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發展報導的難處與益處／林佳儀編譯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1948年）（譯註：本譯文來源為聯合國網站）

這個條文和其他29條人權宣言都適用於環境新聞。

　　「亞太地區的環境新聞」指從1992年從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誕生的新聞形式，聚焦於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及其3個重大主題——經濟、社會及環境價值。然而，除了對氣候變遷、人口過剩（全球人口至2011年已達7億之多）、食物及飲水短缺和其他環境議題的警告之外，在人口不成比例的亞洲，關於永續發展的報導仍然罕見。

　　缺乏報導的原因，可能因為此類報導需要時間緩慢進行、難以解釋且需要大量科學專有名詞，且缺乏吸引力——新聞事件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釘子」才能吸引編輯，而這造就了沒有新聞價值，就沒有大幅報導的機會，也使該事件更沒有新聞價值的負面循環。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問題。

　　一方面環境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如政府、地方機關和非政府組織(NGOs)之間，通常互不信任。對記者而言，永續發展等環境議題與更廣泛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因素有關。

　　另一方面，多數環境新聞聚焦於地方議題，當地主管機關卻通常沒有能力處理複雜的環境問題；記者也經常將他們視為「敵人」。

　　而在亞太地區，尤其是亞洲，環境記者面對更多恐嚇、暴力甚至性命威脅。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在菲律賓、中國、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國，環境記者就在第一線面對這些「戰役」。在某些案例中，涉及敏感的報導可能隨時喊停，甚或引來武力攻擊、恐嚇、合法打壓或檢查。

　　但亞太地區對環境新聞報導的需求日益迫切。亞太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greenhouse emission)正以兩倍於全球平均值的速度增加，中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單一排放體；亞太地區的農業經濟則製造了全球43%的氧化亞氮(N20 nitrous oxide)排放量；亞太地區也是全世界每年用水量最高的區域。過去20年來，東南亞13%的森林消失了，而亞太地區國家也直接受此影響而遭逢重大天災，如水災、颶風（或稱氣旋，cyclone）、地震、乾旱、暴潮(storm surge)和海嘯。

　　氣候變遷直接衝擊亞洲海岸，包括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水患、印尼3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吞沒，有310萬居民的生活因此受影響；我們還可找到許多案例，為了讓環境記者能夠做好工作，組織應該建立獎勵制度、網絡，還有提供課程、基金、論壇、合作的學術機構，建立與新時代的網路空間、部落格，以及和非政府組織、大學、捐贈基金及其他相關組織間的關係，這些都是關鍵且必要的環節。

永續發展的媒體浪潮

　　永續發展的媒體報導可以回溯至196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浪潮，重要里程碑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 WWF)、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成立及聯合國於1972年所召開的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爾後，1970至1980年代幾個重要事件發生，如拯救生命演唱會(Live Aid concert)喚醒大眾對非洲女性與貧窮議題的關注，烏克蘭的車諾比核災、印度博帕爾(Bhopal)毒氣洩漏事件，以及臭氧層等重大議題，使這波浪潮如同坐雲霄飛車一般急遽攀升。

　　第二波浪潮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為幾個重大災難提供了更詳盡的報導，如發生在阿拉斯加的艾克森石油漏油事件，對於英德等國來說不啻為綠色政策的重大警示；綠色消費者指南（Green Consumer Guide）等刊物也帶動了綠色消費運動，而1992年在里約的地球高峰會則是1990年代的報導重心。然而在這之後，即便如CNN等主要媒體的力量增強了，還有綠色和平組織在奈及利亞關注的石油爭議，和法國在穆魯羅阿環礁（南太平洋）進行的核能測試，及京都協議(1997年)等重大事件，浪潮卻逐漸退去。

　　不過，在1990年代，我們看到了個人媒體工具的威力——網際網路。「全球化」(Globalization)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西雅圖之戰」(Battle of Seattle)全球媒體對於衝突雙方—示威者與執政者—的報導，從那時開始，針對那些對抗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組織，以及如麥當勞等跨國企業之反全球化運動的報導也開始增加。直到2001年的911事件對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伊拉克戰爭和網路經濟泡沫化的報導排擠了對環境議題的關注，網際網路的興起卻彌補了媒體報導的不足。此外，資訊散播亦無法管制，尤其在公民新聞的年代，新聞設備日益普及且能迅速生產。

　　當我們尋求環境新聞與亞太地區相關組織民眾的回饋，以第一線的觀點解釋如碳交易(emissions trading)、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和氣候變遷等極為複雜的議題，坦白說，這已超過多數環境記者的知識範圍。

　　除非記者同時兼具環境和科學或經濟背景。線上記者實在需要更多的在職訓練和誘因（例如獎項、證書）來發展記者專業，尤其當亞太地區有越來越多致力於環境議題的組織及新聞團體，亞太國家的環境議題需要更多關注，新聞記者面對這些挑戰的能力也必須有所提升。我們建議可考慮更全面的途徑——主動將不同利益團體融合在一起；然而，這需要更多的討論。

