涇渭分明且毫不平等的好萊塢（一）／張君涵編譯

馬赫夏拉阿里（Mahershala Ali，右），與亞力克斯希伯特（Alex Hibbert）在巴里傑金斯（Barry Jenkins）執導的電影《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演出。此片是2016年秋季所推出的數部以非裔美籍人物敘事為主的電影之一，頗受矚目。然而即使電影在展現種族多元性方面有所進展，白種人仍在好萊塢電影產業佔有絕對主導位置。
　
　　2016年一月的奧斯卡頒獎盛典上，當表揚演員演技獎項的入圍人選全為清一色白種人時，主辦單位的失衡立場引爆了一波名為 「#OscarSoWhite（奧斯卡好白）」的抗議浪潮。這場風波主要聚焦於獎項本身，以及美國電影讓人為之氣結且十分沮喪的種族單一性。如今，2016年秋季好萊塢院線推出數部備受矚目的非裔美籍人物為主的電影，包括了艾娃杜威納 （註一）的紀錄片《13th》，內特帕克（註二）的《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巴里傑金斯（註三）的《月光下的藍色男孩》以及丹佐華盛頓主演的《藩籬（“Fences”）》。
　
　　這些影片可視為白人主導的電影產業界的進步里程碑。當美國輿論界正藉由監獄囚禁人數過高、警察暴力、多元性等等高爭議性話題來探討「種族」的真意究竟為何時，上述的這些電影便是在如此的時間點進軍院線放映。這不再只是單純的黑與白的問題，而是瑞典經濟學家Gunnar Myrdal所言的「美國的兩難」：一邊是非裔族群從奴隸時代所留下的文化資產，另一邊則是以各種形式體現的白人至上主義，兩者至今仍處在完全對立的極端。
　
　　筆者處於新一波秋季新片上映時期（#OscarsSoWhat（奧斯卡又怎樣））以及歐巴馬政權的最後幾個月，理應審視當今電影勢態以及未來產業可改進之處 。
　
　　近期筆者觀賞了一部頗能洞悉實情、反映時事且不時引人發噱的電影，故事內容講的是一名年輕的非裔美國年輕演員如何闖蕩電影圈。在去遍大大小小各種試鏡之後，他發現他能夠出演的角色不僅稀少還很受侷限。他通常演的是奴隸或是小混混，搞笑人物或是聖人的角色。那些電影工作者還有演員副導演（註四）們——基本上全都是白種人——都會為了符合他們對於一個黑人角色的既定認知，要求他表演洗牌、吃盡苦頭、譁眾取寵或是趾高氣揚的樣子，而這些刻板印象根本無法形塑一個真正的人物。
　
　　這部電影是勞勃湯森德（註五） 於1987年執導的《好萊塢洗牌（“Hollywood Shuffle”）》；前一年，史派克李（註六）推出他執導的《美夢成箴（“She’s Gotta Have It”），艾迪墨非則因為主演《比佛利山超級警探（“Beverly Hills Cop”）》系列電影，成功從諧星轉型為動作片英雄，來到了演藝事業的最高峰。因此，在此時期能出現一部嘲諷好萊塢落伍的種族思想的電影，足以證明電影界正歷經某種程度上的實質轉變，史派克李與其他黑人導演得以成功打入電影院以及藝術殿堂。筆者仍對於某次電影論壇外大排長龍的觀眾們搶著看茱莉黛許（註七）於1992年執導的《塵埃的女兒（“Daughters of the Dust”）》的景象印象深刻，更記得1991年《鄰家少年殺人事件（“Boyz N the Hood”）》（註八）引起的廣泛迴響與好評。
　
　　古老的歷史不斷地重演。如果我們更深層地去挖掘上述所提到的那些突破與挫敗，更精細地去探討奧斯卡如何閃電般地從《自由之心（“Twelve Years A Slave”）》大贏的局面（註九）落到了隔年「奧斯卡好白」的處境，不難發現這些問題總是揮之不去。《好萊塢洗牌》根本不需要重拍，因為我們在戴夫坎貝爾（註十）的電影和短篇電視喜劇《黑人二人組（“Key & Peele”）》（註十一）就能看到無數次嘲諷好萊塢不重視黑人人權的戲碼。
　
　　我們怎麼能忽略美國電影的歷史其實等同於美國種族歧視的歷史呢？每當我觀賞一部除了白種人角色就沒有其他人種的老片的時候， 抑或是片中唯一的黑人或是亞洲人出演的是女傭或僕役的角色，面帶笑容地服侍他們的雇主的時候，我總是會被這樣的現實不斷打醒。現在的情況已然改變不少，但還是有為數甚多的新電影會玩一種「裝點門面」的遊戲，就好比停在郊區漂亮房子裡的一輛平價大眾Prius款汽車一樣，運用少數族裔來做為白種人角色彰顯善意的裝飾品或是徽章，彷彿很親民似的。 
　
