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

某一個週日的午後，我正好人在台北，聽說當天下午在唐青古物行有一場由兩個台大的學弟，為了尋找最好的社會企業原型，休學去世界各地一邊旅行、一邊參訪，回到台灣後辦的第一場分享會，好奇之下我也興致勃勃地前往。在他們提到的一些例子中，有一個孟加拉的Motherhouse特別吸引我的注意。

其實這種品牌的創業者山口繪理子（Eriko Yamaguchi），她的故事對台灣來說並不陌生，因為台北的門市就設立在年輕知識分子時常造訪的中山光點旁邊，而且創業故事也在此間出版了中文版的書籍叫做《以愛創業》。但是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年輕的她為什麼能夠走出這一步。

山口繪理子在慶應大學期間的暑期，到美國華盛頓特區的一個叫做IDB的國際組織實習，她被分派到一個大規模的專案計畫裡，也在那遇見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有高度教育與經驗的教授。然而當她知道這些教授們從來沒有到過開發中的國家時，她覺得有點不是滋味，並且懷疑現在她們的計畫是否真的能幫助到開發中國家的人們，於是她下定決定要去開發中國家。實習一結束，她馬上飛往孟加拉，至於選擇孟加拉的理由很簡單，僅僅是因為這是亞洲最落後的國家。

或許是她出國時遇過的震撼，和我當年開始背包旅行時的經驗很相似，讓我特別有共鳴。當山口繪理子步出達卡（Dhaka）國際機場時，馬上被一群乞丐包圍，在吵雜的大街上，她看到人們的物質生活是那麼樣的缺乏，背景中摻著嬰兒的哭聲，而大部分的嬰兒連衣服也沒得穿。山口對於這樣子的經歷感到非常震驚，她問自己:「同生為人，我該為他們做什麼？」她決定申請進孟加拉的一所研究所，並在這期間內找到她要的答案。我記得第一次在印尼、印度當背包客旅行時，也就是因為日復一日受乞丐包圍的經驗，因此種下了改變我一生的種子，決定我未來選擇到NGO工作。如果不是出國，我的人生可能就不會有如此的轉折，讓我在多年過後成為一個NGO組織的工作者，因為我想要用有組織、有制度的方式，改變弱勢者的生活方式。

反觀自己在出國之前，我知道自己知道什麼，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比如說我知道自己知道什麼，不怎麼怕冷，從小就喜歡綠色的東西，偏好吃泰國菜跟圓形的水果，能夠輕易分辨咖啡的好壞，卻無法區分人的好壞，不喜歡頭髮濕濕的睡覺，我知道自己數學不大好，歷史年代跟化學元素表總是記不起來，總之，這些事情都是我確知的。

同時，我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相對論，量子物理學，不知道如何正確施行心肺復甦法，不知道高速公路收費站的價格，叫不出來電視螢幕上出現的名人，不會修理電器，不會跳舞可能也永遠學不好，不會使用工程繪圖軟體CAD，無論如何努力揣摩，甚至到車站長板凳上去睡一夜，也不能真正理解當街友的感受。

但最難的，並不是這些我知道自己知道、或是不知道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如果不是因為出國的體驗，我將永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很多重要的事情。就像現在回想起來，在我還不懂得加減乘除以前，我就算看到數字也不真正知道它們的意義，就像電話號碼，只是一串數字。但是自從會了加減乘除以後，我就完全改變了。我看到數字43的時候，看到一個質數，如果43出現在收銀機的螢幕上，我看到40 3，我看到50-7，因為這決定我要如何付錢。我甚至無法想起，在此之前，我對於數字43是否有什麼看法。

在地球的另外一個角落面對乞丐，跟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面對乞丐，感受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就像在學會運算法則之前、之後所看到的數字43，應該是完全不同的。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事。

從小在一塵不染的日本長大的山口，生活在猶如大型垃圾場的孟加拉，想當然爾遭遇到很多困難，遇到好人，也遇到騙子，當然也有佔她便宜的壞心人，最重要的是，她觀察到所謂的國際捐款和外國援助，並沒有真正觸到人民實際上的需要，因此她決定用能更直接、更永續的方式幫助窮人，否則就算送一百萬件T恤到非洲，最大的意義也不過就是送T恤而已，是不會為窮人的生活帶來任何實質改變的。

