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調查報導精神／簡永達

1970年代美國的「水門案」，是最著名的「調查報導」之一。當年《華盛頓郵報》 記者鮑布．伍華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持續一年的深入報導，把尼克森拉下總統寶座，也奠定了「調查報導」的崇高地位。此後，全球記者無不追逐他二人的身影，希望也能在自己國家也寫個「水門案第二」。

調查報導揭起社會良心
　　調查報導是困難的，因而顯得可貴。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呂秉權舉中國的一項調查，調查記者名列十大高危職業第三名，僅次於礦工和警察。中國記者因調查涉及敏感議題，觸碰到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經，遭到報復的案例經常聽到。中國知名調查記者王克勤，就曾因報導蘭州股市黑幕，被黑道恐嚇以500萬買他人頭，威脅取他性命。
　　香港記者到中國採訪，也經常受到威脅。呂秉權分享自己到四川採訪豆腐渣工程的案例。他看到有個學校倒塌、幾乎粉碎，當時，他和同事在附近勘查，「我們在地上找瓦礫，發現那些瓦礫像威化餅一樣，一捏就碎。」他覺得這件事情關係重大，找到了校舍工程承包商要問個清楚，才剛見面，沒想到對方拿了把菜刀要砍他。他邊躲邊向對方怒叱「這些人死的太冤了」，對方終於良心不安，願意接受採訪。
　　就算在香港採訪，情況也比過去困難。《明報》資深記者覃純建先前分享過香港警方為了封鎖記者監聽，把警備用無線電全換成數位式。覃純建回憶當時，他跟香港警方談判時說：「你把我們突發新聞消滅了，調查新聞會起來。」香港記者說到做到，把所有政府官員全部搜查一遍，不僅踢爆前香港特首貪汙風雲，也在去年香港特首大選時，曝光當時聲望最盛的候選人唐英年，違法興建地豪華「地下皇宮」。曝光後，吸引無數中外媒體每天出動吊臂包圍他的豪華別墅，令他在短短2周內丟掉了特首寶座。

中國記者　擦邊球式調查報導
　　至於中國的調查環境，《新世紀》週刊的高級記者宮靖用興奮跟壓抑來形容。中國正面臨轉型期，到處都是大新聞，讓人興奮，但一些新聞不能做，或者不能放開手腳做，又讓人壓抑。「在中國，一個調查記者不愁沒有好題材。」宮靖說，在政經領域從鐵道部劉志軍下台，到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遭雙開；環境議題，有此起彼落的鄰避運動、高速經濟帶來的環境破壞，以及全民關注的土地問題等等。在中國，甚至「有很多真實新聞事件，比小說、電影還精采」宮靖說。
　　在中國，做調查還是比較困難。宮靖覺得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客觀的新聞管制，中國各級政府都有宣傳部，他們的工作任務是確定本地要報導什麼新聞，以及不報導、少報導或怎樣報導新聞。政府部門，多數時候都不會配合記者採訪，一律是無可奉告。第二是採訪對象說真話的成本太高，本來告訴記者一件沒什麼的事，但報導出來以後，受訪者可能會受到影響，「在中國說真話是有殺傷力的」恭敬補充道。第三是記者本身自我設限，中國的媒體多，記者也多，但能做深度調查的記者跟媒體卻不多，宮靖認為是部分記者「理性態度不足」。
　　雖然，客觀新聞的禁令仍存在，但宮靖覺得還是有辦法突圍。他分析禁令出現，大多數都是在一個重大報導之後，通常只是其他媒體不能跟進報導，所以調查記者必須搶得先機。而且，「禁令發佈一段時間後，就會被遺忘了，」他認為《南都週刊》的〈起底王立軍〉就是成功突圍的調查報導，即使之前很多禁止討論王立軍的禁令，但南都還是把報導做出來了。
　　同樣來自中國，《南方都市報》時事新聞中心首席記者王星有同樣感觸，他整理出自己的一套「反向操作」，讓報導更容易刊出。第一，不能選第一新聞點，反而有時站在政府立場，要有光明面的報導；第二，不能第一時間發刊，王星也拿《起底王立軍》當例子，他說「當時南都很早就拿到稿子了，都不敢發。」媒體必須觀察政治氣氛，要等待適當時間點再發刊；第三，不能說真名，王星很同意宮靖的說法，在中國說話的成本太高，他說：「說真話的官員實在太少，某些程度上要保護他們。」

