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揚給我看了附近登山的目擊者在遠處所拍攝的槍殺事件紀錄片，那一片皚皚的白雪裡，偷渡的難民們一個個小小的身影朝著山上跑，蔣揚為我解說模仿鏡頭裡答答答槍聲時的無力與絕望，至今猶在眼前。當時有近百名外國登山客目睹了獵殺過程。2008年11月12日，BBC紀錄片「Murder in the snow」，有羅馬尼亞登山客目擊拍攝的影片，並採訪當時被射殺的尼師的同伴、登山客、羅馬尼亞籍的拍攝者，重建現場當時情形。在以下網址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http://tw.youtube.com/watch?v=UtVEVM12Mvk,

http://tw.youtube.com/watch?v=oV_aJRgYyaM,

http://tw.youtube.com/watch?v=BkMcj4vQtRU,

http://tw.youtube.com/watch?v=veQIdaR0J70

蔣揚不是那幸運偷渡成功的41人之一，他在囊巴拉隘口被抓入獄；或許也可以說蔣揚是幸運的，因為他沒被射中槍殺。不論幸與不幸，蔣揚和三十多人被逮捕入獄三個月，他告訴我坐牢期間挨餓挨打被強迫吃一種藥丸，吃了後腦子變笨了，反應變慢記憶變差，至今後遺症依然。

出獄前和難友們討論過，蔣揚表示沒逃成功他不怕，還想要再度流亡，其他難友也說要再走，於是大家相約一起走。但出獄後到約定時間地點只有蔣揚一人出現，其他人沒來。不氣餒的蔣揚暗下決心定只有一人也要走，這次他要變換不同方式出走。蔣揚出獄時先打電話告訴昌都的父親，要再去印度，父親不肯，急著叫他留在拉薩等父親來接他回家，千萬別去印度。蔣揚堅持二度逃亡，再次借錢買假的過橋通行證。蔣揚喬裝成卡車助手闖關二度偷渡，終於安抵印度。成功逃到尼泊爾時，蔣揚馬上打電話回去報平安，居然聽見父親竟已過世。原來父親那天接到電話後，匆匆騎摩托車馬上出門去車站，想要趕赴拉薩接兒子。可是那天江水大漲，跛腳的父親連人帶車摔入急湍江水中，屍骨無存，連車都找不到。

難民接待站發現蔣揚是囊巴拉槍殺事件後的二度流亡者，幾個小時後立即召開記者會，記者們輪番而來，蔣揚機械式的有問就答，傷慟的他比一般難民被留在接待站的時間更長。蔣揚告訴我當時的煎熬：「老師，我哭，一直哭，眼淚不會停，我也不會吃飯，也不會睡覺，他們以為我瘋了。」像瘋了的蔣揚，直到三個月後才被帶到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尊者，蔣揚說：「達賴喇嘛尊者要我到學校好好學習，他會為我祈禱，我才慢慢好起來。」

和其他西藏難民少年一起被安置在蘇佳兒童村學校讀書的他，除了於記者來賓參訪時回應關於囊巴拉新聞事件，兩年多來封閉自己，平素沈默寡言，不願和同學多說話。經過相處，囊巴拉蔣揚願意為我訴說他的憤怒與傷心：

當我一想到父母和妹妹，就會傷心，想為西藏犧牲。但想到就算我死了，對西藏沒有幫助。所以現在好好學習，我要做對西藏有幫助的事。

我父親不讓我念漢人學校，每天教我聖尊達賴喇嘛的事和宗教理論。我小時候上學時，有一天公安看到我脖子上戴著達賴喇嘛像，把我拉去角落問話，還打了我，把我的達賴喇嘛像摘下丟在地上踩。我傷心流淚，回家告訴我父親。父親很生氣拿了刀去找公安，此事鬧很大，我父親被抓了，判了五年牢。那時我十一歲。父親放出來後，我已了解西藏的情形，想去印度。逃到囊巴拉這個隘口時，中國邊防軍開槍殺人，我們只是小孩，沒做甚麼叛亂的事，只是想學習。

