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儀

今年3月透過電子郵件得知，5月底，歐洲的學生運動團體即將在德國舉辦「歐洲教育會議」（European Education Congress），邀請各界人士一同討論各國教育的問題與改革。這個另類的研討活動，激起了我濃厚興趣。我想多瞭解，歐洲的教育異議者們，是如何思考當前遭遇的教育私有化困境？能否擦出什麼樣共同行動的火花？

超越歐洲疆界

搭乘倫敦出發的Ryanair廉價航空，5月21日，我來到了法蘭克福。由德國學生發起的學運組織「國際學生運動」（International Student Movement，ISM），相當有心地先邀請來自印尼、尼泊爾等亞洲國家的參與者，先行舉辦兩天半的討論活動，名為「學生團結峰會」（Student Solidarity Summit）。這活動甚至由德國各校學生會籌款，補貼了亞洲發展中國家參與者的機票費用。他們希望透過進一步強化和亞洲參與者的對話，讓此次「歐洲教育會議」注入「超越歐洲疆界」的多元血液。

德國朋友告訴我們：歐盟官方以補助之名，要求該歐洲教育會議「不得邀請任何非歐盟人士參加」！排斥他者的歐盟邏輯可見一斑。所以他們要做兩份參加名冊，一份給歐盟官方。

分享過程中，ISM核心的組織者Mo說到：「現在的反對學費運動很關鍵。因為如果現在沒有反對成功，很可能再過3、5年，新的一批學生進到大學，大家都已經習慣了學費的存在，要再反對就更困難了。」我忽然想到說：「沒錯，而且德國的狀況，對全世界都有示範效應。還記得在台灣，不少校長喊著要漲學費，就說『連德國等歐洲國家現在都要收學費了，台灣當然也得要漲學費』，或者『美國學費更高，台灣已經是低學費了……』。」各國的學費調漲政策有著某種互相模仿、相互拉抬的作用，而存在跨國一齊抗爭的基礎。

來自印尼的朋友分享：「在印尼，不少學生都因為高學費，得要提前輟學，或者承擔巨額債務。然而，畢了業很可能也找不到工作。」同樣的現象，尼泊爾也正在發生。而且不只在高等教育部門，來自尼泊爾的Hansan說，教育私有化造成教育無法普及，甚至使得尼泊爾的識字率遭遇改善困難，至今仍有4成以上的不識字人口。

學生運動者的歐洲教育會議

法蘭克福的討論會後，接著，我們一行人搭乘火車來到德國西邊的小城波鴻（Bochum），來到波鴻大學參加一連6天的歐洲教育會議。

6天以來，有來自20個以上不同國家，超過2百個學生運動者參與討論。共計有超過40個討論會於期間舉行。討論的項目，包括了：全球性的高學費與高學貸趨勢；歐洲的高教學制整合「波隆那歷程」（Bologna process）；英國、希臘、保加利亞、尼泊爾、印尼等國的教育和學生運動概況；工運如何與學運結合；左翼運動中的菁英主義傾向；如何透過網路開展運動；自學如何可能等。堪稱歐洲近年來「反對新自由主義教育」的跨國學生運動討論盛會（會議手冊和討論摘要可自此下載：http://www.educationcongress.eu/）。

不知是否受無政府主義的思潮所影響，主辦歐洲教育會議的規劃團隊們，特別強調以「反層級權威、鼓勵平等參與」的態度規劃活動：不但有意弱化規劃團隊與參與者的區隔，所有參與者也可以隨時提案增添討論活動，只要自行刊登在佈告欄即可。並且不建議報告人採取「授課」方式，建議多採取「討論」方式進行。他們也鼓勵討論活動不用侷限於既定時間，若討論熱烈可自行延長，大家沒意願也可提前結束。

一時之間，活動進行的景象是：有不少人在各個討論活動中自由分享，也不少人在會場外的草坪上談天、思索。這樣的自主精神也融入了會議的飲食中，6天來的食物由參與者自願擔任廚師，烹煮出大量美味的素食，而由食用者自行取用、洗滌。

