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的風險溝通／朱弘川

用影像紀錄找藍天／朱弘川

蔡崇隆導演／本照片由中華傳播學會提供

　　「脫口罩！找藍天」是由「PM2.5影像行動小組」所發起的影像行動計劃，希望透過20部紀錄短片的拍攝和全台的巡迴講座，喚起台灣民眾對空氣汙染議題的重視，未來更希望推動政策連署，要求政府單位制定相關法令，避免類似的空汙事件發生。

　　「讓社會議題藉由影像引起社會關注，是影像工作者的使命」

　　「找藍天」的成員有的是大學教授，也有人仍是學生身份，年齡分佈也極廣泛，說是「跨世代」的組合並不為過；由於成員來自四面八方，平時又有各自的工作，要一起開會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曾擔任紀錄片「太陽，不遠」製片和導演的蔡崇隆表示，最早的發想，是完成一個像《穹頂之下》的大製作，但後來評估太慢了，很多汙染問題是一天都等不了，每個導演若能同時分頭進行，才能儘快將作品呈現給社會大眾。

　　「太陽花運動是場政治事件，但大家卻對環境問題視而不見」

　　出身雲林的導演林泰州，長期關注雲林的環境議題，也曾走訪過高雄的五大工業區，對於工業所造成的環境汙染是了然於胸。林泰州感嘆，空汙問題不是只發生在中南部，但北部人卻「無感」，認為空汙是中南部的事，顯示民眾思考問題的層面不夠廣泛。林泰州認為，工業汙染不止排放廢氣如此而已，也對土壤造成傷害，間接影響到民眾吃的食物。所以，空汙問題，也跟民眾「食」的安全息息相關。

　　參與拍攝工作的導演們，大都來自中南部地區，也都自許為「空汙難民」。林泰州認為，大陽花事件體現了民眾對國家憲政的擔憂，接下來，如何改變台灣民眾對空汙問題的無感，是「找藍天」最想做的，因為空汙影響的是全台灣，不單只是少數幾個縣市而已。

　　由於台灣社會對於空汙議題沒有立即的危機意識，紀錄片的資金募集上也並不容易。蔡崇隆認為，政治敏感度高的議題，很多媒體反而不敢碰，這跟媒體主事者的心態脫不了關係；「找藍天」這個主題則更困難，表面上看起來跟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但不像「太陽，不遠」短時間內即募得500萬的經費，可見議題性質的不同，也影響了經費的募集。

　　「很累，很辛苦，但看到成果時一切都值得了」

黃淑梅導演／本照片由中華傳播學會提供

　　來自台灣紀錄片搖籃「全景工作室」的導演黃淑梅，也談到自己擔任獨立製片時所遇到的問題。黃淑梅表示，在拍攝「給親愛的孩子」時，曾翻遍日治時代的資料片，蒐集了許多過往砍伐山林的文獻，後來又因為資金短缺，而不得不暫停拍攝工作，若沒有相當的毅力，是無法堅持下去的。「給親愛的孩子」最終花了近7年時間才完成，也引起社會極大的迴響，黃淑梅認為，這是對獨立紀錄片最大的肯定。

　　這次參與「找藍天」的拍攝工作，黃淑梅認為，獨立製片的生存不易，但完成之後，若能對目前空汙問題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和方法，一切也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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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華傳播學會20週年年會，於嘉義中正大學一連舉行三天

本專題座談於第三天（06/19）舉行

座談提為：紀錄的運動．運動的紀錄－影像介入社會改革的策略與實踐

主持人：蔡崇隆

與談人：蔡崇隆

　　　　林泰州

　　　　黃淑梅

　　　　林大涵

汪炳華專題演講：不能上網會發生什麼事？／朱弘川

國際傳播協會會長汪炳華

2015年8月發生在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政治暴動事件，印度政府為了切斷社運團體聯絡管道，關掉行動網路的服務達4天半。國際傳播協會會長汪炳華，為了了解在沒有網路的日子裡，人們生活究竟會有什麼變化，訪問了古吉拉特邦30家企業和超過600位居民，發現大公司的生意變差，但沒有損失太多商業資料；小公司雖然損失較多資料，但業務往來多仰賴市話進行，影響不致於太大。另外，年輕世代在這段期間和家人的爭吵變多，男人在談公事時不能談私事，女人則認為談私事不能談公事，都是這段期間有趣的現象。

　　　　　　　　
以下是本次演講摘要整理

　　網路對我們生活很重要，如果沒有了它，會發生什麼事？我想先分享幾個過往研究。

　　從1996到2006年，尼泊爾國內政局動盪不安，主因是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因要求廢止君主專制，進而成立社會主義國家，於1996年發動人民戰爭，和軍權政府展開長達10年的內戰（Maoist Insurgency in Nepal）。2005年2月1日，尼泊爾國王賈南德拉（Gyanendra of Nepal）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切斷行動網路長達88天，當時的舉動被認為是對人民戰爭的反制。這場尼泊爾內戰最終造成13000人被殺害，也有許多人被補入獄。