網路能讓非營利組織更透明／許宜湘

非營利組織在台灣是蓬勃發展，也持續努力在台灣各個角落推動各項公共議題。然而做為每年接受社會公益捐助的團體，如何能夠透過更透明的方式，與社會溝通、說明組織的運作，這些運作是否經得起社會檢驗，是現在台灣非營利組織開始嘗試充實的面向。這樣的議題，特別在網路時代具有更豐沛和深刻的意涵。

網路開啟更透明的非營利組織運作模式

　　台灣公益責信協會理事長余孟勳在演講時談到，檢視「責信」這二字，依「萌典」的解釋，其中有一「詰問」意涵，意思是持續性的提出問題。就概念上，責信(Accountability)包含兩大層面，一為負責任的(Responsible)，另一為可被檢驗的(Answerable) 。第一層面意涵在非營利組織中易被理解；然第二層面綜觀台灣非營利組織中，卻不易落實，落實方向建議可有四項檢驗方式：「願意回答問題」、「回答的方式是對的」、「回答對的問題」、「問題的答案是對的」。抑或可透過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套用非營利組織的責信意涵，讓組織的使命影響力發揮最大化，如何發揮服務的準確與效率程度是該組織給捐款者的答案，在財務方如何達到透明及自足則是一種限制式。

　　網路時代的來臨，「公民」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責信制度所寄望的期待更為複雜，正由於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的集思廣益方式，使得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在業務運作、募款/捐款方式上要更為透明，才能取得公民的信任感。

　　此外，由於時空背景、社會文化變遷，有許多層面的演化，導致責信內涵的進一步提升。例如：「倫理」的動態演化，過去不曾想過可以直接問市長問題，現今透過網路不僅可增加對話，市長還會出面回答；在「利害關係人」的涉及上，在過去資訊不透明的社會中，許多非營利組織（NGO）扮演著中間代理人的角色，當捐款人捐出款項後，大多數由該組織的理監事或董事會負責運作，因此，捐款流向或明細的責信制度通常屬於內部運作。然而網路時代來臨，由上而下的邏輯需要被推翻，無論捐款人或前在捐款人都有可能出面質疑理監事會時候，舊時代的權力關係已經慢慢在移轉了。

　　在新時代的特色，余孟勳認為，每個人都有虛、實身份，當傳播訊息速度快速、邊際成本低廉，接收訊息零碎化，數位原住民已經相當習慣多方面訊息的接收，導致NPO的捐款或決策方式要面臨調整，網路時代對於NPO而言，是一個能夠幫助捐款的管道，也能提倡組織成立宗旨或意義，揭露一些資訊，最終能回餽到募款上。

國外已經開始、台灣該加緊跟進

　　在國外，非營利組織的責信制度樣貌又是如何呢？余孟勳提到，在美國的聰明捐款者聯盟中，其中有一「Charity Navigator」較為知名，該組織運用form 990（美國NPO要繳交給國稅局資料，總共有三十多頁要填寫，包含理監事、利害關係人，所得250美元以上就要揭露，政府明文規定，若有人要這份資料查看，不能有其他理由拒絕。）以及該NPO組織上官網的資訊。再依據可信度與透明度等各項指標，計算出兩個分數，一個是財務分數（Finacial Score、y軸），另一個是責信及透明度分數（accountability & transparency score、x軸），透過這兩個分數畫出一個矩陣，NPO落在越右上方代表品質越好。Charity Navigator再根據這份內容然後發布各種「前10名單」（top 10 list）；陸續也推動CN3.0，檢視NPO的服務績效，例如設定KPI，社會影響力等。

　　美國另一組織GiveWell也會全面性檢視所有的NPO，並定期公布「最棒的NPO」（top charity） 與遺珠之憾的名單，同時也會實地參訪評估，給捐款人做出選擇的參考；香港也有一個NPO責信組織iDonate，其財務資訊可以買到，該組織蒐集了香港的NPO資訊，還會寫出NPO的「觀戰重點」，例如人事費太高、績效不佳等，容易被挑戰的是執筆者是否能公正審視，寫出重點；中國方面，2010年成立「中國基金會中心網」，目前已有超過3780個NPO加入，由於背後有公部門力量支持，並發展出「中基透明指數」。

　　現階段，台灣公部門對於NPO支持態度仍處於保守程度，原因不外乎苛不到稅，也有可能會動用到原先的政商關係，相較於其他國家NPO責信制度及組織，台灣屬於停滯不前現況。目前余孟勳正在籌組公益責信協會，在觀察國內NPO組織約2年時間中，他以2008年喜馬拉雅基金會所公布的國內前600大基金會為對象，少於5%提供完整的財務報表，4.3%提供簡略報表，其他基金會的網站甚至根本找不到報表。

