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森林小學師資培訓課程」

2012春季森林小學師資培訓 
將於3月21日開課

邀您一同翻轉視界，釀造好教育！

詳細課程表及訊息請參見BLOG：http://hef1987.pixnet.net/blog/post/28332691

2012.03.16人本教育基金會新聞稿

校園性侵，國家有責！
特教學校性侵案，教育部責任未了

一、背景經過
南部某特教學校自去年9月被揭露爆發一百多起駭人聽聞的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後，輿論譁然，前教育部長吳清基在壓力下不得不撤換校長。去年底公佈的懲處結果，從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以降，到前後任校長、主任等教職員等共計30人，各被處以大過一次到申誡不等之處分。

二、應作為而不作為，國家當然有責任
這所特教學校長年管理不善、隱匿吃案，對於孩子的求助置之不理；該做的性教育及情感教育、宿舍管理、校園安全規劃、通報輔導等等，都沒有做，從教育部懲處事由包括：督導不周、處理不當、工作不力、貽誤公務、未妥善處理疑似性平事件、未維護校園安全環境、明顯失職致損害加重、未依規定通報、延遲通報、有失管理責任、企圖隱匿事證、忽略學生求助訊息等等，都可看出端倪。

依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特教學校如此嚴重的違法失職事件，除了監察院應該積極追究行政責任外，政府更應該主動負起國家賠償責任！

三、受害學生家長已於一月底提出國家賠償申請
目前有五個受害學生家長提出國賠申請(附件一國賠請求書)。這些孩子受害內容包括在校車上多次遭猥褻、性侵；在宿舍、活動中心遭性侵；從被性侵到性侵他人；等，另外還有『受害內容』如下

1.曾向大人發訊求救，未被理會：
包括隨車管理員、生活輔導員、導師、宿舍管理員、等，無論是當場得知或事後接到投訴，這些大人沒有作為，沒有處理，而有直接拒絕者(叫小孩回去坐好，不要管)。雖然做出性侵行為的不是這些大人，然而他們的忽視，卻造成孩子一再受害，當然有責任。

2.看過別人受害：
這是一個長期扭曲的環境。有人被侵害，有人侵害人，但都沒有得到適切的處理與輔導，演變成，看過的或被侵害過的，還轉為侵害者，而孩子們也只好變成「見怪不怪」。受害的不只是身體，還有心智！大人不思改變環境，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都受到扭曲。

3.性平調查展開後，還在發生狀況
出事後學校只會裝監視器，並說：「那是孩子在玩」、「那是人的本性」。這種『只將責任放在小孩，矛頭卻不指向學校』的思維模式，導致學校不思積極作為，甚而還輕忽，讓侵害過A生的B生，與A生同寢室，未做任何防護安排。當事情再發生時，只會將小孩退宿，而不是改變措施，提供教育。

當家長質疑學校宿舍管理有問題，主任卻說：「學校不能保證學生的安全」，甚至建議改成通勤，完全忘了，小孩被性侵，學校有責任。我們必須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要求國家負起責任。

四、特教學校性侵案，教育部責任未了！國賠不僅是要為過去負責，更為了保障特教生的未來

在法扶基金會的訴訟扶助下，受害學生家長提出國家賠償請求，希望能稍稍還孩子一個公道，並促使教育部正視特教學生的受教品質。然而從1月底送件迄今，學校未曾答覆任何賠償金額，也未通知代理律師等人展開正式協議，並打算以「會繼續給予受害學生心理諮商、保障就學就業」的說法施壓家長，促其撤回國賠請求。

五位提出國家賠償申請的受害學生家長，他們的心情就跟多年前為遭性侵的女兒要求國家賠償的媽媽一樣：「提國家賠償並不是為了要錢，就算給我一千萬，我也不願意女兒被性侵；提國家賠償是希望以後所有的特教生都能受到政府的重視，不要因為他們是弱勢者，就輕易被犧牲了。」。這位媽媽，花了4年時間走國家賠償訴訟。難道，這一回還要受害學生及家長受這樣的苦嗎？還是說，國家一定要將自己與受害人民對立起來，卻不能直接承擔責任，協議國賠呢？

