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時的「群眾外包」，資料可信度陷危機／Joanna Plucinska著；林佳儀編譯

      近來的新聞界對於資料新聞學與地圖資料有熱烈的討論，新興的群眾地圖逐漸受到廣大關注，但資料新聞學（database journalism，從數據中挖掘新聞）與群眾地圖（crowdmapping，由群眾提供的資料來繪製事件地圖）對記者的實用性仍有待商榷，尤其當資料來自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時，例如敘利亞。
　　群眾地圖軟體商烏沙海地(Ushahidi)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於2008年繪製了肯亞的選後暴力事件地圖而一戰成名。烏沙海地以簡單的方式來彙整使用者產生的內容並標籤出地理位置，該軟體也用來繪製南蘇丹的傷亡報告，並於海地地震時提供關鍵的人道救援資訊，最近則用來描繪敘利亞戰爭的傷亡報告。

　　但資料報告者與社會科學家仍嘗試驗證群眾提供的資料地圖，以確保其資訊清楚又可靠。哥倫比亞陶氏數位新聞學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s 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副主任麥奎格(Susan McGregor)認為新聞記者仍在適應使用資料、將資料視覺化及資料驗證的概念，更別說「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我們最擅長的還是閱讀實體線索，面對面的時候才能判斷誰最值得信任」，「但如此的脈絡卻很狹隘」她說。

　　這也許能解釋非營利機構「新聞之間」(Internew)的發現——儘管數據新聞記者仍有其威信，但早期透過群眾外包所繪製的地圖，對觀眾而言還不具吸引力。新聞記者仍努力地將民眾放在公開空間的敏感資訊所帶來的風險降至最低。
繪製敘利亞地圖的挑戰
　　卡斯胡特(Taha Kass-Hout) ，一名受過生物統計學訓練的醫學博士，在三年前打造「人道救援追蹤器」(Humanitarian Tracker)時，也面臨這些挑戰。卡斯胡特希望能創造一個讓危機目擊者透過網路秘密揭露實際情況的平台，他和一群社會科學家共同將資料數位化並驗證所有使用者產生的內容。「人道救援追蹤器」的資料科學家李(Katie Lee)說：「衝突本身具有危險性，驗證消息來源的可靠性也因此變得困難」，需要一個運作透明的政府，資訊因此具有可靠性，並且有更多新聞記者加入時，才能順利進行資訊驗證；

　　然而，這些可信任的來源在傳送訊息給卡斯胡特時，也讓自己置身危險之境。因為全球政府正監控網際網路，並對在危機群眾地圖上揭露敏感資訊的老百姓進行報復。「我們一路走來也失去了許多報告人。原本我們每個月都能收到他們傳來的訊息，突然有一天卻停止了。」卡斯胡特說，並且，難以得知其究。

　　就因如此，敘利亞境內能受團隊信任的公民記者很少。「過去幾年有超過600人在線上參與報告，但我們認為可信的約只有十幾個。」卡斯胡特說。因此，儘管傷亡、化學武器使用、性侵害等消息多達八萬多則，他們也只刊登了五千則。而在敘利亞，沒有太多方式可重複檢查資訊。「當有像狙擊、大砲、槍火這些成為女性死亡主因的事物存在，資訊也變得難以辨識」說。

　　另一個「敘利亞追蹤器」計畫(Syria Tracker)則運用了群眾的推特、影片和照片，將敘利亞內戰的廣泛傷亡情況描繪了出來。該計畫鼓勵報告人不需揭露自己的姓名，並且使用如「托爾」(Tor)的加密軟體在線上保護他們的身份。儘管仍有漏洞，「至少我們盡己所能地確認報告人是受到保護的」卡斯胡特說。

