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聲的文化　統治的作為／張哲豪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於11月7日起舉辦「傳媒與台灣現代性」系列演講，希望透過歷史軌跡中去探究在殖民與威權統治下的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透過各式各樣的傳播媒介，記錄下當時的繁華都市與庶民文化。 

　　第一場講座邀請到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李承機老師，帶來文字和聲音為主題的「在文字權力與文書統治之外—音聲文化的傳播媒介史」，從文字技術與聽覺傳播技術、日據台灣的音聲文化到戰後國民政府到台灣的這段期間，文字與聲音在不同時期的呈現方式與內容的轉變。李承機認為其實文字是一種權力，文字文化與口語文化之間權力關係是非常不對等的狀態，因此在傳播上，也會有識字的傳播與非識字的傳播。

　　李承機談到了1920年代中期開始，當時的知識份子從文字技術與角度評論歌仔戲是一種「無秩序」且「淫亂」，並提倡應該唱流行歌，流行歌是講究「歌詞」與合韻的，於是當時許多台語音聲出版的作品也漸漸而生，有類似歌仔戲唸唱，歌詞與唱腔被評論較為低俗的「十二月花胎」，也有想把傳統一男一女合唱表達出來，且也較為有格調的「對花」，這些歌曲在當時都呈現了台灣社會的文化，而知名的作曲家鄧雨賢在作曲時也融合了不同族群的音樂，希望可以將聲韻與歌詞的韻味提升並且加入台灣味，這看似對立之下的文化相對主義中，卻也蘊含了文化的混雜形式。

　　但後來到1930初期，因為日本本土準用出版法的唱片取締策略，屬於可以被記錄下來的音聲表現的唱片，被視為文字表現的一種，在出版時也同時需要接受檢閱，李承機笑說，有許多的歌都被禁止，在歌詞的表現上其實並沒有太大唱反調的內容，但在聲音的表達上，如果有類似撒嬌的聲音，就會馬上被禁，這點也是相當有趣。可以理解，日本為了要控制台灣，對於唱片這種多變性及多義性的音聲文化，想要能有所掌握，不過卻也讓被禁的唱片越受歡迎也應證了「越禁樂有勁」的道理。

　　二戰後，日本退出台灣，由國民政府接收，不過在政治立場不確定的情況下，讓在台灣已經蓬勃發展的流行歌曲也被遭受到打壓，1961年開始被大規模的查禁台語歌，累計到1988年當時的新聞局統計被禁的歌曲居然高達898首。

　　但在當時，有許多台語流行歌曲中出現了一位知名的歌手：黃三元，他演唱了許多的膾炙人口的歌曲，而其中「素蘭小姐要出嫁」更是風靡一時，這首原曲是日本北海道西海岸漁村青年在海上興高采烈、充滿活力的捕魚歌，翻唱之後讓黃三元演藝生涯到達高峰，也因為這首歌，讓他在現實生活中遇上喜歡的女性，不論對方原本名字為何，一定要求改名為「素蘭」，也令人津津樂道。不過在當時，的確有些歌曲改編自日本，但李承機認為，模仿是正常的，在當時的複雜環境下，如果沒有混雜性就不會有原創性。

　　音聲的文化到現在科技的進步，文字與聲音可以透過高科技保存，而這樣的記憶，在文字文化與音聲文化中仍存著難以區隔的重疊地帶，在媒介電子化與音聲數位化的現在，這些裝置在數位化下也提升了人類的耳朵將音聲的變化變得更加習慣與附感受性，這也是為什麼音樂總是能讓人如此陶醉的原因了。

媒體的不方便、方便的社群媒體／許家銘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和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合力舉辦社會公義講堂，邀請到曾在中國時報擔任多年主編的黃哲斌先生，來談談台灣媒體的不方便真相。  

　　黃哲斌先生曾歷經戒嚴時期的報禁，在極大的政治控制立下，台灣報紙只能發行三張的版面，黃哲斌先生指出，現在台灣沒有直接政治力的掌控，卻依舊活在媒體的二力時代。其一為「政商控固力」，黃哲斌強調新聞開價出售後，以置入型行銷的形式發稿，在資訊上便無法讓閱聽眾在資訊透明下，得到相對客觀的資訊。政商的介入會操縱輿論，例如文林苑、反核議題都曾經在新聞上以業配的方式，傳達不客觀的訊息給政府或是民眾，台灣的新聞已經變成是拿錢就見報的狀況；其二「市場控固力」，黃哲斌以去年東森新聞轉播《我是歌手》為例，新聞業者為了搶閱聽人市場，甚至產生許多新聞學主流關鍵字，且播報YouTube、行車紀錄器等視頻作為新聞，台灣的傳播社會已形成一種自我消費的新聞模式，已使得台灣遺漏掉許多重要新聞事件，呈現結構上的困境。

　　黃哲斌以Clay Shirky《鄉民都來了》一書中，提到網路和鄉民對於台灣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從樂生事件、三鶯部落搬遷、埔里農民迫遷，黃哲斌先生認為網路的力量並非虛擬，因為有這些部落客、鄉民的力量，才讓這些地方上的議題被主流媒體注意到。