新加坡華文報難題　觀眾中文能力低落
　　「過去總說是『星馬一家』，但後來整的發展都很不一樣。」《聯合早報》高級記者謝燕燕說。在新加坡華人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華人社群是社會的主要力量，在新加坡建國前華文報業十分蓬勃，但建國以後，政府有意識地邊緣化華語與華社，目前的華文報不再由華人經營，他們被迫只能當個小股東。
　　邊緣化華語的政策，推行三十年來，新一代新加坡華人中英語能力落差很大，尤其中文閱讀能力已經很差，《新傳媒》中文時事組總監黃惠鈴發現，面對中文能力低落的觀眾，節目的用字遣詞必須簡單易懂，選材也得考慮年輕華人觀眾的需求。


　　
　　
台灣資料易得　資料難解
　　聽完中國及香港調查記者的困境，台灣記者直呼「比起來台灣的情況好多了，」獨立媒體記者朱淑娟同意台灣政府對記者比較友善，多數都會提供資料，甚至還會打電話來問資料齊不齊。但朱淑娟也認為，因為資料容易取得，資料背後的解讀能力，才是台灣調查記者真正的考驗。
　　台灣《今周刊》資深撰述燕珍宜說，馬來西亞和中國的情況，跟台灣解嚴前很像，「是一種有形的限制，你知道紅線在哪裡」，但台灣現在的記者心態，卻是一種「無形的限制，媒體有資源可以做一些事，但是畫地自限」。她舉歐債危機為例，台灣的媒體在報導時，不約而同地引用歐美偏資本方的媒體觀點，認為歐債危機的元兇是社會主義造成的，「背後沒有政治的手影響你怎麼寫，但記者還是陷入既定的框架」。
　　雖然少了政治的黑手干預，但台灣的問題也不少。「媒體本身就是商品，辦的起媒體的就是財閥，」《自由時報》生活中心副組長劉力仁點出台灣媒體商業化的問題，商人辦媒體就是要賺錢，賺錢有兩個方法，一個是增加廣告營收，另一個就是縮減人力。他舉《自由時報》為例，十多年前他剛進報社時，台北縣的地方記者有16位，到現在台北縣升格成五都，地方記者卻裁掉一半，剩8位，「這是一個縮影，台灣這十年來關掉的報社不計其數」劉力仁補充。
　　《蘋果日報》進來之後，對台灣媒體很深。報導內容變得輕薄短小，多出來的空間就配個圖片，而過去獨尊政治新聞，現在也被消費、生活、娛樂新聞取代了。劉力仁舉例《自由時報》的週末版，「專門報導吃喝玩樂的新聞，原本只是實驗性質的推出，現在也成了報社內的編制。」更重要的，劉力仁認為新聞簡單化了，喜歡寫特稿的記者以前會花一兩個星期研究一份政府的研究報告，現在報社更喜歡記者就讀者投訴渲染而成的報導，「久而久之，記者會懶惰，也會影響台灣的調查報導」劉力仁憂心點出問題所在。
　　現況很差，但還不致於灰心。他也看到近年來公民記者興起，反而更激勵自己，「總覺得別人都這麼努力了，自己要更努力才行」。社會裡，總有一群記者更容易記錄歷史，這次華文媒體圈的記者們，就是這種人。就像我問王星未來中國調查新聞業的前景時，他說「路，從來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作為記者，只能帶著心中火光，認真地做好每一篇報導。

　　

記者　在泥沼中奮進的身影／簡永達

「這是卓新基金會第一次的嘗試」，論壇一開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胡元輝上台致詞這麼說。雖是第一次，卻是一次極具意義的嘗試，華人新聞業的命運就像在同條鐵軌上，滿載國家歷史的列車疾駛而過，輾過我們的傷痕是他們正經歷的苦痛，卻又共同面對不知名的未來。
　　第一場論壇，就先由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及台灣的新聞工作者，分享各自面臨的新聞困境。