　　電影剛誕生的時候，它們曾被視為偉大的平等待遇推廣者，是用美麗底片呈現的民主社會理想，是為了大眾而出現的大眾媒介。任何一個看過老式好萊塢電影的人都很清楚明白這是一個讓人安心的幻想，因為電影其實並沒有對觀眾一視同仁地傳達訊息。即使有人努力扭轉這樣的情況，至今電影仍然沒有忠實地傳達何謂「平等」。2016年，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註十二）邀請了六百八十三位新會員加入，其中百分之四十六為女性，百分之四十一為非白種人族裔。不論影藝學院的付出多麽值得稱讚，假使業界持續不肯為真正的平等做出實質的改變，這些舉動將淪為毫無意義的表面工夫。
　
　　然而，結構上的問題，並不代表是單一個體面臨的問題。我們必須捫心自問，藝術本身是如何被用來將種族歧視理性化以及長久化的，無論這個結果是有心或是無心造成的。當白種人導演主要且經常性地和白種人演員合作的時候，這是出於藝術創作方面的選擇，還是其實是種族歧視？大多數的白種人導演製作的白種人電影，都會被公認為是全世界共通的故事。當所有人將白種人的經歷視為常態，也無可避免地導致其他多元性被歸類於「不正常」。當所有角色全為白種人時，這樣的選角結果若被詮釋成創作時的藝術性抉擇，就跟那些用來把歧視給正當化的經濟奧步一樣大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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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Ava DuVernay，非裔美國女導演。
註二：Nate Parker，非裔美國男演員、導演、編劇和監製。
註三：Barry Jenkins，非裔美國導演。
註四：Casting Director，一般台灣及華語電影業界稱之為「演員副導演」，主要負責選角相關工作，通常也直接以原文Casting稱呼此一領域工作者。
註五：Robert Townsend，非裔美國演員、喜劇演員、電影導演與編劇。
註六：Spike Lee，非裔美國導演，文中所提《美夢成箴》為其第一部自編自導的長片，為影史上非裔美國籍電影工作者之重要里程碑。
註七：Julie Dash，非裔美國電影製片人、編劇。早期以拍深具實驗性的前衛獨立電影著稱，近年則改拍電視電影。文中所提的《塵埃的女兒》被視為影史經典的非裔美籍女性電影，亦為其代表作。
註八：電影《鄰家少年殺人事件》為約翰辛格頓Jogn Singleton執導、小古巴古丁（Cuba Gooding Jr.）以及勞倫斯費許朋（Lawrence Fishburne）主演的影片，探討非裔美國族群的青少年幫派與教育問題。
註九：電影《自由之心》，非裔英國導演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執導，改編1841年非裔美國人所羅門諾薩普的自傳，講述他從擁有一個自由身份且受過教育的上層階級，因綁架淪落為奴的真人實事，於2014年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大放異彩，奪得最佳影片、最佳女配角以及最佳改編劇本等三項重要獎項。
註十：Dave Chappelle，非裔美國喜劇演員、編劇、電視及電影製作人與演員。
註十一：《黑人二人組》，又譯《幕光兄弟情》，為美國Comedy Central電視台於2012至2015年播放的短篇電視喜劇，兩位非裔美籍演員與戲中主角Keegan-Michael Key和Jordan Peele同時身兼執行製作人。
註十二：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中文簡稱為「美國影藝學院」或「影藝學院」，為美國一非營利組織，由逾六千多名的專業資深電影界人士組成，亦為國際知名電影盛事奧斯卡金像獎之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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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NOHLA DARGIS, A. O. SCOTT
