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戰以來，日本在美國鎮制與扶持的主流趨勢之外，另一個時隱時現的次要趨勢，是在美、中兩大國之間的起伏轉折。5月11日辭去日本最大在野黨民主黨魁的小澤一郎，其辭職的背景因素之一，是他的親華疏美路線。

小澤辭職的表層主要理由，是前兩個月爆發機要祕書接受政治獻金司法案件，當時小澤曾痛哭表示堅不辭職。這個問題有兩個方向的脈絡可尋。一是西方中產階級文明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本然糾結，而日本封建本質的「大名」（諸侯）式資本主義民主更烈，關鍵只在污金爆得出來與否，與政治根本價值取向關係不大。二是「爆得出來與否」，通常由太上勢力──美國來決定。

美國擺布日本的往例如下：1970年代初期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國建交並且親華，而遭美之忌，之後不久就因政治獻金案鎯鐺入獄，出獄之後抑鬱以歿；1990年代初期，江澤民訪日時，密晤長年反華的自民黨教父級極右派大老金丸信，商談台灣問題，挖美國牆角，事後不久，金丸信以80多高齡也因政治獻金案入獄；21世紀初期，小泉內閣的超人氣外相田中真紀子（田中角榮之女）強烈親華反美，在受邀訪美返日之後不久，也因親信的污金問題被逐出自民黨。

去年訪華而造成人氣極盛的小澤一郎，與以上三者的情況迥異，在於他迄今未達到執政的地位，而尚未遭美國大忌，另一方面他在日本民主政壇九命怪貓型的韌性與長期鬥志，也使「唯美」是從的對手們，難以捉摸。台灣方面由於本身在中、美、日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地位，向來對於日本親華派顧左右而言他；例如：在麻生之前連續兩位強勢首相安倍、福田的短命內閣，都因為日本參議院多數席落入小澤領導的民主黨掌握之故，台灣媒體避此不深談。

小澤的韌性與長期鬥志，要從1993年7月的「自民黨大地震」說起。1955年受美國冷戰戰略的需要，而當時自由、民主兩黨合併成為自民黨，從此長期執政。到1991年底蘇聯崩潰，1年半之後，小澤與羽田孜等菁英脫離自民黨，另組「新生黨」，理由是：冷戰結束後，美蘇兩極體系瓦解，日本要掙脫美國掌控，所以要「摧毀」美國炮製的自民黨，甚至不惜與社會黨合作（其黨魁村山富市因此當上首相）。之後的翻雲覆雨合縱連橫，另組民主黨而發展成第一大在野黨，並掌握參院。

想要掙脫美國控制的日本政壇勢力，並不止民主黨小澤這一派。在公開反美的石原慎太郎之外，前強勢首相小泉純一郎表面極親美疏華，但實際上要從日本民主政制根本的派閥政治改造，而脫離藉這個模式長期控制日本政壇的美國。小泉雖未完成派閥改造，但促進了日本民主政治的世代交替，不但與對手小澤當年的日本改造計劃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日本政治新世代的崛起，正是小澤民主黨成功的時代背景。

小澤辭在野黨魁，完全不同於執政首相的辭職，目的在迂迴為9月份眾院改選造勢，一旦勝選，民主黨將執政。

許是人世變遷成十倍速、百倍速；許是現代人越來越去歷史化，總之，每逢過往大事的周年紀念已經日益成為一種儀式，令人感動的力量日益稀薄。轉眼間，竟然屆滿四川大地震一年，儘管媒體例必報導一番，但對此間的人心很難再攪動任何波濤。不過，對於當事人的5百萬災戶及2千萬人而言，夢魘未去，甚且更加折磨人。

惟可注意到，外界關心的疲弊與災民的無奈感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那就是災後第一秒鐘蜂湧而出的中外志願者如今形影寥落，政府的巨靈手不斷延長，幾乎掌控一切重建的情況，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直接可見的互動讓位於國家權力與市場交易，災後許多人民自主的苗頭於焉枯萎，當初被投以樂觀期待的民間社會終究不見容於黨國的專制主義。

持平說，在這場超大的震災中，強大的黨國機器確實發生高效能的搶救作用，例如災後免於瘟疫、廣建安置棚房等等，但是在事關長遠的重建工作上，官僚視中外志願者為不可控制的因素而加以限縮，等於抹煞社會發展的一線生機，較諸當日死傷枕藉更具毀滅性，是可大慟！

還應追記的是，台灣官方捐十億台幣，全數交由對方處置，不知組織相應人力展現人民與人民的合作，豈配稱民主政府！要亦是專制的同夥。

昨日是汶川大地震的周年忌日，遠隔萬里重山，此間媒體已經先期炒熱起來，這種現象本身就是一種新聞，或說是咄咄奇聞，道理如下。

首先，論災情慘重，可不如本島之前9年發生的「921地震」。彼處去年昨日死亡連同失蹤尚不到10萬人，我們則失去兩千三百人，如果乘上大陸人口乃台灣的60倍，等於是14萬人的罹難規模，這一比，即知10年前台灣所承受的才是浩劫，緣何疏略自身而為小焉者的他人哭嚎呢？顯然不是人道，是詭道。

