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學前教育與保育政策、女性勞動力參與情況的演變相對應。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服務及知識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婦女獲得帶薪工作。由於經濟繁榮取決於保持較高的就業比率，因此，讓更多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一直是政府致力於擴大學前教育與保育服務的關鍵驅動力。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歐洲各國政府出台了大量家庭及兒童保育政策，為有孩子的夫婦提供幫助，確保婦女能夠將工作與家庭責任結合起來。

直到最近，學前教育與保育政策才開始更多關注促進兒童的發展，而不是服務於家長的需求。學前教育與保育政策開始納入反貧困或教育公平措施之中，因為當兒童開始正規教育時，其結果的不公平已經出現，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這種不公平可能繼續擴大。現在，許多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都將學前教育與保育看作一項公共投資，並整合各項學前教育與保育服務以確保兒童的全面持續發展。相應地，高質量學前教育與保育服務也被用作一項有效工具，幫助兒童奠定較強的技能基礎，從而有更好的生活機會，尤其是對那些弱勢家庭兒童或有移民背景的兒童。

在最近幾十年，許多國家顯著提高了註冊早期教育（ECE）課程的兒童比例。大多數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兒童在5歲之前接受學前教育，而且就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整體而言，有超過3／4的4歲兒童註冊早期教育或學前教育與保育課程。就註冊率而言，比利時、法國、德國、冰島、義大利、日本、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新西蘭、挪威、西班牙、英國達到了95％，澳大利亞、加拿大、芬蘭、希臘、波蘭、瑞士則不到60％，土耳其甚至不到30％。在2005至2010年間，墨西哥和波蘭的早期教育或學前教育與保育註冊率提高了20％。

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結果顯示，高質量的學前教育與保育能夠為兒童今後的生活帶來更好的結果。提高兒童的認知技能和社會情感發展，有助於為兒童終身學習建立基礎，從而讓兒童的學習更加公平，減少貧困並提高社會的代際流動等。然而，學前教育與保育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帶來這些收益，取決於學前教育與保育服務的質量。增加學前教育與保育服務機會的同時，如果不給予其質量同樣的關注，將不會帶來良好的兒童產出或社會長期的生產力收益。

▲華盛頓特區的幼稚園學生到戶外踏青，圖攝於2002年10月25日。（圖文／路透）

國際學生評估項目結果也證明，早期教育參與率與15歲學生的閱讀成績密切相關，而且該結果考慮了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等。國際學生評估項目結果還表明，早期教育參與率與今後的學習結果之間的相關度在學前教育與保育質量高的國家尤其明顯。據瞭解，學前教育與保育質量的量化指標包括兒童與教師的比率，課程的持續性，每位兒童的公共支出等。

由於缺乏對於早期教育提供者質量的直接測量，「生師比」通常被用作一個測量早期教育質量的替代指標。研究發現，兒童與教師的比例越低，兒童的認知及語言方面的表現越好。

平均而言，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每位早期教育教師負責14名兒童。生師比（包括教輔人員）從法國、以色列、墨西哥、土耳其的20：1到智利、冰島、紐西蘭、斯洛文尼亞、瑞典的10：1不等。研究證實，豐富、富有激勵性的環境和高質量的教學是由合格教師帶來的，而更高質量的教學能夠帶來更好的學習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條件影響早期教育教師的專業滿意度，最終可能影響其能力與意願，及是否會提供穩定的師生關係，是否關注兒童等。較高的教師流動率可能擾亂學前教育的連續性，否定教師的專業發展努力，從而影響早期教育的整體質量，並給兒童帶來消極影響。

「持續時間」是另外一項能為兒童今後生活帶來更好結果的重要指標。各國通常通過法律規定，確保兒童能夠獲得支付得起的、高質量的學前教育與保育。許多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已經開始為一定年齡段兒童提供免費的學前教育與保育服務或早期教育服務，通常在開始義務教育前一年或兩年。例如，荷蘭為4至5歲兒童提供免費的早期教育，英國的英格蘭和蘇格蘭則為3至4歲兒童提供免費早期教育。一些國家還將這一權利擴大到更年幼的兒童，例如，法國、以色列、墨西哥、葡萄牙和瑞典為所有3至6歲兒童提供免費的學前教育與保育或早期教育。此外，降低義務教育的年齡，從公平的角度來看，也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擴大早期教育持續時間的政策選擇。

