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高雄市長陳菊出訪北京、上海之後，台南市長許添財也預定於6月下旬出訪廈門。這兩位市長是民進黨現任公職人員中職位最高者，管轄地又是綠營的最大票倉，他們主動突破民進黨過去自我設定的兩岸紅線，以務實的態度登陸發展城市外交，這對兩岸政局而言，是「關係正常化」的一大關鍵，對民進黨而言，則是打破二元論述僵局的一大契機。

兩岸關係的發展，在台灣內部始終存在一個死結，那就是藍綠兩大陣營在態度上的巨大歧異。國民黨有「國共平台」，黨政要人絡繹穿梭交結，政商網絡之綿密親暱幾乎已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相對地，民進黨由於基本教義的設定以及選舉時習慣以族群分斷、統獨分割、敵我分際的市場區隔模式凝聚票源，海峽，在他們眼中永遠是惡水；中國大陸，則永遠是令他們寢食難安的飛彈和反分裂法。

這樣的兩岸關係，當然是不合理，也不正常的。北京當局不可能長期與一部分的台灣人民為友，與另一部分的台灣人民為敵。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也不應該永遠是台灣內部自我分裂的要素。

就政黨政治的健全發展而言，台灣朝野陷溺於「親中」、「反中」二元論述的泥沼之中，政客口中只剩下「愛台」、「賣台」的貧瘠術語，兩大陣營之間之間無可對話，不可理喻，長此以往，造成台灣內部整體思維的僵滯與枯竭。

陳菊返台後遭到獨派人士的嗆聲，質疑她為何未在對岸宣示台灣主權，為何沒有說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主張。陳菊反問：誰是獨派？這些高唱台獨的人，在她坐牢時，人在何處？至於即將啟程登陸的許添財市長，去年海協會副會張銘清在台南孔廟遇獨派襲擊，他很快在市議會鄭重致歉。這兩位市長以他們的方式對僵滯化的統獨議題做出回應。我們相信，這樣的發展終將有助於民進黨脫離統獨二分思維的桎梏，活化綠營的思路。

過去，綠營政治菁英為了經營選票，將族群和統獨作為廉價的動員工具，卻也因為太過廉價好用，逐漸喪失了創新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陳菊和許添財所發展出來的，以城市為主體的兩岸交流套路，一方面有助於促成兩岸關係發展的正常化，讓北京當局得以更真確地認識到台灣社會的整體；另一方面，也鬆解了定型化的二元論述，讓台灣的政治思維更多元，更豐富。在歐洲啟蒙運動的年代，荷蘭哲學家史賓諾沙被視為是「激進啟蒙」的代表性人物，而他的思想正是從突破「靈／肉」、「有神／無神」、「利己／利他」等二元思維架構開始出發。也只有在打破統獨二元論的基礎上，某些綠營菁英所倡議的「新啟蒙」或「二次黨外」才可能開展。

近十餘年來，第三部門的興起，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全球現象。

這是因為在新自由主義風潮下，政府紛紛退位，不再扮演過去大有為政府的角色，不再提供相對豐富的公共資源來照顧社會越來越多的弱勢者，反而以外包、委外經營的方式（所謂社福事業的 BOT）來鼓勵社福團體機構化（如成立孤兒院、治療所等）、專業化（雇用有證照的社工、特殊教育教師等），來承接這些過去政府專業服務的工作。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裡，許多社會議題不再能以粗淺的政治語言來解決，而須提出具體解決方案。

但更重要的是，在今日全球金融風暴之後，NPO也能在經濟實務上表現出過去所長期忽視的一面，即選擇性的發展公益事業。

公益事業的精神，在於它的基礎必須來自於真正的公共資源，如各界的捐獻、志工無私服務、非營利團體的合作經營。其次，在市場經營上，它根本的標準在於能夠收支平衡，不虧本、有能力持續經營即可。

若能收支平衡，這公益事業就能提供許多工作機會給弱勢者，成為一個庇護工場、庇護性的事業體了。在這失業率不斷飆漲的今日，誰能說，它沒有意義呢？

近年來，在政府與企業之外的所謂第三部門力量快速發展、興起。這種以民間自主力量來處理公民社會的各類議題，乃至於提供社會福利資源來照顧弱勢，不僅在實質上逐步取代過去「大政府」的功能，開始扮演民間自立救濟的角色，而且隱隱然有主導社會議題論述發展的趨勢。

雖然第三部門有其不可否定的正面價值，例如，它表現出公民自主、自主管理的方向與運作。而在社會議題的創導與論述上，這些NGO團體也有扎實的工作與實踐經驗，從而能就事論事；但若我們一昧地膨脹第三部門的功能或其自主性，那就太天真而脫離現實了。

以近來主流媒體大力鼓吹的「社會企業」為例，許多評論者認為這是非營利組織，尤其是獻身於社會服務、社會福利工作的社福團體，未來最可行的道路。即，透過這些公益團體的事業經營，以愛心、社福形象來參與市場競爭，從而能獲利來自立。