這樣我沒經驗過的「去架構化會議」，雖然有著較難產生具體結論的問題，但這過程中人與人間的對話品質的確不差，與傳統的研討活動相比，相當另類。也可以說是各有利弊。

師生站一起的反威權教育學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會議的參與者，不只是學生，還有著幾位應邀參加，或自行前往的大學教師。除了來自希臘、西班牙的教授外，有一位遠自加拿大渥太華前來的大學物理系教授丹尼斯‧蘭寇特（Denis Rancourt）。他在兩年前因為反對「強迫教授給學生評分的教育體制」，將他班上的每位學生全都給了A的分數。儘管已身為終身職教授（tenure），他的反抗舉動還是讓他在6個月後遭到渥太華大學校方解聘，震驚加拿大各界。目前仍在與校方訴訟當中。（相關事件，可在http://rancourt.academicfreedom.ca/，或維基百科上查詢：http://en.wikipedia.org/wiki/Denis_Rancourt）

他主動在會議上分享了他主張的「反威權教育學」（anti-authority pedagogy），以對話的方式，娓娓道來：「我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大家是否同意，我們每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都在『傷害』我們的學生？」

相對於投入「校園外的社運戰線」，他強調「教室作為戰場」的可能，說：「正是因為體制把我們牢牢地銬在一起，這日常生活的場域，例如學校中的教室，就是最好、也最關鍵的反抗場域。」並主張「如果我們能讓學生質問每天發生在他身上的教育活動，他們就很可能認識到壓迫的確存在，而採取行動來改變它」。

丹尼斯不只在正式的研討活動上大肆批判教育體制。他在整個活動的期間，也積極地在各個時刻，主動與參與的學生進行深刻的談天。還記得，活動間的閒談中，他插入一句問我說：「你覺得，你現在到英國唸書，讓你感到最壓迫的是什麼？」這是一個重要、但我受教育許久以來，從來沒有老師問過我的問題。

來不及和他完整回答完，下一個議程要開始了。對我來說，這個活動是個「教育抵抗者的奇妙交會」。

（下週續，青年九五行動聯盟執委）

■林義祥

爭論了20年，今年5月立法院終於初審通過取消軍教免稅。然而，教育部對於高達72億的教師課稅配套措施，卻只看到減課及增加導師費，看不到如何帶動優秀人員投身教育行政的誘因。

納稅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何還要「課多少、補多少」呢？如果政府認為教師時數偏高、導師費過低、輔導人力嚴重不足等，應該給予改善，但政府配套等待課稅才改善，反而讓民眾感覺不公平，似乎是教師為了逃避課稅的條件交換方法，政府變相發給教師津貼，讓教師被污名化。

尤其目前規劃化配套措施不當，校園最重要的後台人員──支援教師教學的教育行政部門，即將面臨後繼無人，學生參與社團、組隊參加競賽等機會，也恐怕陸續變成泡沫、或苦撐瀕臨斷炊的窘境。

根據教育部目前的規劃，教師課稅之後，共有72億元的收入，多數將用在減課及增加導師費，未來國中小學教師全部減課2節，國小導師再減2節，導師費則由原來的2千元調高為3千元。先前規劃每校要補助60萬元增聘行政人力，卻因為稅收減少，改為優先補助班級數為12到20班的學校，預估可以補助550校。

每月只差幾百元 吃力不討好

課稅後部分經費用來增加導師費的作法，確實照顧到導師，卻忽略行政人員（主任、組長）及職工（職員、工友）的職務加給。

仔細比較兼任導師及組長的薪資，課稅後，一般教師兼任導師每月導師費為3千元，但薪額230元前的教師兼任組長或主任，每月只有3,630元，若是薪額高達290元以上的教師兼任組長或主任，每月加給為4,990元。簡單來說，兼任導師與兼任組長等行政，薪資加給的差異，不過是630元到1,990元之間。

