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政府雖然已針對相關落後法制予以修正，惟無論是廣度與深度均尚有努力空間，諸如：延續戒嚴體制對人民結社、集會、行動自由進行管制的《人民團體法》、《集會遊行法》、《國家安全法》，明顯與當前多元的社會氛圍格格不入，確有全面檢討並儘速修正之必要；再如，甫於今年五一上路的工會三法，不符比例的限制教師工會集體勞動權，這只能視為各方妥協的產物，離進步的版本還有不小距離，未來也都有進一步修正之空間。

可以肯定者，無論法制面的修正與國會的遊說工作，均面臨各方意見之折衝與角力，教師與教師工會必須與進步團體聯合起來遊說修法，並將勞動教育作為組織重要工作，以減少阻力，為進步修法創造社會基礎。

在今年五一以前，台灣的教師由於《工會法》的禁止，被國家剝奪組織工會的基本權利，以致於校園民主化的進程竟然落後於政治上的解嚴，或許正因為這樣的空白，在推動修法與教師工會組織歷程中，工會運動者除了必須與官方及其附庸團體交鋒，更要面對來自社會輿論的質疑，可以說，教師工會的組織歷程，就是一個不斷與社會對話的過程。

面對社會普遍對勞動人權缺乏正確認識的困境，教師工會首應推展會員勞動教育，並將其視為組織訓練的重點工作，未來更應與工會與人權團體合作，定期檢視學校教材、推動進步勞動人權思維納入教科書，以期建構尊重基本人權的公民社會。

教師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十幾年來的教育改革宣稱要廣納民意、擴大參與，實則，重大教育決策仍然牢牢掌握在少數教育高官甚至市民選縣市長手上，教師工會應該善用集體勞動權，啟迪教師自覺、鼓舞教師專業，以從根本掙脫工具理性，重建式微的教師專業地位。

毫無疑問，光是參與教育決策的諮商，不足以改變目前由上而下的教育決策模式，準此，各基層教師工會與全國聯合會應加緊宣傳力道，提升工會組織率，並積極研擬各級學校團體協約版本，做好與雇主協商團約的準備，以期翻轉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

10年來，新自由主義思維主宰著台灣的教育事務，競爭氛圍與績效主義瀰漫教育體系，失衡的教育經費配置、扭曲的教師評鑑甚至因此取得了不容挑戰的正當性，嚴重傷害台灣教育的正常發展。

質言之，官方之所以一意孤行，關鍵其實在整體社會正是以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思維看待教育，要改變已然扭曲的教育環境與價值，教師工會除應透過集體協商、國會遊說確保教育基本價值外，更應從根本上建立教師專業規準，創造教師權益與教育專業雙贏的新紀元。

（全國教師工會副秘書長）

▲教師組織工會的權利開放後，尚有許多需積極掙脫的枷鎖。圖為2005年4月26日全國教師會在立法院和多個工運等代表舉行記者會，現場以行動劇方式，抗議政府以威權剝奪教師的協商權、團結權及爭議權。（圖文／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