜疲勞審訊，審訊過程還錄下口供，存進檔案。

而後敘事者文老師的小兒子晶晶，得知自己的「生日」就要到來，天真無邪地告知了鄰居小孩冬冬，兩個小孩在遊戲中也不慎喊出了「毛主席壞蛋」的「反動話」。冬冬的母親王阿姨登門來告知這樁「要死了」的大事，導致晶晶的母親擔心事跡敗露而終日忐忑不安。因為在那個「毛主席萬歲」的年代裡，「一個小孩可以偷，可以搶，但萬萬不能犯政治錯誤」（註1）。

然而，後來才知道，說出「毛主席壞蛋」的不是晶晶，而是冬冬，登門來通報的王阿姨實際上是「預先栽贓」，為了掩飾自己小孩冬冬的政治錯誤而嫁禍給晶晶。

小說裡，佳能（Cannon）相機被稱為「軍國主義產品」，留美歸國的學人被視為「中了美帝國主義教育的毒」，孩子順利出生要感謝毛主席，自小就要灌輸熱愛領袖教育，而孩子最好的名字就是「衛東」──保衛毛澤東。

那是紅衛兵「造反有理」的年代，年僅5、6歲的小學生就曉得組織一些小朋友，在宿舍裡「抄家」、「查封」，幾條鞭子掄得呼天價響。〈晶晶的生日〉記錄了一個毛主席神咒無孔不入、毛主席畫像無家不掛、毛語錄無人不唸、毛主席萬歲無人不喊的「造神年代」。在那個年代裡，毛主席像一個通天入海的大神，像救苦濟生的菩薩。每一戶人家，除了廚房和廁所，毛主席的畫像無處不在：

書桌上，靠牆站著一堆毛澤東的著作，語錄、詩詞、選集等，有精裝本，有簡裝本，有橫排版，直排版，還有袖珍本，甲種本，乙種本……真是名目繁多，應有盡有（註2）。

在〈值夜〉一篇中，描寫一位來自台灣花蓮港的知識分子，為了捍衛神聖領土釣魚台、不惜拋棄博士學位而投奔祖國的柳向東（意指「一心向著毛澤東」），為了響應知識分子向貧下中農學習，來到了大學內設立的集體農場，認真學習毛主席偉大的「五七道路」。

然而，向東投奔祖國才一年，當年的豪情壯志就已蕩然無存。有一次，他向一個同事問起釣魚台的下落，對方搔搔腦袋，只說釣魚台在北京西郊，是專門招待高幹和外賓的。原來，向東心目的祖國，對「釣魚台」竟渾然不知，竟把他為之獻身的神聖領土說成了一家賓館。從此，向東就再也不提釣魚台的事了。

小說以反諷的筆法，通過向東一個值班夜晚和同事老傅的對話，展開了對「毛主席路線」的懷疑、反思和批判，嘲笑這種「反智主義」的所謂思想改造，美其名為「勞動學習」，實際上是浪費、無聊加愚蠢，更是無知和愚昧的橫行與泛濫。

小說中暗藏一個隱喻，那就是農場經常被一個神秘小偷侵入，潛入倉庫偷走了稻子，但屢經調查都不了了之。這個值班夜裡，小偷再度現身，向東和老傅拿著電筒緊追這個人影不放，最後發現是一個「大大圓圓的臉孔，兩道濃眉。好熟悉的面孔」！這神秘的人影，既象徵毛澤東不散的陰魂（毛澤東長得就是圓臉濃眉），也象徵柳向東一生所嚮往和追求的理想，就像那黑暗中的人影，既恐怖又虛幻！

抓革命，促捉姦

在〈查戶口〉一篇中，居民委員會和大學領導幹部不務正業，把作為公安手段的「查戶口」充當捉姦的工具。

小說描寫一個擔任南京大學副教授的「老右派」，他的漂亮妻子多次與人暗通款曲，黨組織決定委派住在對面的文老師就近監視查看。實際上，姦情始終曖昧不明、查無實證，但幹部們大張旗鼓，把捉姦當成搞革命，熱情呼呼！