學前教育與保育的公共支出通常也非常重要。如果沒有足夠的公共支出，學前教育與保育機會可能只限於富裕家庭兒童。平均而言，早期教育支出占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5％（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平均9％用於教育支出）。然而，各國之間的差異顯著。例如，澳大利亞和愛爾蘭只有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1％用於早期教育支出，而在丹麥、冰島、以色列和西班牙，早期教育支出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8％或更多。

與非歐盟國家相比，政府資助的早期教育通常在歐盟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更為普遍。同時，各國源於私人的早期教育經費差異也非常顯著，從比利時、愛沙尼亞、盧森堡、荷蘭及瑞典的不到5％，到奧地利和德國的超過25％，再到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的超過48％。在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經費以保證學前教育與保育質量和數量的國家，一些家長可能更傾向於家庭承擔沉重的經費，而其他家長可能選擇在家照顧孩子，從而妨礙了婦女進入職場。

總而言之，在一個財政緊縮的時代，確保高質量的學前教育與保育機會應該成為提高兒童產出、確保長期的社會效率收益的優先任務，同時，最脆弱的群體應該受到保護。

（作者單位：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信息中心）

中國教育報3月15日7版

紀錄顯示，哈佛大學和史丹佛大學也以較優渥條件提供現任教員房貸貸款。華府「美國大學學費與績效中心」（CCAP）研究員強納森．羅布（Jonathan Robe）表示，儘管貸款金額相較學校預算不算大，但這些津貼讓教員和行政主管不用負擔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背負的高額房貸成本。

羅布指出：「這給民眾一個明顯的實例，有些大學與社會如何脫節。學生家長會想：『我努力存錢，還動用我的退休金來支付小孩的大學學費，學校卻用我的辛苦錢來養肥那些主管？』」

美國國會和總統歐巴馬一直要求各大學控制學雜費和其他成本，美國一些私立大學每年的學雜費可能超過6萬美元（台幣178.2萬元），目前美國學生所累積的助學貸款餘額已達1兆美元（台幣29.7兆元），在就業市場依舊疲弱的情況下，學生畢業後實在很難償還助學貸款。

喬治華盛頓大學前校長史蒂芬．卓克騰伯格（Stephen J. Trachtenberg）表示，在一些主要城市的大型大學，給離職教員退職金越來越普遍。

舊金山主管招募業者Charles Skorina公司總裁查爾斯．史柯林納（Charles Skorina）表示，這類離職金的金額通常是一名行政主管年薪加津貼的1至3倍。

史柯林納指出，尤其在房價貴和其他成本居高不下的東西岸大學，董事會都希望付給校長更高的薪水，他們用其他方式付額外的酬勞，但這筆錢不會顯示在年度財報中，以免捐贈人和教職員不滿。

史柯林納說：「大學給行政主管各種好處，包括車輛和司機、住家和退職金，退職金的金額很高，通常要等到他們離職後才給。」

美國各大學表示，他們必須提供優渥的薪酬，才能爭取到優秀的行政主管和教員。哈佛大學和史丹佛大學說，他們透過發放獎助學金，讓學生負擔得起昂貴的學雜費。

紐約大學系統發言人約翰．貝克漢（John Beckman）指出，高階行政主管致力於提高學校效能和財務健全，值得付給他們優渥薪酬。他透過電郵表示：「高階行政主管的績效有目共睹，如路傑克在本校所做的事情，他們給大學帶來的利益可能超過數千萬美元。」

▲圖為美國財政部長路傑克（Jacob Lew）19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會面。（圖文／路透）

芝加哥大學發言人史蒂夫．柯洛恩（Steve Kloehn）表示，該校給馬德拉的離職金包括延後支付的薪酬和退休金，與其他大學會給行政主管的薪酬方案沒有多大不同。他說：「大學必須吸引和留住最優秀的人才。」