蔣揚告訴我他想為宗教奉獻。他愛上蘇佳學校的宗教課，愛在上課時提問。他喜歡宗教課所教內容，對宗教有興趣。他舉例告訴我，即使是六字大明咒雖然只佔宗教的一小部分，但是已具有廣大意義，更何況佛教所有教義。宗教的感動，使囊巴拉蔣揚願意為宗教奉獻。十八歲年輕的囊巴拉蔣揚，計劃兩年讀完蘇佳學校的語言班後，想要去德拉東的西藏職訓中心學習技藝半年，然後再去達蘭薩拉的政治犯團體「古居松」（Gu-chu-sun，即九、十、三），學當記者。他說：

囊巴拉事件使我害怕恐懼震驚，沒想過人民解放軍會開槍殺人，把人當成動物一樣令人生氣憤怒。想當記者是因為囊巴拉事件常常在腦海裡重現，記憶猶新，記者報導囊巴拉事件使我了解新聞記者揭露真相的力量，我想當為西藏真相說話的記者。

第一次訪談時，我從囊巴拉蔣揚眼中看到燃燒的憤怒，我想點醒這個看似沉默說起囊巴拉事件怒氣沖沖侃侃而談的大男孩，能否區分憤怒的對象，反問他如果他是邊防軍會怎麼做。他說：

我對中國邊防部隊殺人不滿，但不會對平民漢人不滿。如果邊防部隊軍人是中國人，我想那是無知，如果我是邊防部隊的藏人，我不會對藏人同胞開槍，穿越邊境只是想求學。

在初次訪談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訪談到後來我發現囊巴拉蔣揚尤其抑鬱最為嚴重。所以我有機會就找他，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來蘇佳學校說法祈福，學生表演西藏傳統歌舞獻給噶瑪巴時，校長邀請我參加，我找囊巴拉蔣揚隨身當譯者，我一有機會就找他。我常找他說話，囊巴拉蔣揚也常來找我提供論文資料，我倆也投緣，常常說話。後來我要他多說一些他和父親的事情。他說了他這個康巴少年的坎坷：

我和我爸爸一樣，喜歡自己看書。父親坐牢時我十一歲，期間我輟學幫忙家計，挖蟲草加入劇團賺錢交給媽媽。父親出獄後我想去印度，父母不肯，我找親戚借五千五人民幣給帶路人，帶我偷渡，在囊巴拉被抓。前天海外藏人青少年來校參觀，他們對西藏家鄉和囊巴拉新聞事件好奇，每次外國人來，我都會被找去。我很願意去說，我要告訴全世界真相，中國對西藏不好，是活生生的見證。我想讓世界上所有人知道我爸爸是怎麼死的，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是怎麼殺人的。

這孩子眼中都是仇恨。現在才十八歲，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平常不和同學說話的囊巴拉蔣揚，雖然宿舍和班上同學都對他好，但是就是不想說話。當老師的我想打開他封閉的世界，試圖把他從囊巴拉事件拉出來。

我：不和同學說話，這幾天常和我說話啊，今天還來找我兩次，為甚麼？

蔣揚：和老師說話是我的責任。

我：原來你在統戰我。（我逗蔣揚）

平素不苟言笑的他露出難得的微笑，赧然不知如何回答。

我：蔣揚，父親和囊巴拉事件成就了你。他會死是因為父愛，父愛會死是因為中共，世人現在都知道囊巴拉，你父親沒有白死。

我當然明白蔣揚不是在統戰我，我知道因為一起共患難的友伴過世，相較之下他是在流亡的平安生活中，所以蔣揚想要挑起友伴的未竟之志，所以蔣揚要告訴全世界囊巴拉槍殺事件。也因為蔣揚傷慟父逝，所以他想為西藏做事的動力更強烈。因此我倆常說話，說到後來，囊巴拉蔣揚把我帶進他的生活圈，並嘗試扮演記者，實況報導他的初次偷渡行，我才知道原來在蘇佳學校共有三個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倖存者。囊巴拉蔣揚當起實習記者，為我報導第一次偷渡時，帶路人帶著他和拉薩路上結識的朋友慈仁（化名）偷渡時，患難見真情感人肺腑的故事。時窮節乃見，板蕩識忠貞，蔣揚這個善良的孩子，也懂得別人的善良。實習記者囊巴拉蔣揚報導時如是說：