　　相較於一般以倡議為訴求的群眾地圖，曾是外國記者的新聞聚合器「透視敘利亞」( Syria Deeply)創辦人賽特拉肯(Lara Setrakian)，他認為針對市民及主流媒體記者的驗證程序應更加嚴格。「透視敘利亞」的群眾地圖所顯示的資料，必定來自於經過嚴格驗證的消息來源——違規文件紀錄中心(VDC, Violations Documentation Center)，一個由激進人士經營的團體，在敘利亞蒐集違反人權的傷亡資料；及聯合國難民署(UNHCR,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違規文件紀錄中心有自己的記者群，能在第一線紀錄傷亡數據，這些數字再和敘利亞其他相似案件一同接受交叉檢驗。聯合國難民署也有自己的嚴格驗證程序，大多是在敘利亞領土外的難民營進行。賽特拉肯懷疑未經嚴格檢驗的群眾資料的價值，尤其在衝突意見如此兩極化的敘利亞。「你問我是否相信憎恨阿薩德（Bashar Al-Assad現任敘利亞總統）的報告人能夠毫無偏見的報導？我不相信」她說。

　　因此在「透視敘利亞」的群眾地圖其實更具實驗性，它不像烏沙海地有群眾資料為根據，較缺乏全面的資訊。賽特拉肯解釋「只有在需要蒐集很多數字的地方，用量化檢驗才有意義」；「我們可以將麵包店的位置視覺化嗎？可以嘗試著用麵包的價格來做，用一些去政治化的事物來做」。
　　由「被包圍的女人」（Women Under Siege）－紀錄戰事中的強暴與性侵案件的團體－所設計的群眾地圖，有更清楚的目的。這份地圖集結了由公民記者、主流媒體、非政府組織所報導的性侵案件。「被包圍的女人」吳爾芙(Lauren Wolfe)主任表示，希望敘利亞內戰結束後能有戰爭法庭來審判戰時的殘暴罪行，則這份地圖就能作為制裁的證據。

　　然而，若以記者的標準來看，許多報告人仍未經驗證，但吳爾芙認為這也是一種新聞學「我們公平地報導每一件蒐集來的案件，無論罪犯聲稱他來自政府或反叛軍」，她說「我相信我們創造的新聞是以公眾利益為上，若有人認為只是一種口號也無妨」。

　　波坎能(Dinah PoKempner)，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總顧問，認為從合法的角度來看，透過群眾地圖來蒐集證據並檢驗仍是一個相當新且未經驗證的方法。他認為，這些報告的匿名性使得追溯和蒐集證詞變得特別棘手，「尤其強暴案件格外難以報導」，因為蒐集犯罪案件的生物證據格外困難。這不表示所有的努力都徒勞無功，波坎能認為，在敘利亞，如果有夠多的報告，也許能說服法官相信性侵案件確實發生；「還是有機會看到一些實在的報告」波坎能說，同時也讓讀者自己決定是否相信這些未經證實的證詞。
群眾地圖的未來
　　當群眾地圖仍是「創新與學習新聞中心」（Internews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Learning）的一部份時，艾雅拉就開始研究，希望能發現是誰使用群眾地圖上的資訊，及呈現資料最有效的方式。他們發現敘利亞群眾地圖的描繪者有些共通點——資料難以驗證，或有些專案無法自圓其說；少於三分之一的群眾地圖報告人認為他們的訊息有可能被政策制訂者聽見。

　　對於敘利亞在地人民而言，群眾地圖的其成效仍有待商榷，「如果我是一個在地的敘利亞人，其實無法真正從中獲得幫助」，「如果我有30分鐘的空閒時間能上網，我可能會拿來查更多其它的資訊，而不會去查敘利亞的傷亡地圖。」

　　陶氏新聞中心的麥奎格則反對，「其中藏有挖掘更多元聲音的潛力」，麥奎格解釋群眾地圖可以是賦權給公民記者的工具，「（在某些案件中）報導的行為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主體」；他也認為群眾地圖與群眾外包，在北美新聞界遲早會成為更廣為接受的報導工具。不過，即使有文化、種族上的差異，群眾地圖所面臨的資料驗證挑戰卻放諸天下皆然，「因為現場報導所使用的策略，事實上大同小異」。

本文編譯自Poynter.org，原文網址http://www.poynter.org/uncategorized/268581/crowdsourcing-during-a-crisis-has-its-drawbacks/。