在「抓姦」與「革命」之間，人們對偷情、通姦等等醜事的好奇與熱衷，要遠勝於促進偉大的革命事業。表面上，共產黨領導是在捍衛無產階級道德，實際上反而證明了「共產黨員」這一身分，卻是最好的遮羞布。在追查彭玉蓮的姦情過程中，不僅無意中抖出了共產黨幹部私德敗壞的真相，也反諷了共產黨幹部假藉政治清查之名充當「道德間諜」的蠢事。

〈耿爾在北京〉是小說集中風格最獨特、筆調最灰濛、藝術成就最高的一篇。通過耿爾這一自傳性人物，藉由其內心孤獨落漠、灰心喪志的描寫，來表達一個曾經醉心於共產理想卻破滅絕望後的心境。

耿爾在美國留學20年後回歸祖國，他一心想在自己的國家尋求愛情與婚姻，建立美滿的家園。沒想到，「階級」這個囊括了階級立場、階級身分、階級覺悟、階級鬥爭……等等的政治辭彙，狠狠地捻斷了耿爾的理想，埋葬了他的青春與熱情。

耿爾先後經歷了兩次愛情的失敗。第一個情人小晴出生工人階級，屬於階級成份上的「紅五類」，在文革年代裡，知識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一個老九怎能高攀一個高高在上的「紅五類」？在社會主義國度裡，這叫作「門不當、戶不對」！

第二個情人小金，出生地主後代，在階級成分上屬於「黑五類」，黨組織豈肯讓耿爾低身下娶、委曲求愛？在共產主義堂裡，這也叫「門不當、戶不對」！年近半百的耿爾，幾經折騰之後已是孑然一身，實際年齡雖然稍過五旬，但看起來卻已經七老八十！

小說中，有一段描寫耿爾默數自己年紀的段落。耿爾出生於1925年，今年是1974，算一算自己年紀整整49。猛然間又想到，自己29歲拿博士，39歲回到中國，現在則是49。這三個9，加上自己一副老氣橫秋、老態隆鍾的模樣，想到自己孤獨無依的一個人，這一連串回想，加起來正是「一個臭老九」！

一部良心傳記

最後一篇〈尹縣長〉，以遊歷者旁觀的視角，描寫一位投共之後一生忠於共產黨的老幹部尹飛龍被紅衛兵批鬥致死的過程。

尹飛龍原是國民黨將領胡宗南的部下，鎮守陜西秦嶺山區，後向共黨投降，贏得了一個「起義有功」的封號，因此也擔任興安縣縣長。沒想到，從西安「紅總部」派來一個遠房親戚小張，說是要來興安發展紅衛兵組織。小張為了響應毛主席「大義滅親」的號召，把當年尹飛龍投誠之前與共產黨作戰時槍弊一個臨陣脫逃小兵的陳年往事揪了出來，要求「血債血還」！

原來，這是一場清算「政治老帳」的戲碼，也就是「解放後要求清算解放前恩怨」的一場政治冤案。果然，一生忠黨的尹縣長就死在這批紅衛兵批鬥大會上。在子彈飛出的那一刻，尹縣長還高呼著「毛主席萬歲」！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被槍弊的小兵其實是跟共產黨打仗時被共產黨打死的，尹縣長的罪狀其實只是紅衛兵為了窮造反而捏造的，說是「當時都認為是革命需要，不槍弊個把人不足以樹立威風，擴大影響」（註3）。

陳若曦的《尹縣長》，以樸實又略帶嘲諷和無奈的筆調，記錄了一個革命萬歲、人命如土的年代，記錄了一整代中國人愚昧瘋狂、荒誕無知的年代，記錄了一個竊國誤民、殘心暴性的年代。陳若曦的《尹縣長》不是一部傷痕復痛的怨恨小說，也不只是一部平反冤情的政治文本，而是一部良心傳記。它記錄了曾經響往「新中國」理想的知識份子，他們絕望的心路、贖罪的自責、無奈的可悲！

註1：陳若曦，《尹縣長》，台北：遠景，1974，頁15。

註2：陳若曦，《尹縣長》，頁17。

註3：陳若曦，《尹縣長》，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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