根據國家賠償法(註1)，賠償義務機關在請求提出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受害家長可提賠償訴訟，但我們極不願意採取此途徑，除了不忍受苦延長外，還是對教育機構懷抱著期許。如果教育部可以明白自己的責任，不漠視特教生的需要，並對於改善特教環境有意識，那麼理當承擔起國賠責任，責成學校儘快提出協議。

所以，我們要求教育部儘快開始協議！ 

註1.國家賠償法第11條

我在森小，思考活著的意義。

◎李依真
‧森小第十一期畢業生
‧目前為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碩士生，研究哲學、歷史認識論。

森小開啟我的哲思之門

在森小的畢業生中，我應該已經算是老牌了。現在回憶起森小的生活，非常確定它的豐富多彩絕不遜色於大學，事實上，它的多元性甚至勝於大學，而年幼的孩子則在這樣開放的空間中，被允許探索與自己性向吻合的道路。我大概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正好屬於被開啟了哲學思維之門的那一類吧！

目前，我人在日本，有交流協會的獎學金為後援，就讀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在日本哲學健將高橋哲哉教授之下，學習當代思潮與歷史認識論。二○○九年，在我來到東京之前，曾在人本募款餐會上見到了許久不見的朱朱與史英，當時史英問我：「最近還有寫小說嗎？」滿腦子都還停留在剛寫好的研究報告上的我，唐突冒出一句：「最近比較喜歡寫論文。」史英愣了一秒鐘，回答說：「算妳狠！」每次想起這件事，總是忍俊不住；史英大概不知道，即使畢業了那麼久，他的一句小小幽默或是不意之舉，總是一如往常地帶給我很大的勇氣。

森小帶著我，表述自己的感受。

我曾經是那種「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典型怪咖。正當其他森小同學盡情在球場、山坡上奔跑，以自己的身體輕快地接觸自然、享受自然的時候，我卻總是待在角落默默地想著「我幹嘛一定要活在世上？」這種想法也許對父母有些不敬，但是我就是對世界與自己的關係抱持著一種堅定的疑惑。

五年級，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跑去問朱朱：「人為什麼要活著？」朱朱微笑地看著我，回答說：「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可是我沒有辦法直接回答妳。因為每個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樣，妳的答案也必須要自己去尋找。」我還記得那正是朱朱開始教授高年級作文課的學期，朱朱那種出其不意的教學，大概是使我有勇氣衝去問她這個問題的原因吧！朱朱的作文課，帶我們從身體感覺，例如味覺、聽覺、運動之中去體驗自我，並將感受性轉以語言，表達、敘述。

多年之後，我了解到這種訓練極其重要—如果人這種存在必須透過敘述行為，如果人本身就是一種敘述的動物，那麼重要的是，如何讓語言與生命經驗能相互通達，而非單方面地只能驅使空洞的陳腔濫調，或感情澎湃卻欠缺語言的思考。自從在作文課中盡情嘗試書寫之後，我漸漸學會使用語言圍塑我的情感，先圈出範圍，再進一步去推衍、逼近我的問題意識。

森小經驗，支持我尋找活著的答案。

可以特別提出來的一個例子，是朱朱曾經將課程分成三次，指導我們寫小說的經驗。當時我正在煩惱與同寢室同學的交際關係，於是便以「友誼」為題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在小說中，我描述了在小女孩的團體中存在著屬於她們的倫理規範，而被這種規範箝制住的孩子，會本能性地抑制自己的不悅與憤怒，但是她們仍然嘗試著從規範中逃脫。之後輾轉聽我母親說，讀到這篇小說的史英感動地掉下淚來，而這件事對我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促成我畢業之後仍持續提筆寫作的動機，並且一有新作就厚顏無恥地寄給史英—單方面地逼迫史英閱讀—於是導致他每次看到我就聯想到「小說」。

從小說到哲學，我並沒有走的太遠。同樣需要省察自我、並對自己的問題意識有所堅持。成長途中縱然有許多迷惑與岔路，雖然我也是一路哀哀叫，卻總是有信心堅持尋找自己能展現百分之百熱誠的道路。森小的經驗支持著我，活潑多元的感受性，至今仍然是我寫論文時最重要的參照點。回應朱朱當時的啟發，我仍舊耐心尋找我的答案。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