資料新聞學的問題（轉載）／wolf

     當資料新聞學成為一門備受矚目的顯學時，它在實行上會碰到的問題也會顯露出來。資料新聞學的明星記者 Nate Silver 就指出：在資料新聞學的四大步驟當中，傳統新聞記者擅長完成資料性新聞的前二個步驟：收集資料、將這些資料組織成一篇文稿或其他新聞形式。但是不擅長於後二個步驟：解釋或分析資料、將解釋推廣下去，呈現資料對於將來的意含。如何去詮釋、呈現資料，都會需要做好各種判斷來避開錯誤。經濟學者、Quartz 與路透社專欄作家 Allison Schrager 分享了她過去運用資料撰寫新聞的心得，談到幾個資料新聞記者要懂得避開的陷阱：

　　在理想狀況下，資料本身就會「說話」，會自己呈現出意義，但實際碰到的資料絕不可能如此完美。因此首先你必須要選取正確的資料來解答你的疑問。資料選定之後，還必須檢視它，找出該剔除的異常極端值、抓到你真正想要的統計母體。當然，在剔除的取捨上，又牽涉到作者的判斷與經驗。但是如果不好好審視資料而囫圇吞棗，往往會使用了有偏差而不可靠的採樣而不自知。

　　在分析資料時，必須留心資料所代表的真正意義。Schrager 舉了一個簡單但很容易碰見類似狀況的例子：假設我們要調查美國國民個人儲蓄率是否足夠，而只看各年個人儲蓄金額的話，會得到儲蓄年年升高的趨勢。但是儲蓄與收入有直接的關係，如果看的是儲蓄對個人收入的比例，卻會發現完全相反的趨勢，其實儲蓄比例是持續降低的。在考慮儲蓄意義時，收入的資料也應當一併考慮進去。同樣的，資料新聞記者必須精準了解自身所要處理的問題、掌握資料在這些問題當中的意義，做出適當的處理，否則很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先入為主而濫用了資料作佐證。


美國個人每年儲蓄對收入的比例

　　最後，越是複雜的資料，處理起來越容易讓偏差趁虛而入。考量到記者畢竟不是資料科學家，應避免採用需要複雜計算處理的資料，必須讓資料處理的理路都在自己的理解與可行範圍之下。Schrager 提及她探討工會機能不斷減弱的文章，原本考慮以1989年與最靠近當下的2010年工人資料做比較。但是她想到2010年會因為不景氣與人口老化的問題而有超過原本傾向的影響因子，為了不需要過度花費心思對這些影響作額外的處理，Schrager 寧可挑比較沒有疑慮，但是同樣能證明趨勢的2007年資料來作比較。

　　我們可以從 Schrager 的經驗看出，資料正確與否的「驗證」自然會是問題，但即使所使用的資料都為真確，還是有資料的「詮釋」問題。新聞作者的年齡、先入為主的價值觀，都會影響到他如何觀看這份資料、進而做出怎麼樣的詮釋。在這樣的詮釋當中，作者很容易有意或無意地將偏見投射進去。這時，在「數字會說話」、「數字不會說謊」的印象下，偏見與誤差會更容易為人所接受，造成的傳播效應更加可怕。

　　即使是最有經驗、最用心的研究學者也會不自覺得出有所偏差的結果，而記者更不可能如學者般花大量的時間處理過度複雜或曖昧的資料，要處理資料新聞學。最好透過專家網路尋求可信任又有合作意願的資料專家一同進行，否則就必須在新聞需求與資料處理能力間取得平衡。當然，與傳統新聞相同，公正無偏差無誤導仍舊是一定要把持的要務。

參考文獻及圖片出處：
The problem with data journalism http://qz.com/189703/the-problem-with-data-journalism/
The dangers and rewards of Data Journalism http://www.onemanandhisblog.com/archives/2014/03/data-journalism-dangers-rewards-statsitics.html

