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反」霸凌，有用嗎？

◎馮喬蘭

在研討會(註1)落幕後沒幾天，台灣學校就開學了。而開學第一週，延續上學期的政策，通稱為「友善校園週」，標舉「反毒、反黑、反霸凌」。至於為什麼三反就能構成友善校園？我們一直不能理解政府的信心來源。然而我們政府的政策思維模式，與國際，似乎有落差。

在研討會後的記者會上，來自瑞典的Antoinette Hetzler教授，對著在場媒體娓娓道來瑞典反霸凌歷程，其中提到在一九五八年瑞典政府立法禁止體罰之後，現場教師曾一度反彈，甚至質疑禁止體罰將使學生「接管學校」（take over the school），而瑞典政府做的是提昇教師專業、調整教師素質、改變班級經營方法，花了十年，不僅「消弭反彈」，更整體提昇教育品質，落實了立法初衷—「維護兒童權益」、「反暴力」。更有趣的事情是，為了面對霸凌，他們徹底思考校園民主問題，在學校裡，他們設法擴大學生參與，還制定平等對待法。總之，得做很多「實質的事情」。

將霸凌犯罪化，卻又將反霸凌娛樂化。

那麼，台灣的政策呢？我們在研討會的手冊中，整理了從二○一○年開始的教育部「霸凌防制政策」，包括宣導反霸凌、穿粉紅衣貼反霸貼紙、要求通報（像SARS一樣）、動用警力、增加輔導人員（全國預計分兩階段增置六○二人）…而在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網頁上，更高掛著馬總統期勉的霸凌處理四原則—「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說明」。

九月初的友善校園週，各縣市使出各種花招，力求創新。包括改編歌曲、擊破霸凌箱或霸凌板（象徵破除霸凌）、或邊擊鼓邊喊霸凌我不怕…另外還有反霸凌行動劇（這我們將找機會專文處理）。

在這些儀式中，不會少的，就是長官致詞，以及長官「監誓」。只要是大場子，安排了長官來的反霸凌活動，幾乎也都安排了學生一手舉起，宣讀反霸凌誓詞！而長官嘴巴裡能致的詞，其實也就是再度強調反霸凌的意義，或是抬出品德教育、法律教育…而這些，對於與霸凌最相關的人際文化、權力結構問題、包括關懷、理解與同情，很難搭上關係。

在我們這次的研討會中，有學者提出，強迫學生閱讀反霸凌資料，或聽反霸凌演講，不只對於霸凌之預防無效，更會讓學生嘲笑「反霸凌事件的愚蠢」。我們就曾見識過幾個一年級的小孩，當中突然有人說：「我們來玩反霸凌吧！」一群小小孩就開始列隊遊行，一邊舉手高喊：「反霸凌！反霸凌！反霸凌！」有人還說：「好好玩喔，再玩一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反霸凌活動有其一定的效果，那就是宣傳口號的效果，我們不能否定，這也是一種效果，大大小小都知道有個反霸凌這件事，但也僅只於口號的效果，連治標都辦不到。

其實，口號多了，也是有其反效果的。一種狀況是使人麻痺，自動掠過此事，因為一切不需當真，把喊口號當做盡責任；另一種狀況是，如果學生真打了那些反霸凌專線，卻發現一點幫助都沒有，那麼，他僅有的信任，將被摧毀殆盡。

來自蘇格蘭的Pamela Munn教授在記者會中，談到蘇格蘭的「反霸凌週」。他們是針對老師進行各項課程、討論、方案，也就是，提昇老師的能力。尤其是案例研究，Pamela Munn教授說這個對老師助益最大，可以了解孩子霸凌背後的原因，也能確切思考要著力的關鍵，而非一味壓制。「孩童有權利，學校有責任」（child has the right and school has the duty），是學校必須扛起教育責任，所以重點在大人能力的提升—就是得要來真的。

台灣霸凌防治的限制─缺乏了愛、同情與理解

更詭異的是，我國處理霸凌業務的單位是軍訓處。在國際研討會要翻譯這個我國獨創機構，還真不容易，學者很難體會，這是個什麼單位？研討會現場也有老師提問：「一直說要通報，但通報到軍訓處，很怪，而且，可以給我們什麼協助呢？」

好幾個縣市首長，在反霸凌議題上都不諱言要動用教官。台中市政府就曾經正式宣佈高中職教官認養國中小，全面防霸凌，彷彿是有個閒置人力可用，就用。但我們想還不止於此，有部分人是真心認為，要以強力壓制霸凌，讓他們「不敢造次」。說是維護校園安全，但卻忽略了最好的預防就是好的人際文化，而這絕對不是恐嚇得來的。

社會很容易將幾個上了媒體的暴力事件，想像成所有的霸凌事件，或是一提及霸凌，畫面就是「象腿幫」，一群人圍住一個人拳打腳踢…但這些是校園事件，並不是霸凌的全貌。而這些校園事件，動用軍警區域連防，也只能讓事件地下化，而無法軟化其心、使其改變。

研討會中，來自日本的?充教授提到，曾經有一段時期，日本警方也介入校園，壓制了所謂外顯性霸凌，一陣子後，大家以為校園比較平靜了，殊不知，孩子間的風暴正用各種不明顯的方式肆虐著，這也是日本特別強調的Ijime（日式霸凌）。雖是這名稱，但實在不專屬於日本，在台灣的問卷調查裡，與Ijime類似的排擠、言語霸凌的比例也是高於暴力。無論是哪一種，處理的方式都要從教育出發，無論是採取同儕支持方案、發展學生的社會技巧等，絕非以暴可以治暴。以暴，就只會讓孩子的心離開。

前幾日，?充教授還特地來信，提及日本進行霸凌防制已經快要三十年了，不敢說全盤成功，各國也差不多是這樣，台灣應該進行台灣在地的調查研究，但首先必須想對問題，看到本質。馬總統宣示霸凌議題的處理原則為「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說明」，這個宣示恰好反應了目前台灣處理霸凌防治的限制—缺乏了愛、同情與理解。

與英格蘭的政策方向「每一個孩子都很重要」相比，台灣彷彿在宣示「犯罪防治」。在這樣的思維之下，教育的發揮，太有限。所以，我們還是得回歸本質，認真研究看待，認識這是人際文化問題、權力文化問題、兒童人權議題，否則踩破再多氣球、貼上再多貼紙，都將無效。

 註1.人本教育基金會在今年8月20~21日主辦的「以霸制霸，伊于胡底？」校園霸凌國際研討會。在會中，來自加拿大、英格蘭、蘇格蘭、瑞典與日本的學者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實務經驗與相關研究，並與現場的教育工作者就台灣現況進行交流對答，也讓我們有機會再度反思台灣現在的霸凌防治政策。研討會相關內容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268期。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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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教育札記》2011年十月號（268期） 

【特別企劃】「以霸制霸，伊于胡底？」校園霸凌國際研討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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