　　黃哲斌更指出，懶人包是網友對世界上最大的貢獻，藉由傳播素人做到真正的平衡報導，當年便利商店咖啡杯蓋事件，便是因為一則懶人包，讓便利商店全面更改塑膠杯蓋。黃哲斌先生表示，當一群公民記者集結後就是獨立媒體，更舉例知名科學網站泛科學，以科學的角度分析台灣社會新聞。

　　提到台灣媒體的未來，黃哲斌沉重地表示，台灣媒體的結構難以撼動，甚至是難以變得更好。未來，媒體的戰場會移到臉書的塗鴉牆上，網路分享的力量會遠遠大於主流媒體的影響力，網友已有能力決定主流媒體的頭版。黃哲斌以《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一書中，提到錨定社群的概念，在網路社群中的朋友能夠決定你接收何種資訊。黃哲斌以社群媒體在網路上的滲透和傳散性，指出網路社會已經改變現代人觀看社會的方式。

海燕颱風是天災也是人禍

張時健 | 交通大學傳播系兼任助理教授
張春炎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楊 樺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所

新聞報導

　　最近(2013)的幾份科學研究顯示，菲律賓是最容易遭颱風肆虐的國家，這是自然與人為因素加成所致。自然因素包括地理環境、氣象條件與氣候變異等，人為因素則是貧窮、建設落後、人口激增等。

　　此次重創菲律賓的海燕颱風，最大風速可能破觀測史紀錄。按美國氣象衛星估計，其中心時速最高達314公里(195英哩)，當地報導則為236公里(147英哩)。無數房子因而倒塌、上萬人死亡。麻省理工學院的熱帶氣象學教授伊曼紐（Kerry Emanuel）說，「不同於一般颱風，海燕是在她威力最強時侵襲菲律賓。然而此次釀成巨災，則是天災與人禍共同作用所致。」

　　菲律賓由7000個島嶼組成，位於世界上最多颱風的低緯地帶，經常受颱風侵襲。一方面溫暖的海水滋長颱風威力，而若干島嶼地理環境也使颱風易於滯留。邁阿密大學颶風研究員麥克諾迪（Brian McNoldy）說，追究此次災情，人禍比重可能更大，因為菲律賓極度貧窮，沿海易受風災侵襲地區的人口激增，但建設落後，即使是避難所也無法承受海燕的破壞。

　　2012年世界銀行的報告，菲律賓許多超過10萬人居住的城市是易受颱風侵襲區域，不幸的是全國有四成以上的人口住在這樣的區域裡。被海燕重創的獨魯萬市（Tacloban）四十年來人口成長了三倍，目前有22.1萬市民。該市有三分之一的房舍為木造，七分之一是茅草屋頂。麥克諾迪認為，即便是小型颱風，仍會造成可觀的災情。

　　研究發現，海燕生成的太平洋海域，強烈熱帶氣旋在近三十年來威力持續增加，颶風平均每年增加時速1英哩(約1.6公里)風力。有科學家認為這是暖化的結果。科羅拉多大學內倫（R. Steven Nerem）教授說，過去二十年菲律賓的海平面上升1.27公分，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更易造成颱風危害。

　　目前的應變之道是強化建設、設立預警機制與政府加快應變反應。伊曼紐說，貧困的孟加拉近年死於風災的人數下降，是因為得到國際社會援助建立了堅固的避難所。菲律賓或許可以仿效。

新聞中的環境科學知識

　　災難大致可區分為人為和自然災難。近年科學家和國際組織更認為，即便是起因於自然因素的災難，危害程度也往往夾雜人為因素。

　　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Disaster Reduction, ISDR）明確定義自然災難是自然、人為的環境與社會複雜的互動所產生。

　　細究許多自然災害，其實是自然和人為兩種力量互相作用的結果，即使是同樣強度的天然災害如強颱、地震，會隨著不同社會應變能力而造成程度不一的災害。除此之外，颱風強度也可能因為全球暖化而越趨劇烈，IPCC的歷年研究報告更認為，極端氣候是人為因素造成。

　　因此，2011年聯合國大會首度針對降低自然災害風險議題討論，會議中強調氣候變遷引發的極端天氣事件，顯著增加了氣候災害的頻率和強度，聯合國承諾將投入資源建立防災體系和建設。可惜建設速度不及極端氣候加劇，海燕颱風成災期間，正是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十九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九次締約國會議召開期間，菲律賓代表史諾（Naderev Sano）以菲律賓災情呼籲各國，必須盡速面對氣候變遷問題的嚴重性，期望能夠協助會議達成具體的談判結果。（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環境科學傳播與新聞產製－執行團隊編譯）

責任編輯：張春炎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校編：卓亞雄 | 聯合報
審校：胡元輝 |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

延伸學習：
延伸學習：
林萬億(民100)，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社區發展季刊，131，50~68。
黃朝恩(2000)，人類活動所激化的自然災害，環境教育季刊(41)，49-56。
ＵＮ氣候會議 菲特使飆淚促減碳
http://tw.news.yahoo.com/氣候會議-菲特使飆淚促減碳-221121074.html
自然災害抑制: 多一分準備 少一分損失
http://e-info.org.tw/node/63551

本文首刊於科技部科技大觀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