其次，論賑災捐款，台人約占百分之9，不可謂不踴躍，但細看之下，絕大多數出自大商巨賈如王永慶、郭台銘等，事實上，慈濟功德會進行地氈式的募捐活動大不理想，說明這裡的人不覺得切身，這才是合情合理的現實，而那些大手筆的大商人不過是大表演，演給中國政府看，以便好做生意，來日連本帶利大賺回來，說愛心，太肉麻了！正是詭道之所在。

最後，詭之又詭的是，這裡的媒體與其說是炒作，不如是說跟著大陸連動，棄守本土，做伊耳目，而對國人譸張施幻。念及隱性中資已然湧入，一旦MOU簽定，大陸錢潮正式襲來，我們將活在更失真的世界裡，可不畏哉！

隨著新流感（H1N1流感）疫情較趨緩和，世界各國可從中學得重要教訓。在最近幾年爆發禽流感後，各國紛紛投下巨資以對大流行疾病和緊急計畫做好準備，改善檢查和反應體系，儲存藥物和疫苗。但我們是否擁有有效且能預防災難的全球疾病檢查和控制體系？

面對潛在的大流行疾病，民眾都根據高度令人懷疑的數據和假設，以及衍生而來的臆測和恐慌，散佈可能的死亡人數，而各國政府反制之道在於不公開、掩蓋和向人民再三保證。不管哪種心態對於控制疫情都沒有幫助，因為我們不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何時發生或對誰有影響。各國政府必須接受輿論討論中的不確定和無知，否則會推出不適當的政策和錯誤引導的信號。

為大規模流行疾病做好準備，意味了要為意外做好準備，準備在不確定情況下快速做出反應，並且保持彈性，對負責保護全球免於新興傳染疾病的公共機構而言，這需要新的技能、官僚例行程序和誘因體系。

如艾茉莉‧羅伊（Emery Roe）和保羅‧舒曼（Paul Schulman）在新書《高度可靠性管理》（High Reliability Management）所言，在複雜和不確定的世界中，任何組織運作都要具備可靠性。他們聲稱，這需要高度可靠的專業人士，能追蹤各地所瞭解的實際發生情況，以及與各公共機構取得聯絡，瞭解其廣泛的政策情況，但這些專業人士在目前國際防預新流感疫情中缺席。

在疾病有可能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全球評估也須根據全球統計，但事實上，結構上的極度不平等，很可能影響疾病快速擴散的結果。我們不清楚為何病毒在墨西哥的毒性和致命性這麼高，在其他地區則顯然偏低，這可能有複雜的醫學上或病毒方面的原因，但也可能與是否有接近使用醫療照護，以及對病毒回應的效能有關。

英國政府自稱是全球準備最好的國家，這種說法有點輕率，但做好準備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都不存在，其他疾病和貧窮也影響民眾的健康和對抗新病毒的能力。低度發展和不平等在疾病的動態變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世界各國急著對潛在的大流行疾病建構全球公共回應之際，我們不該忘記這點。

新流感疫情的擴散也透露出，監督和通報體系不佳可能導致疫情爆發後，很容易陷入失控。回顧自2月以來，偵測和通報之間確實存在著落差，墨西哥當地民眾知道這個疾病，且對病毒來源有強烈的假設。來自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疑似新流感病毒來源地La Gloria養豬農場的阿馬多表示：「我們不是醫生，但我們很難不去想養豬農場與這個疾病並無關，這個流感與豬肉有關，但我們是人類，不是豬。」La Gloria居民表示，當地的山丘阻止養豬農場的惡臭，飄散到他們的村落。

這些解釋不被墨西哥衛生當局和養豬企業考慮，但為何這些引線沒有被追蹤下去？為何這些早期警訊是經由當地民眾對發病率和和疫情變化的瞭解，而非經由標準監督體系而知？為何這種非業專醫生的看法這麼容易就遭到摒棄？

在東南亞，地方民眾對禽流感的瞭解和其擴散，對於疫情防治相當重要。專業醫生、流行病學家、病毒學家、獸醫和其他專家需與地方民眾攜手合作監督疫情，才能事半功倍。

將此次新流感命名為「豬流感」也引發激烈的爭論，透露出此一流感的政治性。一名以色列衛生官員和一些伊斯蘭團體基於宗教立場而反對此一命名，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也稱，此一流感應被重新命名為「北美流感」。

新流感引發宗教方面的敏感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態度告訴我們，國際合作確有必要。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由世界各國的獸醫組成，對國際家畜和肉品貿易有很大的影響力。在一國之內，不宣布動物疾病爆發的壓力很大，緩報、或承諾對特定國家或特定企業利益實施特定貿易，可能是決策政治經濟學的一環。

新流感帶來的另一個教訓是，改變家畜業的結構，是了解疾病如何發生和擴散的必要之舉。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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