慈仁和我在拉薩在等帶路人時認識，看見幾個小小孩和父母抱頭痛哭，我們想這麼小的孩子去印度很可憐，就對他們父母說，雖然非親非故，但是我們會代替你們照顧孩子，帶去印度的，不必擔心。一路上，慈仁一手牽一個，帶著兩個的小小孩，還背著他們的背包。偷渡到囊巴拉，開槍時，慈仁還不放手，答答答槍聲響起，兩個小小孩在哭說我不去，不肯再跑，慈仁強拉著兩個小小孩一起逃命，跑啊跑，小小孩跑到吐血。慈仁想吐血再繼續跑，小小孩還沒到印度就會先死了，才放手。我也帶著一個小小孩，他們都不肯跑，在高山上跑小小孩就吐血。三個小小孩和我都被抓。

我們很敬佩慈仁。有一天半夜過河，我揹著我的小小孩過去，慈仁揹著一個睡著的小小孩，大家走了一個多小時，已經深夜三四點了，慈仁發現少一個小小孩，他很著急回去找，那孩子蹲在水邊一直在哭。我們都很感動。

終於，囊巴拉蔣揚開口對我訴說他的心痛。傷心至極心就會痛，我們討論失去父親的哀傷與內疚帶來的心痛，那痛點在心口脈輪處遊走鑽營，愈是傷心心愈痛，那種心痛嚴重時逼使人不能吃飯不能睡覺，恍若行屍走肉，當心裡走不下去快撐不住時，連路都不想走，真想倒地就躺下去，永遠不必起來，不必再走路，不必勉強自己去活著。這孩子不和同學說話，離群索居，封閉自己，只肯打開一小縫隙在記者來賓前談他的囊巴拉新聞事件。父親的死，傷痛到極點，難以承受，憂鬱到心痛，蔣揚生病了，那是心病。心病，要去就醫。我留了一千盧比要他看藏醫，去吃Loong的藏藥。

囊巴拉蔣揚，在執意的流亡中失去所愛的父親，他的傷慟需要協助，心痛曾想死的他，有憂鬱症的徵兆。西方的醫學，可以尋求醫療協助解除相關症狀，必要時也需要藉助心理諮商走出憂鬱。西藏醫學，則以風脈不調論症，可以吃Loong的藏藥。蔣揚需要有人和他說話，不必繼續封閉自己自苦。

我在訪談蘇佳學校的學生時，試著順便教導學生靈活思考。因為訪談，我和學生自治會會長索多、籃球健將右加、囊巴拉蔣揚常聚會，這三個十來歲年輕康巴青少年不但很配合訪談，還協助我把訪談內容寫下來。我也教他們判斷思考該給我哪些資料，索多會長提過他積極想對在印度出生的學弟學妹提振西藏民族心，我曾教他自治會可以努力的點：可以去想如何用不同方式來達到目的，比如集會時可以說，也可以去家庭說。不料在一旁的蔣揚聽進去了，而且我在蘇佳學校最後一個週末夜，他做到了。

那一夜在我住宿的14號家庭學生宿舍，蔣揚來陪我，一起仔細觀看囊巴拉槍殺事件記錄片。我和14號家庭32個成員及家庭宿舍仁增媽媽，還有鄰居15號家庭幾個男孩，一邊觀看影片，一邊聆聽蔣揚的旁白補充，片中的蔣揚是一臉想要玉石俱焚的仇恨。那一夜包括家庭媽媽共有15人是和蔣揚走同一條偷渡路線，播放囊巴拉隘口時，紛紛指著我的筆電螢幕激動在叫：「我就是走這裡！」「我也是！」「我也是！」蔣揚告訴這群有共鳴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怎麼死的，眼中灼熱的仇恨滾燙欲嗜人，蔣揚模擬答答答槍聲的聲音裡滿溢憤怒，一屋子的同仇敵愾氣憤不已。孩子們還問他坐牢的事，捱餓嗎？挨打嗎？、、、孩子們問不停，蔣揚回答也一直說不停，他和走同一條流亡路的學生們說了很多的話。末了，蔣揚眼中忿恨的火苗漸弱，他環視四周的孩子們語重心長的說：

