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談來談去，我們討論韓國議題的範圍，大概也就是科技、創意、文化等幾類產業。這當然是偏狹，因為本地實在沒有累積大規模的韓國研究，之所以關注這些領域，其實是源自於產業界的焦慮。簡單的說，近年的「韓流」熱潮，甚把韓國的發展予以神化，其實是反映了產業界的視野、需求。

本地產業界的焦慮，是來自於體察到國際環境的變動。20年前，韓國是作為西方業者抗衡日本的棋子，三星電子的崛起，在策略上是作為對抗日本新力（索尼）等廠商的灘頭堡，近10年內，韓國則是西方國家進入中國的跳板。

這種態勢，完全迥異於本地產官界對於台灣地位的描述。大約10年前，本地業者對於自身的國際定位，就是西方、日本進入中國的中介者。當時的自我感覺頗為良好，認為台灣在代工時代所累積工廠管理經驗，是「頂港有名聲、下港很出名」，再加上台灣與中國在語言溝通上的優勢，以及1970年代之後所累積的技術基礎，應該可以開啟另一波的國際合作熱潮。

但是，本地所打的如意算盤卻全然落空。三星電子、LG在1997年金融風暴後，像吹氣球一般的成長，日本電子業的合作對象，逐漸轉向韓國，即使是最有危機感的日本車廠，不是獨自與中國業者締結合作關係，就是自行到中國設廠。西方、日本在近10餘年內的產業轉型、前進中國，實際上是把台灣的策略位置降低了。原因之一，當然是對於台灣業者的策略想像有疑慮，他們不希望將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台灣─中國」的籃子裡；原因之二，則是策略調整，日美的電子業者在1990年代爭霸所進行的結盟策略，讓台灣與韓國業者快速崛起，這種「飼老鼠咬布袋」的事情，應該給了日美等國業者，不少的啟示。

更重要的是，西方國家大談韓國，其實有制衡中國的意涵。本地總以為西方對於中國經濟、民主的未來想像，是以台灣為藍本。其實，韓國比台灣更適合擔當西方的代言人角色。中國當前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與1960年代的韓國有相近之處：以大型企業帶動經濟，然後以國家的強力介入來制衡資本家的脫軌。這種發展模式，曾被西方稱為「財閥」，這與同時間的台灣所採行的國家主導政策、中小型業者發展的模式，明顯不同。鄧小平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時所說的「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或許還有一點台灣式的經濟模式影子，但是到了江澤民、朱鎔基之後，大型企業已經躍上檯面成為發展的火車頭。

這是「巷子內」人士的焦慮來源。西方國家只有在制衡韓國的考量下，才會暫時將關愛眼神轉到台灣，近幾週，美國資訊電子業者，擔心三星坐大難以制衡，而引發台灣業者強力爭取合作機會，就是明證。

只不過，整個事情的前半段沒有人提，反而只是繞著已經發生的事實打轉。業界的暗喻（潛台詞）很清楚：希望政府比照韓國，能對本地產業有更多協助，台灣需要有一個像三星那樣的業者。然而，政府介入這種話，放在「自由經濟、政府不要管太多」的脈絡下，實在突兀。業者一下子要政府不要管，一下子又要政府協助，會讓自己變成「被寵壞的小孩」。公部門大概也瞭解這種狀況，但是「產業的國際局勢」一說出來就是令人無奈，而且很容易被上綱成為「台灣的國際政治位置」，有苦難言之下，只能顧左右而言他，猛強調台灣也有發展不錯之處。

不承認韓國發展有其國際背景的結果，就是怪異的神化韓國，在我們眼前展開。

其實，基本工資按其最原初的立法原意本就是生活工資，而非僅供其餓不死的最低工資。而且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相關國際公約皆承認，基本工資是一種「基本權利」，不是讓資方官方可以討價還價、東苛西扣的，更不需要以景氣復甦為調漲前提。需要喊價協商的，應該是更高的層次的，例如全體勞工的加薪幅度，而不是基本工資；拿基本工資來喊價，乃水準以下的表現。

當然，誰都知道這種權利不從天上來，而是靠勞工的團結鬥爭得來；正是在此方面，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思考受基本工資影響以外的勞工的加薪策略，使之與基本工資的訴求聯繫在一起。
李亮／文字工作者

由於7月底即將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一些勞工團體再次老調重彈，要求將基本工資作為「生活工資」解釋，認為應該能夠維持勞工個人生活所需之外，還能扶養1.25個親屬，故計算其數額應提高至2萬2千餘元，以符合景氣好轉、資方獲利增加的事實。事實上，每個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此種調漲幅度現實上絕無實現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此論調一來邏輯不通，二來也對底層勞工有害。

首先，目前全球化市場競爭激烈，台灣許多中小企業實際上是苦撐經營，景氣好轉的利潤絕大部分都流向那些大型知名企業，市場結構趨於兩極。而大企業的勞工薪資普遍高於基本工資，要求調漲至2萬2千元根本無法讓大企業將利潤分給勞工，反而只會影響到那些無法付出高薪吸引優質勞工的中小企業，成為壓垮它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二來，原本賺取基本工資的即是那些在傳統產業中的底層勞工，他們由於自身能力條件不足而只能在這些較弱勢的企業中低薪謀職，如今若人為地提高工資水平至超出其生產貢獻，必然減少廠商的雇用意願，反倒造成這些人的失業。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