編譯：張君涵
原文網址：https://www.nytimes.com/2016/09/18/movies/hollywood-separate-and-unequal.html

涇渭分明且毫不平等的好萊塢（二）／張君涵編譯

史提夫麥昆2013年所執導的《自由之心》片中一景，本片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
　
　　沒有人會想命令電影工作者該拍哪種故事，或者選哪種人來演電影。但若我們堅持藝術的神聖性，堅持每個藝術工作者追求創作理想時該當享有的權利，此舉或能遏止體制內的醜陋現實。一個關於白種人奮鬥過程的故事不該是這部電影要背負的原罪，但是當市場上發行的電影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關於白種人的故事的時候，這就大有問題了。而且，無法打入主流業界不僅僅是非裔美國族裔所面臨的困境，對於白種人而言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從體制中獲利，卻無意識強化了潛規則與偏見的影評人。
　　
　　商業行為已經替這樣的現象找好了一堆藉口。對於觀眾喜好的各種沒有根據的假設，其實已經成為各種歧視行為的幫兇。電影公司在拍攝電影時，尤其是浪漫愛情片，為了不想要冒險賠上南方州的電影票房，基本上就會先行限制黑人角色的可能性了。另外從近期的案例可知，儘管非裔美籍歌手的流行樂在全球大受歡迎的事實，已然對這樣的假設提出了質疑，但由於電影業者普遍認為海外重要市場的觀眾會排斥由黑人明星主演的電影，這樣的認知已經大大影響了選角上的考量。
　
　　不論是黑人白人，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的美國人，大部份都相信社會會進步，也相信一味地否認社會上已發生的變化也無濟於事。但詭異的是，如果普遍民意堅信國家持續地在進步，將會把社會引領至一個始終在緬懷過往的幻象裡，不斷強調過去的問題已經永久地解決掉了。白種美國人熱衷於想像種族歧視會有結束的一天，他們以為種族歧視隨著解放奴隸宣言的發表、1960年代黑人公民權利的立法以及歐巴馬被選為總統之後，早已宣布死去。但想當然耳，這些里程碑也不過是開啟了歷史上新的篇章而已，還有許多未知的後續尚未發生。
　

金韋恩斯（Kim Wayans，左）與阿德普波奧杜耶（Adepero Oduye）於2011年的電影《賤民（Pariah）》（註十三）演出，由非裔美籍女導演迪里斯（Dee Rees）執導。
　
　　政治上的情勢也展現在電影當中。在2000年代，丹佐華盛頓、佛瑞斯惠特克（Forest Whitaker）、傑米福克斯（Jamie Foxx）與荷莉貝瑞都得了奧斯卡演技獎。而近期的電影諸如《珍愛人生（“Precious”）》與《自由之心》也都獲得了注目，史派克李更獲頒終生成就的獎項。然而有時候個人獨立的成就，往往會被誤認成體制已有所改善的表徵；我們深知業界的現實問題，因此這些黑人演員與電影工作者在歷經千辛萬苦獲得成果之後，他們的創意表現與萬般努力所帶來的光環雖然不會被抹殺，但是產業結構造成的困境始終一如既往地難以撼動。這也是為何歷代非裔美國人在好萊塢闖蕩時，他們所立足的墊腳石是那麼的脆弱，這些進步的成就也如此容易被推翻。
　
　　所謂的頒獎典禮——基本上就是一般流行娛樂媒體的樣貌——傾向於聚焦在卓越的個人成就上，忽略了產業結構裡的始終存在的障礙。筆者當然想要大聲地為真正披荊斬棘的電影工作者的成就喝采，好比正準備拍攝好萊塢大片廠出品影片，還有新的電視影集與紀錄片的杜威納導演。與此同時，她的這些成就不應被視為所有女性導演，特別是少數族裔的女性電影工作者的工作常態（筆者也相信杜威納導演會同意此觀點）。因為說穿了，電影產業正是需要這些傑出的個體，好以此掩飾業界如此糟糕的現狀。
　