我因為囊巴拉槍殺事件有很多外國人贊助者，有的想帶我去美國，我不要。我想，出國我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但是，我自己好有什麼用？我要留下來。我在達蘭薩拉不管做什麼，都能為西藏做事。

必須離開蘇佳學校的我，知道蔣揚把思鄉病藏在從不和家人聯繫裡，在蘇佳學校近三年來不敢打電話回家鄉給媽媽，從不連繫，怕連累他們。我安排囊巴拉蔣揚假日去處，希望他能得到家庭媽媽和朋友的關心。我要樂觀平和的右加去比熱定居點時帶囊巴拉蔣揚一起去逛逛，請仁增媽媽邀約蔣揚週日來14號家庭吃飯，還要蔣揚一定得去看藏醫。我在蔣揚班上上課時就交代談戀愛擇偶注意事項，要找藏族姑娘為良配，要選擇能吃苦、懂操持家計、願共患難的好女孩，一起共度人生的喜怒哀樂。捨不得流亡孩子受苦的我，短暫的停留，很難做到什麼，只能盡力，但願我這個媽媽老師，能給我流亡異鄉的孩子們一絲溫暖，以慰鄉愁。

離開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我去參訪囊巴拉蔣揚想去的德拉東職訓中心，想弄清楚孩子們是否真的適合去這所學校。參觀後我鬆了一口氣，囊巴拉蔣揚等新難民學生若能來此校就讀，可以學習良好的技職教育，對日後在印度生存就業很有幫助。但是，我還是放不下生病的囊巴拉蔣揚，卻苦無合適的管道，難以聯繫。採訪第二代流亡藏人僧格時，囊巴拉蔣揚正好從印度蘇佳學校來電話。原來不是只有我會思念，他向廚工哥哥借手機，問我論文寫得如何。我要了廚工的手機號碼，急著打過去印度，我等這一天很久了。電話中我們同時急著問對方：「你過得好嗎？」我趕緊回說都很好，急著問蔣揚：「你呢？心還痛嗎？」

他說：「好多了。老師你離開那天，我輪值廚房切菜工作，所以不能去送行。老師，別擔心，我有去看過藏醫吃Loong的藏藥，也和右加一起去過比熱定居點，還常常和他一起去看電視，也有去14號家庭。」我追問去了14號家庭幾次？回我有八次。我算算時間，四個月去八次，平均兩週去一次。肯定有得到溫暖，可以了。

離開比熱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時，相熟的孩子們：索多會長、右加、美真、丹美、中文社等幾個大孩子來14號家庭送行。14號家庭的孩子們列隊唱西藏國歌送我，末了大家大喊：「FREE TIBET！」獨缺囊巴拉蔣揚。我擔心這孩子怎麼了？還無法面對愛別離嗎？這四個月我常常想起這個有心病的大孩子，擔心他能不能走出傷慟。知道囊巴拉蔣揚依我安排看藏醫、出去玩、週末去14號家庭，我真是鬆了一口氣，這孩子終於從自我囚禁中踏出去了。

蔣揚說：「老師，醫生叫我去醫院開刀，昨天我去比熱定居點一間寺院問仁波切占卜，他說開刀的卦象比較好。」我問：「生什麼病？開哪裡？開刀需要用到錢嗎？」蔣揚：「我也不知道。不是很清楚。」經過仔細盤問，安排蔣揚和我相熟的師兄及陪同的譯者友人接上線，我要囊巴拉蔣揚若有重要事一定得說，他們必會轉知我。我們相約每一段時間，他先借手機找我，我再回撥。

最後還交代這孩子去學校圖書館看我送去的書，每一本書內頁我都寫上叮嚀：「讀西藏書、說西藏話、想西藏事、做西藏人」，並且要囊巴拉蔣揚轉知蘇佳學校的孩子們：大家好好生活、用功讀書、靈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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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援圖博抗暴51周年紀念大遊行

歡迎各社團聲援圖博抗暴51周年紀念大遊行
時間：2010年3月14日（星期日）下午一點集合
地點：忠孝復興路口－台北101

主辦單位：在台藏人福利協會、圖博（西藏）青年議會台灣分會、台灣圖博之友會
協辦單位：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勞工陣線、台灣青年逆轉本部、台灣聲援中國人權聯盟籌備處、廢除死刑聯盟（持續邀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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