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團體法》於民國31年2月10日公布，原名《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後配合台灣解嚴，又於民國78年間修正名稱為《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直到民國81年7月27日，又配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再次更名為《人民團體法》，並與《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合稱「國安三法」。

觀諸其立法沿革，不難得知《人民團體法》的立法意旨，在於「管理」甚至是「管制」人民團體，此一思維在非常時期與戒嚴時期或有其時空背景，時至解嚴二十多年、政府主動通過兩公約的此刻，著實顯得凸兀。

要言之，從人民之發起成立，到成立以後之會務運作，都在《人民團體法》管制之列。以此觀之，官方目前通過之修正方向顯然遠遠不足。就以人民團體之理、監事人數與理事長選舉方式而言，現行人團法除以行政區劃限制理、監事人數外，同時明訂「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明顯與當前的民主氛圍大異其趣，完全與台灣民主進程脫節。

「結社自由」明載於《憲法》第14條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公約，《憲法》第22條明訂，「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憲法》第23條則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又依民國88年4月1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79號意旨，憲法第14條結社自由之規定，在使人民利用結社的形式以形成共同意志，追求共同理念，進而實現共同目標，為人民應享的基本權利。結社自由不僅保障人民得自由選定結社目的以集結成社、參與或不參與結社團體的組成與相關事務，並保障由個別人民集合而成的結社團體就其本身之形成、存續、命名及與結社相關活動之推展免於限制。結社團體於此保障下得依多數決的整體意志，自主決定包括名稱選用在內的各種結社相關事務，並以有組織的形式，表達符合其團體組成目的的理念。

因此，人民團體經內部民主程序決議由會員直選理事長，顯然是團體內部事務，完全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人民團體法》限制人民團體直選理事長既無必要，亦有違憲、違反兩公約之虞。

回顧過往歷史，無論法制面的解禁或民主的深化，往往都來自人民對既有體制的衝撞，民進黨在解嚴之前成立如此，中鋼產業工會10年前以會員直選理事長亦復如此，我們支持準備對此提起釋憲的高雄縣教師會，更期待國會儘速拆除戒嚴時期強加於各非政府組織的禁制令，將屬於人民的結社權歸還給人民。

（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