　　至於NPO不提供報表呢？余孟勳認為，簡單來說過去時代的捐款人不在意這件事情。根據他的觀察，目前各NPO的財務報表存在很大的問題，除格式不統一（有word、pdf、excel），每個NPO使用的專有名詞也不一樣，而且會計處理方法、處理會計分類方式也不同。余孟勳認為目前仍需要一個統一的財務報表格式，好讓所有NPO有依循。

　　余孟勳認為，NPO或許感到責信是額外負擔，但若能做到定期自我檢視，可以有效增進內化治理；他認為，說故事方式與與行銷手法並不能持久，要練的應該內功，建議NPO能夠及早分析收入來源、理解利害關係人，並制定因應數位劃時代的政策。

　　此外，若該組織財務責信指標高，並不代表組織運作效能好，所以捐款人不能以單一指標，來決定捐款對象。同時，余孟勳也在思考，推動責信與透明有可能會因此將NPO區隔化，是否為勢在必行？如此揭露做法是否會對NPO造成傷害？都是必須再考量之處。

　　最後，余孟勳提出如果組織內沒有專業的記帳人員，至少要把「流水帳」做好，好的流水帳就可以整理出好的會計帳，避免「garbage in、garbage out」。余孟勳也希望自身能夠發展出一套方便的記帳系統，除便於NPO記帳之外，還可以依照政府等不同格式需求，直接做出各式各樣的報表，就像現在的報稅系統一樣，除省去NPO的負擔，讓國內的NPO市場更為繁盛。

日本輻射污水外洩情況危急

廖凱弘 | 自由撰稿人
張春炎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編
楊 樺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所

新聞報導

　　2013年9月日本官方公開承認，福島第一核電廠儲存槽及地下的輻射污水，外洩至太平洋已超過2年。9月初，日本政府宣布，預計斥資141億台幣(4億7千萬美金)，在1到4號機組廠房四周建造地底「凍土牆」，防堵汙水繼續外洩。日本政府希望能發展出先進處理系統，以解決輻射污水的嚴重問題。

　　專家估計，311核災後福島核電廠每天至少有300噸輻射汙水排入海中，包括從核子反應器與汽渦輪機底部縫隙洩漏而流入海洋。在日本公開承認輻射污水外洩前，科學家早已持續檢測到福島附近海域魚體含放射性元素—銫。

      海洋化學家肯．布索勒(Ken Buesseler)說，過去這幾個月，鍶-90與氚的輻射量持續攀升是觀察指標。因此，福島周圍的漁業活動業已停止。

　　輻射汙水外洩的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外界質疑，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輻射污水？

　　為了持續冷卻核廢料，每天有將近400噸的冷卻水持續注入核電廠中，這些水一部分回收處理後放在儲存槽裡，另一部分冷卻水則已滲漏到太平洋。未來日本政府是否透過將電廠四周土壤凍結的技術，有效防堵輻射水外洩，尚處於研議階段，因為此項技術仍存在很多爭議。

新聞中的環境科學知識

　　「凍土牆」技術原本用於隧道工程，將含水量高的土壤透過冷凍技術以結凍來穩定地基。日本鹿島公司針對福島輻射水外洩提議運用這項技術來阻擋輻射水外洩，計畫在核電廠房四周埋設30公尺深的冷凍管，以攝氏負40四十到50度的低溫環境凍結廠房四周的土壤，隔絕反應爐內高濃度輻射污水和受汙染的地下水流出。

　　然而，有專家質疑，凍土牆技術就算真的採用，也僅適用於使用期在有限數年內的短期工程；同時，要維持凍土牆的低溫狀態將耗費大量電力。長遠的做法仍應以核種消除放射性污染設備(The Ad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 ALPS)，將氚以外多達60種的放射性物質去除，再把水排入海洋。

　　國際對核電廠輻射汙水排放有嚴格規定，必須經過濾、除礦、濃縮、吸附、滯留等程序，主要是稀釋排放法、放置衰變法、混凝沉降法、離子置換法、蒸發法、瀝青固化法、水泥固化法、塑料固化法以及玻璃固化法等。

　　所有經去除放射性核種的廢水，必須再經取樣分析，確認符合排放標準後才可排放。同時，核電廠必須在排放點持續偵測污水核種、活性、大氣及海流擴散資料。（本文由國科會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環境科學傳播與新聞產製執行團隊編譯）

責任編輯：張春炎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編
校編：卓亞雄 | 聯合報特約主筆
審校：胡元輝 |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
美聯社2013/09/04東京訊／記者Mari Yamaguchi

延伸學習：
核能電廠的安全設施
http://www.chns.org/s.php?id=4&id2=28
放射性物質
http://cht.a-hospital.com/w/放射性物质#.Ujf4bl8VFLM
能源與環境
http://203.64.173.77/~hmrrc/ansi/chap10.htm

原文首刊於科技部科技大觀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