如果說我為自己找到了NGO的工作，那麼山口找到的答案則是孟加拉大量出口、但是價格低賤的黃麻纖維（jute fiber），認為這是一種極具潛力卻被低估、擁有無限可能性的材料，不但可以吸收普通植物5到6倍的二氧化碳，還可以用來作肥料，是非常環保的材質，所以她在2005年的秋天創立了Motherhouse，一改黃麻的粗鄙形象，在孟加拉當地用本地勞工製造出高品質的產品，用精品的形象在已開發中國家行銷，突破各種困難後，就是我們如今在貨架上面能夠看到的高價商品了。

▲創辦Motherhouse的山口繪理子，到孟加拉找尋幫助窮人脫離貧困的方法。圖為孟加拉婦女在首都達卡一間紡織廠上班的畫面，攝於2005年7月3日。（圖文／路透）

Motherhouse產品的6項宗旨，其實正是反應了山口這個出了國門到孟加拉的日本人，對於如何終結這個世界弱勢與貧困的思考：

‧1.產地生產製造

‧2.良好的工作環境

‧3.高環保

‧4.高品質

‧5.與製造者分享銷售與產量等資訊

‧6.符合公平貿易原則，不壓榨員工

這6件事情雖然看似簡單，身為一個NGO工作者，我知道那不是隨口就可以說出來的，就算說得出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輕易做到的。如果說曾經在學校遭到霸凌，以至於好幾年無法正常上學，中學差點變成混幫派的不良少女的山口，最後終於找到的人生夢想，就是用餘生實現這6件事，也不算誇張。

實際上，山口希望用自己生命的故事，告訴其他「不知道想做什麼的人」，透過追尋，誰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因為人不是生來就被交付了什麼使命，也不是生來就有什麼使命能夠驅使自己採取行動，所謂的人生，就是讓我們探尋那個使命的漫長路程。

「我自己也常常感到迷惘。那些迷惘只不過是為了讓我察覺到Motherhouse就是我真正使命的序曲。」山口在自己的書裡面這麼說。「正因為不知道，所以我仔細的思考。思考再思考、思考再思考。那樣的歷程持續了一年以上，我終於找到自己的起點。」

我曾經遇過一個大學教授，很無奈地告訴我一個小故事，他任教的學校贊助學生讓自己寫下到國外去進行的「圓夢計劃」時，竟然有學生理直氣壯地問教授：「老師，你覺得我的夢想應該是什麼？」

彷彿他問的是一道有標準答案的化學方程式似的，我這位教授朋友當場為之語塞。我跟這位老師分享山口的回答：「如果沒有努力的面對自己，卻來告訴我『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事』，那麼我也只能說：『請好好思考。』──請思考到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為止。」

想不到的事情，當然不可能做到。若在自己生活的國家裡，找不到這樣值得以生命作為賭注的事情，那麼此時出國就變得十分必要了。

當然，我這裡說的「出國」，是針對生活在非常狹小的台灣而說的，如果一個生長在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如果只是抱著同樣「到別人的島上看一看」的渴望，大可像在中國微博上紅透半邊天，原本在上海著名的廣告公司當紅牌AE的「花總」，為了「想要盡量把自己的觸角伸的長一點、感受不同的溫度、不同的冷暖」，於是到東莞去潛伏當工廠流水線上最低級的工人、幹粗工，其實那種體會到自己原本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震撼，力道已經足夠，根本不需要出國。

無論出國不出國，換個客觀環境看到自己不認識的自己，接受原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所帶來的衝擊，震撼像無數的餘震慢慢平息以後，變成一股重新整理生命紋理、正面追尋的力量，這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改變。

■劉侑學

西班牙勞動市場傳統上被視為具有高度僵固性的特色，嚴格的解僱保護規範、相對慷慨的資遣費，高涵蓋率的產業／區域別的集體協商制度，形成一道嚴密的保障防線。雖然從1980年代開始，無論是中間偏左或右派政府執政，都大力推動一連串勞動市場的改革計畫，試圖翻轉歷史留下的制度遺緒，不過在工會數次發動全國大罷工，展現強烈抗爭的決心之下，彈性化措施始終在邊邊角角進行，特別是只針對年輕人，因為看準青年族群缺乏組織動員的實力與能量。