馬來西亞新聞圈瀰漫著「飯碗論」
　　馬來西亞的傳統媒體仍受政治管制，出版印刷媒體及經營電台電視台皆需要申請準證，且賦予行政長官核發或撤銷的「絕對裁量權」，另頒佈多項法令壓制言論，包括《煽動法令》、《官方機密法令》、《國家安全罪行法令》，記者但求自保，不敢越界。另外，因實施「准證制」，主流媒體的市場高度壟斷，政黨投資占大多數，非政黨的媒體主也皆靠政商勾結獲取好處，個人的商業利益高於新聞自由。主流媒體內的記者，也受到這股氣氛影響，長期以「飯碗論」自我審查，放棄調查掉報導並自行過濾敏感言論。
　　種種因素，導致馬來西亞主流媒體言論保守。陳慧思提到2010年一項民調數據顯示，有58%民眾不信任主流媒體，只有30%願意相信。2008年的3月大選，雖然執政黨「國民陣線」掌握主流媒體，但在野黨這次大選中仍贏得佳績，陳慧思認為，是因為中文網路媒體崛起，開始主導輿論。她的觀察可信，因為連國陣政府事後檢討選戰亦承認，忽略網路媒體的影響力是敗因之一。

新加坡面臨讀者老齡化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地理位置相近，人口結構相似，但面臨的問題卻截然不同。新加坡只有三份華文報紙《聯合早報》、《聯合晚報》和《新明日報》，全由新加坡報業集團（Singapore Press Holdings）出版，三者中以《聯合早報》為最重要的旗艦報。《聯合早報》高級執行記者謝燕燕說出華文媒體市場小又高度競爭的現況，「雖同屬一家報業集團，但讀者群重疊，彼此又處於競爭狀態。」
　　新加坡是多元種族的社會，官方語言為英語。雖然，華族在新加坡人口佔七成，但新加坡1970年代實行一連串將華文邊緣化的政策，直到最後一間華校南洋大學停辦為止。謝燕燕回顧這段歷史，她說「當初就有很多人預測華文報之死」，但《聯合早報》活下來了。現在，他們面臨另一個更大危機是，聯合早報的讀者平均年齡是53歲，高出平均年齡10歲。讀者群老化嚴重，而年輕族群對華文閱讀能力下降。面對極其不利的外在環境，《聯合早報》不敢掉以輕心，撥出一部分資源辦了三份學生報，以中小學生為目標讀者群，希望從小培養他們華文閱讀能力，因為「這是危及存亡的事情」，謝燕燕說。
　　語言人才斷層的問題，同樣來自新加坡《新傳媒》中文時事組監製黃惠玲最清楚。新傳媒是新加坡唯一的電視台，所以沒有市場競爭的問題，它屬下的8頻道和U頻道是多元綜合性的華語頻道。華語電視新聞和時事節目已經連續撥出十多、二十年，培養十分穩定的收視群，即使在新加坡整體電視收視率下調的趨勢中，華語新聞節目能夠保持收視穩定。
　　「我們比起報紙情況好一些，但是，並非沒有碰到困難。」黃惠玲說。英語是主要的工作和學習語言，尤其在黃惠玲的華語新聞中心，記者必須用英文採訪後再以中文寫稿，但新加坡大部分大學畢業生的中英文能力落差很大，而大學中文系和傳媒系的畢業生也不一定有興趣加入新聞業。黃惠玲說出她最大的擔憂，是人才斷層的問題，「華文媒體如何跟其他部門搶人才，當官薪水更高、當老師升職更快」。