導師除了授課外，就是照顧好班上學生；但反觀組長，除了教學工作外，還同時身兼一大堆行政工作，以衛生組長為例，分配全校掃地區域，巡視全校掃地區域及廁所清潔、採購清潔用具、配合衛生宣導。

其他組長也不輕鬆，要忙排課、寫計畫申請補助、安排學生校外參訪、帶隊參加競賽等，人力不足的小型學校，很多組長要天天加班。

多年來，學校早已長期出現無人願意擔任組長的情況，因為行政人員工作多且繁雜，最後常淪為由教師們抽籤，或學校強制年輕無行政經驗的人擔任，不利學校運作。

如果未來組長每月只比導師多630元，可以想見，這種吃力不討好的行政工作，當然沒人要做。尤其，依目前規定18班以下的組長兼導師可領雙重的職務加給（導師費＋擔任組長加給），屆時組長兼任導師的教師薪水可能超過主任的職務加給，行政制度畸形與不公，差個幾百元，大家當然挑輕鬆的做。

教育部這項「顧此失彼的配套方案」，勢必掀起教育現場更大的災難，不僅校園行政將上演空城計，更嚴重影響教學品質，會發生教師們搶著當中低年級導師，高年級導師及行政工作則因辛苦與繁瑣，沒人接，無可奈何下，最後一定是菜鳥老師或是代課老師，擔任高年級導師或兼任行政。

行政鬧空城苦了下一代

在此並非質疑菜鳥教師和代課老師的能力，但行政工作繁瑣，組長、主任是學校能正常運作的重要推手，需要優秀、有熱誠的教師擔任。

很多家長可能認為，行政誰當都一樣，對孩子影響不大，所以行政人力不足，沒有關係。其實不然。假想若是無經驗的教師擔任組長，基本的排課可能就出問題，教師抱怨連連，學校大亂。

不僅如此，校園社團也沒人願意帶。以台北縣為例，近年來音樂、體育、舞蹈等團體競賽中已經有參賽類別仍多，但參加隊伍銳減的現象，主要是學校行政人力不足，根本無法關照社團發展。

更大的後遺症是，缺乏學校社團，學習成就不高的學生，容易減少發展優勢能力的舞台。以棒球隊為例，近年來國中小棒球隊陸續陷入經費斷炊、被迫解散的窘境，讓台灣棒球從「根」就出了問題；沒有小球員，哪來的國球？

除了社團無法運作，學校的上課品質也會出現問題。非自願擔任組長的人服務熱誠可能不足，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但在教學已經跳脫傳統、改採多元方式之下，原本要辦理的校外教學、體驗課程，甚至寒暑假的活動，可能都取消，學生喪失學習機會。

舉例來說，台北縣於寒暑假辦理「大手牽小手」課輔活動，是由學校主動申請、縣府補助繳不出安親班費用的孩子課後輔導課程，如果學校組長不主動申請，很多弱勢學生就會喪失機會。

不只課外活動，光是學校資訊課、英語情境教室等需要的設備、社區服務連繫事項、配合政府宣導等，如果行政人員消極的不採購、不處理，學生的所有學習效果，都會大打折扣。

缺乏優秀人才 衝擊國民教育

不僅學生受教權受到影響，沒有優秀人才想擔任行政人員，未來主任、校長可能由缺乏行政經驗者出任。校長是學校的領航者，影響不是一個班級，而是一所學校數百甚至數千人，缺乏優秀人才擔任校長，將直接衝擊國民教育品質。所以，行政人員不重要嗎？當然重要。

取消軍教免稅若能在立法院這會期完成三讀，明年將實施，36萬名軍教人員後年（民國101年）5月就要報繳所得稅。身為教育人員，也希望教師不繳稅污名，可以早一點洗刷。

教師課稅的配套措施牽涉到國家的教育競爭力，教育部實有必要在一個月內召開會議，盡速修正配套措施，不該再讓課稅配套的大問題，成為延宕軍教課稅的理由了。

（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秘書長）

本專欄由全國校長協會提供

■羅德水

關於教師工會，一個極為常見的反對說詞是：「教師工會只關心教師權益」、「教師工會不關心甚至會侵犯學生受教權」、「教師工會不是專業組織」等，無論是新修正的工會法中無正當理由而禁止教師組織企業工會，或是教育部宣稱教師會才是「專業組織」，無疑都是出於這樣的認知。一言以蔽之，敵視教師工會者所認知的教師工會，顯然與專業無關。