　　理論學家烏茲麥克奈特（註十四）曾質疑，這些例外是否真能鼓舞人心。麥克奈特曾寫道，黑人的個體成就被當作是種族平等的佐證，「極端的白種人至上主義份子，是白種人族群用來和實施吉姆克勞法（註十五）的不堪過往進行切割的代罪羔羊 」。所謂的極端白種人至上主義份子，比方一名新納粹主義份子，當他成為象徵仇恨的標記，反而讓其他的人能和歧視的行為脫鉤，繼續從種族歧視與白種人的優勢當中取得利益。尤其在種族隔離政策之後，這些白種人轉而將歧視罪名的矛頭指向政府，好讓負責改變現況的重責大任丟給政府，而不是留給白種人族群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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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三：《賤民》，翻拍於導演迪里斯2007年同名的短片，為導演自編自導的半自傳性體裁片，故事主軸為黑人少女的性向困惑與摸索。
註十四：Utz McKnight，政治理論學者，現任教於美國阿拉巴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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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NOHLA DARGIS, A. O. SCOTT
編譯：張君涵
原文網址：https://www.nytimes.com/2016/09/18/movies/hollywood-separate-and-unequal.html

涇渭分明且毫不平等的好萊塢（三）／張君涵編譯

荷莉貝瑞與丹佐華盛頓於2002年，一同獲頒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與最佳男主角獎。
　
　　筆者認為，這些現象有助於闡釋業界的矛盾之處。電影產業由佔了絕對多數的白種人主導，根據一項研究指出，最高階的經紀公司幾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組成為白種人。也許他們內部並沒有真正的種族歧視，但他們也沒有試圖去改變這樣的業界現況。好比很多的（或是絕大多數的？）白種人，他們會認為他們在執行業務的時候並沒有受到種族歧視的影響，彷彿這種事情只會在別的地方，比如說像是電影裡南方的那些壞人所在之地才會發生似的。即使是那些很好心地、試圖扭轉電影產業的白種人，也常常緊抓著這些穿鑿附會的好萊塢潛規則不放。
　
　　這些以黑人為主角的電影通常較易於獲得大獎，它們會被視為正統的，或者說是主流的、正經的、有好名聲的電影，大多都是關於一些特別傑出的人物，尤其常取之於美國歷史。運動員、音樂家、領袖，都是一些擁有非凡成就的人，這些人的故事可以減輕白種人觀眾看片時的罪惡感，也達到了粉飾太平的效用，用這些成功的英雄們來掩蓋黑人族群的困境與社區的集體經驗。
　
　　就算電影不是描述歷史人物的黑人英雄角色，他們往往也背負了成為「代表」的使命。在那些贏得佳評與大獎的知名影片當中，黑人經常是一種標誌甚至是警示，是表彰社會不公現象、苦難與救贖的寓言。這些故事都蠻煽情的，承載這些故事的表演形式也都富有感情與複雜的人性議題，但它們的焦點都放在極端與特例上，忽略了最一般的族群 。換句話說，很詭異的是，那些在講普通黑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婚姻、家庭與友情等等的電影，沒有辦法喚起認同感。當初1986年《美夢成箴》上映的時候便是實例，2009年巴里傑金斯導演推出《憂鬱的解藥（“Medicine for Melancholy”）》（註十六）依然如是，直至更近期由迪里斯執導的相當特別的電影《賤民》與賈斯汀西米昂（註十七）所執導的《親愛的白人（“Dear White People”），再再證明了上述所得到的觀察結果。這些電影並非沒有探討種族差異、種族歧視，或是非裔美國人難以釐清的自我認同問題，但它們更在乎的主題是出自於個人視角的細微之處與真實體驗，結果都難以獲得廣大注目。
　
　　討論上述日常題材的影片不僅稀少，大多數也屬於小規模的獨立製作。在過去的十年裡，美國曾推出不少關於不同城市裡，不同年輕情侶的不同談戀愛模式的獨立喜劇電影，可是這些情侶幾乎都是白種人。2016年則出現了一項難得的例外，背景設定在芝加哥的電影《城南情緣（“Southside with You”）》（註十八）拍出了類似的主題，故事是關於一對二十出頭的非裔美國情侶青春洋溢的、充滿嘗試的戀愛過程；然而，由於這兩位面臨青年危機的普通年輕人可是蜜雪兒羅賓森與巴拉克歐巴馬，因此這樣的例外再次符合了業界的潛規則。 
　