香港記者面對越來越強硬的中國政府
　　香港最近幾年的情況，更差了。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呂秉權，之前是香港TVB的知名主播及記者，2008年先以「四川大地震之豆腐渣工程」獲得諸多獎項；2012年4月再以中國核試軍人專題紀錄片「核試遺害」奪得第十六屆人權新聞獎電視大獎。論壇上，他分享去北川採訪的經驗，他找到豆腐渣工程的承包商，見面時對方拿了把菜刀要砍他，他真誠地跟對方說：「這些人死的太冤了」，對方終於良心不安接受訪問，卻得到更驚人的事實「那棟教學樓沒有用一根鋼筋，即使沒有發生天災，建築物也是不安全的。」以前，他憑著對新聞專業的堅持，還能做中國的輿論監督，現在很難了。他分享最近在香港要做六四的報導，「長官就叫我們不用派人去中國採訪了，在香港找幾個中學生訪問就好。」
　　在香港《明報》工作的資深記者覃純健，對新聞氣氛更敏感。他說，原本香港警方用舊式無線電通訊，新聞媒體只要購買無線電設備，就可以監聽警方通訊，香港媒體投資百量突發採訪車在城市各角落，稍有動靜，直撲現場。但現在，警察更換為數位通訊系統，採訪室的無線電台一片寂靜，香港前線社會的資訊權掌握在警方手上。
　　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政商掛鉤的問題，覃純健說：「香港媒體爆炸性成長，媒體老闆除了是商人之外，同時也是政協委員。」因而，很多敏感的選題會被撤下。除了政治力干預，商業力的影響也頗大，覃純健分享香港獨有的「地產霸權」問題，香港富豪八成都是地產商，有媒體報導李嘉誠碼頭工運的事件，廣告就被抽走了。這些因素，讓記者禁言，開始自我審查。

中國新聞管制讓說真話　高成本
　　在中國，說真話的成本就更高了。「中國存在新聞管制，是客觀事實，連黨都是這麼說的，」《新世紀》週刊高級記者宮靖對我們說。中國沒有純粹私營的媒體，媒體必須託管在主管、主辦機構之下才可以，這些主管、主辦單位通常是官方或半官方的。媒體需要刊號、網站需要許可證，這就是中國新聞業的現實。
　　《南方都市報》時事新聞中心首席記者王星說的更直接，他覺得過去10年間，中國媒體面臨新聞管控呈現越來越嚴的態勢，原本還是有明確的紅線，只要不碰觸就沒事了，但這幾年的變化，讓紅線越來越模糊了。「現在的線模糊了，我們很擔心做的很多事情會被過度解讀」王星說，所以我們更謹慎，在六四前夕，我們連報導內六跟四都不敢出現。
　　但是，在這樣的現狀下，中國仍湧現不少優秀的調查記者，在他們能夠活動的空間裡，最大限度地突破新聞封鎖，製作高質量的調查報導。宮靖用「興奮」形容中國的新聞題材，確實，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在政治、經濟、社會方方面面都面臨轉型期，這是一個巨變的時代，有太多好的事情，也有太多困惑，都在發生。「這會讓每一個有新聞追求的記者熱血沸騰吧？」宮靖說。

（2013年）卓越新聞獎相關訊息　　ＮＥＷ

2013年第十二屆卓越新聞獎獎勵辦法正式出爐，本屆共將頒發十五個獎項，除「2013社會公器獎」外，尚包括卓越新聞獎十四個獎項，獎項名稱如下：

平面類
 

廣播類 

電視類

新聞聯絡人：臧蓉蓉

聯絡電話：02-3322-5551、3322-5552

傳真號碼：02-3322-5553

E-Mail：feja@ms75.hinet.net

網 址：www.feja.org.tw

　在卓越新聞獎部分，本屆重大變革為原廣播類即時新聞獎調整為「即時新聞暨新聞節目獎」，除 即時新聞報導作品可參賽外，本屆擴大為作品內容包含即時新聞採訪、播報之新聞節目亦可參賽。以即時新聞報導參賽者，送件作品總長度不超過兩個小時；以整節 新聞節目參賽者，送件時請檢送同一製作人製播之同一節目的兩集完整作品參賽。本獎得獎作品若為即時新聞報導，則參賽記者即為得獎人；若由新聞節目得獎，則 得獎者為該節目之新聞團隊，並由製作人代表。

　　本屆報名交件日期自八月一日至八月十二日止，請參賽人提出符合各獎項收件範圍之作品，並至本會官網（www.feja.org.tw）下載報名表及主題說明表，屆時以親繳、快遞或掛號郵寄至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郵寄報名一律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其餘報獎所需注意事項請參考本屆各項獎勵辦法及Q&A說明。

　　另外，本屆頒獎典禮已訂於十一月二十二（五）假誠品書店信義店六樓展演廳舉行，卓越新聞獎各獎項得獎名單將於典禮現場公佈，「2013社會公器獎」則預訂於十月底對外公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