以下就從教師工會維護誰的權益，以及教師工會與教育專業的關係，分別進行討論。

其一，教師工會究竟維護誰的權益？

我們已經多次指出，維護成員權益只是工會組織的基本目標，以教師工會為例，維護教師權益充其量是初級任務，相反地，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以及提升教育專業才是教師工會的核心目的。

進一步言分析，維護教師權益與保障學生受教權之間，大多時候根本就是難以切割的。舉例來說，過去這些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陷入教育市場化的迷障，「評鑑」與「績效主義」大行其是，於是乎，大學教師為求升等只能犧牲教學以增加論文產量，學校為了爭取更多經費補助也只能配合當局不合理的評鑑機制，試想，如果未來教師工會反對現行的評鑑形式，訴求大學教師在研究之餘不應忽視教學的重要性，訴求教育經費的分配不應獨厚少數名校，表面上，這看似在維護學校與教師的利益，實際上，不也等於在為學生爭取更好的教學品質？

再比如說，隨著日益嚴峻的少子化現象，可以預期各中小學減班與併校的情形也將日益增加，未來教師工會若持續要求政府降低中小學班級人數，或者酌減教師授課節數，俾使教師有更多備課時間，又究竟是在維護誰的利益？

以此觀之，師生之間的權益甚至具有高度的關連性與一致性，所謂教師工會只維護教師權益、犧牲學生受教權的指控，根本只是反對者用以攻擊教師工會的說詞。

其二，教師工會是不是專業組織？

無可諱言，在對勞動人權與工會價值缺乏深刻認知的台灣社會，將工會形容成只會維護成員利益的非專業組織，並不讓人意外。教育部在工會法修法過程中，即曾多次強調，「教師會負責專業議題、教師工會處理權益問題」，然而，不得不指出，將教師工會與教育專業對立起來，不僅污衊了工會的專業性，也嚴重背離台灣教育現場的經驗。

其實，「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根本不是零合競爭，完全沒有分開處理的必要性，無論將教師工會打成非專業組織，或者宣傳教師工會只負責處理教師的權益事項，都只是反對者用以削弱工會支持度的說法而已。再以台灣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勝枚舉的錯誤教育決策為例，實在難以想像，未來教師工會看到這些荒腔走板、違反教育專業的決策，難道應該視而不見或噤聲不語？

反對者之所以認為教師工會並非專業組織，無需處理教育專業議題，恐怕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上，亦即，我們有一個永不犯錯的教育決策系統，或者教育官員的決策都正確無誤。事實上，對部分校長團體而言，一直以來不僅這樣堅信，甚至以各種具體行動展現其對教育行政體系的支持。

在此不得不指出，在各項重大教育議題上，例如，北北基的「一綱一本與共辦基測」、台北市的「增加國小國語節數案」、台北縣的「英語活化課程案」等，校長團體的立場就是「兩個凡是」：「凡是長官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長官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校長團體對教師工會的期待，清楚映照出其自身的團體屬性。問題在於，如果「兩個凡是」這麼正確，教師又何必大費周章組織工會？

毫無疑問，一個團體究竟是否屬於專業組織，絕非是因為這個組織叫做什麼，而是它做了什麼。一個只關心自身利益的教師工會，就連教師本身都不會願意加入，而一個連教師都不願意加入的教師工會，又怎可能贏得社會的支持？

因此，未來教師工會一旦成立，只會投注更多心思捍衛、實踐教師專業，因為無論是要培養孩子基本的勞動人權概念、或是維護教師的權益、捍衛教育的基本價值與專業、甚至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都需要一個強大又專業的教師工會。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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