　　根據過往文獻，美國紐約也曾發生類似的事件，早在1949年，美國紐約的報紙曾中止發行達17天之久；當然也別忘了，發生在1975年，著名的紐約電話公司火災事件 （New York Telephone Exchange Fire）。研究指出，紐約人在這段期間感到焦慮（anxious）、孤獨（isolated）和沒有安全感（insecure）。

　　尼泊爾的情況也差不多，但多了憤怒（anger）。因為通訊網路的中斷，也影響了商業，民眾生計和衍生健康醫療的問題。企業開始聘用更多人力，以人工方式傳遞資訊，確保各項業務的推動。許多尼泊爾商人說，他們必需待在辦公室等電話，而不是外出工作。許多小公司受的影響更大，尤其是以「跑單幫」（solo operator）為主的小公司，因為多仰賴手機做生意。另外，旅遊業也受到重創，飯店訂房率大幅下降。

　　現在媒體依賴新科技傳播不是新鮮事，沒了網路，記者不能發新聞，許多記者和編輯只好到受訪者家裡拜訪，有趣的是，很多人也開始到街上聊天。

　　對醫療體系也影響很大，因為通訊的中斷，許多人來不及就醫就過世了。一位心臟病專科醫生告訴我，在這88天裡有4位病人過世，只因為手機不通，而這些病患過去若有什麼狀況，都是靠手機和家人聯絡。

　　阿拉伯之春給了我們許多啟示，我也藉此談談尼泊爾的事件。

　　從阿拉伯之春，我們發現，因為通訊網路的切斷，不關心政治的人，也開始關心政治，人們開始到街上找資訊和找尋心愛的人；尼泊爾的情況也很類似，示威者也因此愈來愈多，也造成運動團體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雖然沒有行動通訊網路，社會運動很難提升到全國的規模，但卻可以達到鄰里參與，讓參與者彼此之間認同提高。

　　再回到我對印度古吉拉特邦政治暴動的研究。事件背景是這樣的，印度政府近年來對社會邊緣團體，像是達利人（Dalit），己開始制定相關政策，保障他們的入學管道和就業機會，但這些政策卻激怒了帕特爾人（Patel），他們認為沒有受到這些政策的保障。其實帕特爾人商業上非常成功，不僅經營印度的鑽石產業，美國更有一半的旅館業是為帕特爾人所有，印度還有許多河川和機場是以他們命名。但是當這些鑽石產業開始解雇帕特爾人，他們就決定上街頭。

　　有大約50萬人在印度的金融重鎮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抗議，在帶頭的Hardik Patel和35名支持者被抓後，也將抗議運動推向高峰，群眾開始攻擊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機構。

　　這次的事件，行動網路被切斷達4天半，許多簡訊（SMS）無法發出去，但語音通話則正常。

　　根據我的研究，有29.2%受訪者不做回應，很可能是害怕帕特爾人的勢力。40.5%則認為是對現行管理農業和稅收制度的「Talati」的考驗；另外61.1%則期待這次的斷訊可長一點，這很有意思。雖然行動網路被切斷，仍有許多人選擇利用寬頻網路在家裡、辦法室或網咖上網。

　　在政治的意涵上，有66.1%的人認為不影響傳播自由，但有70.1%的人認為剝奪了公民的權利，也有34.1%的人認為，政府應就如何保障公民的權利提出討論。

　　那切斷行動網路真的有幫助嗎？意見似乎是分歧的。高達99.8%的人認為，「製造騷亂」和「企圖控制騷亂」的人都很愚昧（foolishness）；許多人也開始改變媒介使用的行為，使用電視的有84.4%，報紙69.3%、與人交談48.4%，收聽廣播則最少，只有27%，可能跟電視仍是最普及的媒體有關係。

對社會的影響上，許多Y世代年輕人（Millennials）認為和家人爭吵變多，可能是因為在家時間過長所導致。男人在洽公時愈來愈少談私事；女人在閒聊時，也少談公事了，這很有趣，兩性之間的差異。

　　對企業影響上，線上訂票（online ticketing）影響最大，達40.2%。另外，沒有行動網路對許多企業來像沒工作一樣，像Uber叫車服務，或是需要一次性密碼的服務(OTP)；對業務人員（sales）來說也更辛苦，但對製造業影響較小，只有21.3%人認為有影響。許多線上公司也開始提供自助式服務（consumer kiosks），以人工的作業方式，和消費者進行網上互動。

　　跨國公司（MNC）損失了一些業務收入，但因為IT部門處理得當，不致於損失太多商業資料。但中小型企業（SME）則相反，因為沒有完善的IT部門，損失較多資料，但仰賴電話溝通，不致於損失太多生意。B2C（Business to Consumer）的影響較B2B（Business to Business）嚴重，因為波及到消費者零售端。

結論

　　行動網路對我們真的很重要，沒有行動網路我們將會焦慮、孤單，也沒安全感。但過度依賴網路，我們又會心煩意亂，生活也變得忙碌。我只能說，也許有網路，我們會少點焦慮，少點孤單，多一點安全感，我們生活得以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