本文轉載自《米克斯媒體研究情報》原文網址http://mediaproplus.blogspot.tw/2014/04/blog-post_16.html

美刪減食物券預算 國會爭執不下

廖凱弘 | 自由撰稿者
張春炎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楊 樺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所

新聞報導

　　美國國會2013年11月1日討論刪減食物券預算，這項討論造成的影響超過4700萬人；這意謂自2009年11月開始，為了刺激經濟而調高食物券的援助金額即將取消。

　　輔助營養援助計畫(Supplemental Nur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 SNAP)自2008年起實施，之後預算持續增加至少2倍以上，每年要花掉美國政府800億美元的預算，眾議院共和黨議員因此將其列入刪減預算目標。

　　刪減預算後，四口之家每月減少36美元的食物補助，這對原本就飽受食物價格波動、失業之苦的家庭帶來影響。

　　因此，雖然參眾兩院皆同意刪減食物券預算，也在星期五生效，但兩院對於刪減的數字仍有歧見。共和黨主導的參院，主張每年刪減4億美元的補助預算，並嚴格限制領取的資格；參議院的版本是刪減眾院所提數字的十分之一。民主黨和歐巴馬都反對大規模的預算刪減。

　　該法案最大的問題在於兩黨的歧見。眾院農業委員會主席法蘭克‧盧卡斯(Frank Lucas)在國會說，希望兩黨能求得共識，不過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肯特(Eric Cantor)等人堅持要刪除大筆預算，並認為該法案目標應鎖定幫助貧窮的人。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發表聲明指出，領取食物券的對象確實應改變，這項法案將提供營養補助給真正需要的兒童、老人、退伍軍人和社區。

　　對於食物券預算遭刪減帶來的衝擊，慈善團體表示已準備相關因應措施。美國食物銀行網絡之一的賑饑美國(Feeding America)發言人達利(Maura Daly)表示，「慈善團體無法填補因刪減預算造成的不足，但我們非常關注其對慈善體系的影響。」達利並提及，若法案通過，食物銀行或許須將食物發放的標準提高至2倍。

　　國會預算辦公室指出，假若眾議院提案成為法律，至少380萬人在2014年可能喪失這項福利。

新聞中的環境科學知識

　　輔助營養援助計畫(SNAP)是食物券計畫的新名稱，預算約佔美國新農業法案支出的80%，目的是給予美國國內貧窮、老人、殘障人口糧食補助，以協助低收入家庭獲得所需的營養和健康。

　　在新農業法案中，除了SNAP之外，還有其他與營養、糧食補助等小型計畫，包括緊急補充糧食援助計畫（ Emergency Supplemental Food Assistance Program, TEFAP ），農產品補充糧食計畫（ Commodity Supplemental Food Program, CSFP ），印第安保留區糧食輸配計畫（ Food Distribution Program on Indian Reservations, FDPIR ）等，這意謂在新農業法案中，聯邦政府對於公眾飲食、健康的關切提高。

　　食物券的支出不僅是解決貧窮人口的飢餓、營養問題，也是政府因應、刺激國內經濟景氣循環的重要政策工具；經濟衰退時，食物券計畫雖然增加預算支出，然而獲得津貼的家庭因而增加消費，也因此促進了生產活動，帶來更多勞動力需求和家庭所得，以此提高經濟景氣。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食物券的補助雖然耗費大筆預算，但同時具有援助國民獲取營養，以及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環境科學傳播與新聞產製－執行團隊編譯）

責任編輯：張春炎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校編：卓亞雄 | 聯合報
審校：胡元輝 |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

來源：美聯社2013/10/31 華盛頓訊／記者MARY CLARE JALONICK

延伸學習：
簡立賢、鄭美孌、黃琮琪（民97），美國新農業法案及啟示，興大農業，64，20-28。
陳雅琴(民92)，美國食物券計畫的便民措施與實施成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北。
《美國眾議院民主黨議員要求將補充營養援助計畫納入新版農業法案》
輔助營養援助計畫（SNAP）

本文首刊於科技部科技大觀園（http://scitechvista.most.gov.tw/zh-tw/Feature/C/0/15/10/1/87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