就各大學給教員和一些行政主管的優惠房貸條件而言，哈佛大學和史丹佛大學最慷慨。紐約大學系統表示，由於紐約的房價貴，他們也提供教員和行政主管優惠的房貸條件。

除了提供低利房貸，哈佛大學還提供終身職教員和一些行政主管所謂的共享升值房貸（shared-appreciation mortgage）。共享升值房貸是指，哈佛大學僅負擔部分房貸，不用每個月幫忙還房貸或利息，但當房價上漲並出售時，哈佛大學可以共享賺到的差額。史丹佛大學和紐約大學系統也有類似的作法。

哈佛大學教員也可以申請零利率教育貸款。根據哈佛大學2010年的繳稅申報單，8名身兼行政職務的教授積欠校方280萬美元（台幣8,316萬元）房屋和教育貸款。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墨西哥前衛生部長胡力歐．福瑞克（Julio Frenk），因為購買房子向學校申辦了116萬美元房貸。哈佛大學人文中心主任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向校方申辦55.2萬美元（台幣1,639萬元）教育貸款，目前還有31.8萬美元（台幣944萬元）未還完。

根據哈佛大學2009年的繳稅申報單，哈佛大學前校長、美國前財長桑默斯分別積欠該校100萬美元（台幣2,970萬元）房貸和17.7萬美元（台幣526萬元）教育貸款。

桑默斯是在2006年6月接任哈佛大學校長時申辦房貸，但在擔任校長期間，他住在學校提供的住宅裡。2009年桑默斯接任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2011年卸任後重返哈佛大學擔任教授。

哈佛大學發言人凱文．賈爾文（Kevin Galvin）透過電郵表示：「本校提供教員和一些行政主管房貸教育貸款，因為本校承諾要招募全球最優秀的教師和研究人員。」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發言人茱莉亞．拉芙蒂（Julie Rafferty）表示，哈佛大學把福瑞克從墨西哥挖來時，提供他低利房貸，這樣他才能在波士頓地區購買同等級的房子。當福瑞克出售房子時，將會償還所有房貸，哈佛大學也能分享房價上漲的部分利益。

根據最新的繳稅申報單，史丹佛大學4名資深行政主管和教員共積欠校方460萬美元（台幣1.37億元）房貸，史丹佛大學前醫學院院長菲利浦．皮佐（Philip Pizzo）申辦了3筆房貸，總額達270萬美元（台幣8,019萬元）。前研發處處長馬丁．薛爾（Martin Shell）積欠100萬美元（台幣2,970萬元）房貸。

史丹佛大學發言人麗莎．拉平（Lisa Lapin）表示：「房貸計劃協助教員負擔得起昂貴的市場，否則這裡的房價高不可攀。」

在路傑克的人事案聽證會上，向來批評美國高等教育薪酬不力的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查爾斯．葛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尖銳地質問紐約大學系統的這類津貼。路傑克是在2001至2006年間擔任紐約大學系統執行副校長和營運長。紐約大學系統後來赦免路傑克44萬美元（台幣1,306萬元）的房貸。

葛拉斯利在電郵中指出：「行政主管的薪酬越來越高，各大學也每年調高學雜費。當他們爭取免稅之際，得解釋為何還給行政主管這麼高的津貼。」

路傑克在回應葛拉斯利的質問時指出，他透過私下融資來償還紐約大學的房貸。貝克漢表示，紐約大學系統不討論個別員工的薪酬細節，在該校的房貸計劃中，不到10筆房貸被赦免，該校這麼做是為了留住員工。

貝克漢指出，該校支付離職教員離職金有不同的理由，包括傑出的工作表現或約定義務。他說：「本校不常支付離職員工離職金，我們知道妥善管理學校資源的重要性。」

2010年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付給卸任校長鮑伯．基瑞（Bob Kerrey）120萬美元（台幣3,564萬美元）獎金。基瑞表示，當年有人提供他比擔任紐約新學院校長更高的薪水，董事會提供他獎金，是為了在最後一年留住他，直到2011年有人來接替他。

基瑞指出：「若無額外的獎金，我沒有必要的理由留在紐約新學院，這是讓我留任校長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