　　業界的一大問題是，大的電影公司靠賣座片來賺海外市場的利潤，並且把他們不肯支持黑人演員的原因怪罪到國際觀眾頭上去，以此做為合理化業界種族歧視的藉口。用賺錢當作偏見背後不光彩的原因，此事姑且可忽略不看，畢竟長遠來看，種族的多元化應該會勢在必行。皮尤研究中心（註十九）曾提出於2055年時，美國境內將不再存在單一種族，也不會有人口佔絕對多數的種族。但在那樣的景況來臨前，又會發生什麼事？讓人覺得羞愧的是電影公司們是不會率先改變的，因為他們根本恬不知恥。
　
　　所以我們僅剩下一些選項，其中包括了電影業界自律這條。好比近期美國導演工會（註二十）的合約裡提到，要求具規模的大型電視台必須創造多元種族的工作機會。這也是政府介入的大好時機。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已在關注對於女性導演就職上的不平等現象，情況允許的話，他們應當將關注的目標擴大到娛樂業界對於少數族群的就業機會提供上，因為美國電影的白種人居絕對優勢的現象，早已牴觸了1964年民權法案第七條當中，禁止歧視不同種族、膚色、信仰、性別以及原始國籍的規定。
　
　　不論業界用來作為決策考量的原因是什麼：藝術、貪念、漠視、傲慢、偏見或者其他， 美國電影業界仍持續地表現出種族隔離與不平等的狀態。一項2015年由南加州大學提出的研究指出， 身為黑人的表演藝術者，由於種族人口數還是算多的，跟幾乎沒有代言者的拉丁裔族群比較起來，黑人還是算有在發聲的一群。不過統計數字基本上並不能真正代表什麼，因為像是李奧納多迪卡皮歐這樣的白種人演員，幾乎總是拿得到所有的主要角色，山繆傑克森（註二十一）則老是扮演堅實的後盾角色，蘿莎瑞道森（註二十二）偶爾出現（然後再消失），趙約翰（註二十三）則在某幾場戲裡可以講到一些搶戲的台詞。筆者估計這樣的情況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美國電影觀眾們說「受夠了！」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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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六：《憂鬱的解藥》於2009年提名美國獨立精神獎最佳首部影片、最佳攝影、最佳值得注目三項獎項。
註十七：Justin Simien，非裔美國導演、演員與作家。《親愛的白人》是他初執導筒的劇情長片。
註十八：《城南情緣》，由非裔美籍導演理查譚納Richard Tanne編導的傳記性愛情電影，劇情是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歐巴馬與第一夫人蜜雪兒第一次約會過程。據導演理查表示，他與電影團隊根據歐巴馬及蜜雪兒的傳記，及他倆在節目上的談話內容改編成劇本。
註十九：Pew Research Center，乃美國一間獨立性民調機構和智庫機構。
註二十：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乃美國電影及電視娛樂產業為導演們代表的工會，負責導演們在美國及在海外的相關業務。
註二十一：Samuel Jackson，著名非裔美籍演員、監製。
註二十二：Rosario Dawson，拉丁裔美籍女演員，具有波多黎各與古巴血統。
註二十三：John Cho，韓裔美籍電影與電視演員。於2014年出演美國情境喜劇《自拍（“Selfie”）》（或譯《再造淑女》），為第一位出演美國電視劇男主角的亞裔美國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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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NOHLA DARGIS, A. O. SCOTT
編譯：張君涵
原文網址：https://www.nytimes.com/2016/09/18/movies/hollywood-separate-and-unequa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