歷經1980、90年代的改革風潮，邊緣彈性化的結果導致西班牙勞動市場逐漸出現雙元化的現象，圈內人／圈外人處在兩個世界的差別待遇，內圈勞工多半享有長久契約、解僱保護、社會福利與工會組織，而外圈勞工則只擁有低薪不穩定的短期契約、無法達到領取福利的資格，更難以獲得組織工會的權利。

▲馬德里一名男子正準備開門，圖攝於2013年3月23日。西班牙勞工部表示，2月份失業率比前一個月多1.2％，多增加5萬9,444名失業者，目前失業人數約5百萬人。（圖文／路透）

然而，圈內人的優渥保障被視為是資本家不願創造就業機會、非典型工作者無法流入圈內拿取長期契約（或可稱為不定期契約）的主要障礙，圈內人是失業問題的罪魁禍首，挑動勞工內部矛盾的敏感神經。因此，可以發現包括西班牙當局、國家組織與學者專家，對於化解雙元勞動市場，提升經濟競爭力的藥方有著極高的共識，不約而同提出放寬解僱門檻、調降資遣費額度，下放集體協商至企業層級等改革手段，將為西班牙帶出一波經濟成長。這也是2000年以後工會、資本家與政府三方角力的主戰場。

在競爭式民主的制度下，改革過程並不十分順利。2008年下半季的金融風暴，以及後續的歐債問題，西班牙成為危機侵襲下的重災區，疲弱的經濟表現與日益走高的失業率，使勞動市場去管制化得到空前的正當性。根據官方所發佈的數據顯示，西班牙的失業率從2007年的8％攀升到去年底的26％，將近6百萬的失業人口，也因而勞動改革排上政治議程的優先順位。

去年2月執政的人民黨強勢運作通過勞動市場改革法案，根本性地改變目前勞動制度的本質，若進一步利用就業保障立法（EPL）量化指標進行計算，改革後的西班牙勞動市場僵固性整體下降超過25％，有觀察家甚至指出改革的幅度創下戰後以來所有OECD國家的紀錄。

許多右派觀察家認為，西班牙勞動市場之所以面臨改革的迫切需求，不僅是來自於高失業與低就業的原因，再加上目前的制度造成低生產力、低附加價值的困境，一旦企業更富用人彈性，員工才會具有生產力與創新的誘因，終將為企業創造高額利潤，資本家方能提供更多工作機會作為回饋。

改革法案通過之後，企業可以更容易且便宜地解僱勞工，未來也會愈有聘僱勞工的意願，執政團隊對於西班牙的經濟前景無比樂觀。勞動部長班尼茲（Fátima Bánez）就認為法案將有助於企業度過危機，「就業本不該是浪費公共支出所創造出來的」，她已經看見西班牙逐漸走出危機陰霾，並且堅稱自己不是「空頭的樂觀主義」；西班牙經濟部長也表示，「如果改革法案早2、3年前通過，現階段將可以減少將近百萬的失業者」。

工作雙元性意味著西班牙勞動市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契約型態，大約60％的勞工是屬於長期契約，而其餘40％的工作即是缺乏保障、高失業風險的臨時性契約，也是當前失業率構成的主要來源。

惟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的失業人口組成出現明顯的變化。西班牙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報告指出，在改革法案大規模降低解僱標準與負擔以後，企業解僱勞工的成本總共下降23％，進而促使企業開始大規模地裁撤組織內的長期契約工，從另外一份官方統計數據《活動人口調查》（Active Population Survey）觀察發現，自改革法案推動以來，長期契約就業的比例已經大幅度地下降。

換句話說，失業狀況並未隨著改革法案而收到成效，反倒持續上揚，失業率從2011年底的22.85％，在2012年底已經超過26％，而且這波失業潮多半是長期契約勞工，成為去管制、彈性化下的犧牲者。

經濟衰退打開去管制化的機會之窗，這些支持者也同時宣稱改革將有利於創造工作機會，擺脫居高不下的失業數字；然而，因著現階段不景氣的背景，更多的彈性只代表著更多的解僱、更多的短期契約，以及更低的薪資水準，事實上許多統計報告業已證明改革並未舒緩嚴峻的失業困局，反而帶來另一失業高峰。可以預期，即便未來西班牙的經濟、就業轉而恢復生機，但在失業率降低的背後，其實是大批勞工不斷進入臨時僱用關係的結果。復甦，終將只是少數人的榮景。

（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