這看法，顯然忽略了市場競爭是非常現實而嚴苛的。一般社福團體既無這方面專業經驗，又無成本管控的機制，如何能在市場競爭中立足，從而自立自強呢？

市場競爭還是留給專業經營的私人企業吧！

台積電董事長在上週宣布要回聘被裁的員工，許多報導都將此決定視為產業回春、企業注重社會責任的指標。不過，諸多的正面詮釋卻顯示，此舉比較像是公關形象的操作。

台積電是特殊的公司，它在台灣股市公開上市，股東卻以國外法人為主，以致於董事會中，除了公司高層以及公股代表之外，有一大半是以獨立董事為名的外國人。該公司以製造代工為主，客戶多為國外大廠，依照工研院的統計，出口才是該公司的業務根基。

一個事業根基不在台灣、不是消費產品品牌、籌資對象在國外的業者，它在西方世界的企業形象，對於籌資、經營的影響力，理應比在台灣更大。從520當天，台積電主動向本地媒體發佈消息，卻在國外媒體版面闕如，就可以感受該公司在公關操作上，對於地理區域的細緻劃分。

尤其是，該公司在本地發佈的說法，其實是自曝經營困境。

首先，從財務報表來看，台積電最大的營運支出，不是人事薪資，而是機器設備原料，然而，經營層卻是以裁員來應對景氣衰退。它所潛藏的警訊，是公司的利潤率不高，甚至在提升競爭力上陷入困境，以致於要美化帳面時，只能從最不具關鍵影響力的部分，也就是降低人事支出來著手。如果再對照「員工是公司最大資產」的說法，更凸顯了公司的自相矛盾。

其次，是「產業景氣回春，回聘員工」的說法。國外的產業分析在4月初，就已推斷「半導體景氣將落底」。晶圓代工業是以出口為主、客戶在國外，對景氣的敏感度應該很高。然而，依照台積電的說法，他們要到5月才能「確定」景氣落底。除非我們接受「該公司對於景氣早有定論、只是在等適當時機來收尾」的說法，否則，此說法等於是向投資人昭告，該公司在景氣判斷上反應過慢、與國際不同步。

更讓人懷疑的，是董事長的「誤用評鑑制度」說法。本地媒體很貼心的將其解釋為「經營者的自省」，但是，以國外企業的高度來看，此舉等於是在公司內外投下震撼彈。對外，是向推動評鑑制度的企管學界，以及實行類似作法的國外企業宣戰；此外，將內部矛盾揭露、公開質疑自己幹部的作法，無異於重挫管理階層的積極性，造成公司內部的領導統御困境。

然而，一個據稱是國際級的企業，何以會有這種矛盾？比較合理的推測是，該公司應該是擔心，失業員工在股東會上的抗議，將透過媒體傳揚到西方世界，而影響它們的籌資狀況，所以才及早停損。

歷經多屆國會修法角力，開放教師籌組工會最快可望於立院本會期結束前完成三讀，惟觀察內外情勢，各種反對教師工會的力量，仍力圖負隅頑抗，究竟這些人為什麼害怕教師工會呢？

執政黨：表面上，從主動通過兩項人權公約以降，國民黨看似是工會法闖關的關鍵，實際上，以目前限制教師團結權、剝奪爭議權之修法方向觀察，要說執政黨支持教師取得勞動三權，不啻是自欺欺人。毫無疑問，對馬政府與所有的執政黨而言，反覆算計的不外是：如何一方面修正工會法，以贏得保障人權的光環；一方面卻又以各種理由限制教師工會之勞動三權，好讓教師工會成為對執政者無害的組織，以向統治階級交差。

公私立學校之雇主及其代理人：與以往明著杯葛到底的強硬態度相比，主管機關此次改以二手策略反對──一方面不得不宣稱支持教師工會，一方面卻又以所謂「配套修法」為名惡修教育三法。說到底，公私立學校之雇主及其代理人從骨子裡全然不樂見教師成立工會，其主要原因，絕非什麼教師工會將危及學生受教權，而是長期以來牢牢掌握在主管機關手上之教育決策權，將因為教師工會取得協商權後而發生根本改變，主管機關的焦慮則具體而微地反映在其代理人身上，這是因為透過教師工會之集結，教育專業與教師專業自主均可望進一步提升，以往校長以威權治校的局面必將同步結束。

號稱代表家長的各級家長會：在國家教育權逐漸向國民教育權轉移的過程中，各級家長組織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家長組織之權力結構大異於現實社會基礎，台面上各級家長組織確實由高社經地位之家長所主導。或許，這才是家長組織反對教師工會的真正原因，因為教師工會一旦成立，就其階級屬性而言，必然有助於廣大勞動家長參與校務運作，從而不利於少數家長獨佔家長組織，甚至在教師與勞動家長的聯合下，長期以來一面倒向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教科書，有朝一日都免不了必須徹底翻修。

反對黨：觀察民進黨立委對教師工會那種似有若無的態度，不知情者或許以為民進黨還在執政。要知道，在野黨若不以具體行動支持工會，其實與反對無異，公部門工會先天上處於與政府相對之位置，亦即帶有濃厚的在野性格，民進黨不積極支持教師工會，其實正意味著民進黨樂見教師長期為執政黨所收編，著實讓人不可思議，難道這就是民進黨宣稱要走的所謂社運路線？

必須進一步探討的是，看穿了這些害怕教師工會的理由後，老師們，究竟我們還在擔心什麼？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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