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經紛擾爭議，甚至演成全國性的激烈對立，美國眾議院終於在上週六以5票之差，通過了折衷版的醫療改革方案，不過參議院尚未通過，何時能實施仍在未定之天。

美國作為一個人口已達3億的已開發國家，迄今仍有超過7千萬民眾或是無任何醫療保險，或是保險微薄到不足以支付醫療費用，這不僅是美國之恥，也有悖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常理。

根據美國官方的預估，這項醫療改革法案一旦通過，民眾的醫療保險覆蓋率將跳躍式地成長至96％；然而，對比於台灣的全民健保（1995年3月開辦至今已將近15年），民眾投保比率幾近於100％，美國的醫改法案至今尚未通過，不啻別若雲泥，比諸英國、古巴等國全民覆蓋的公共健康體制，更有若黃包車比大眾捷運，一個還在靠自己的血汗拉車，另一個早已電氣化且公共服務化了！

無論是美國的醫療改革方案或是台灣的全民健保，爭議看似複雜，方案亦推陳出新，讓人眼花撩亂，但來自保守派的憂慮大多不出兩個焦點，一曰公共財政的負擔、二為私人醫療產業複合體的利潤，一句話，要不怕政府負擔不起，要不怕醫療產業賺不到錢，當然，保險公司也是這當中的一環。

站在窮人大眾的立場，這兩個爭議的答案也很清楚：擔心政府負擔不起，自然就得回歸財稅學第一課：減少間接稅，增課直接稅，特別是要增課資本利得稅；許多民眾是在為資本增殖賣命拚搏的同時犧牲了健康，資本在擴張的同時多肩負一些照護民眾健康受損的企業社會責任，天公地道。

至於擔心醫療產業賺不到錢，這應區分兩個層面來看。首先，在醫療保險產業的部分，站在社會永續發展的立場而論，金融保險產業多為純粹的食利階級，除了提供服務外，多以買空賣空、盤剝食利的方式寄生社會，應考慮其退場可能。其次，就醫療提供而言，倘若公共財政能彰顯公理正義，大幅增課資本利得稅，自可增加對於公共醫療服務財源的挹注，合理增加醫療工作者的所得，提高各項軟硬體設備的水平，以提供更為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因此，總起來看，爭議的焦點一則在於資本法人及其代理人擔憂一旦國家無力負擔公共醫療即增課稅收，另一則在於醫療產業相關的資本法人及其代理人擔心一旦此產業由國家提供公共保險，則利潤將大幅萎縮。

問題是，除非採取公共健康體制，否則以保險為基礎的健康體制，無論公私都還是以利潤為依歸，真正的公共健康之路依舊迢遙坎坷！

今（9）日是柏林牆倒塌的廿周年日，歷來都意謂著民主勝專制，市場取共產於此一時刻，但經過近一年金融海嘯的衝擊，市場崇拜不能堅振人心了，同時民主在東亞一線表現為盧武鉉自殺、陳水扁下獄及曼谷連演黃紅拉鋸戰，令人對選舉躊躇了，所以，立於此時此地回看廿年前那一幕牆破人舞蹈的往事，頓覺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歷史還未到終點，人類何處去的宏大命題依然高懸在面前。

右派意識形態家在今日特別蕭縮的原因，還在於傳述中國超速崛起，竟是專制資本主義的一頭怪獸，完全粉碎主流理論的預言，當然，還有不甘啞口的雜聲，聲稱中國的政經不匹配，勢無可能持續增長，並且告警這頭怪獸步武德、日的道路，極可能對外強力擴張。

我們不反對右派份分子的唱衰論，但是中共不代表人類，人類的真正解決方案在於民主加共產，這是政經兩軸四象限的上好配對，事實上，委內瑞拉正在進行歷史的終極試驗。

柏林鐵幕已杳，專制共產主義淡去，民主資本主義也隨金融海嘯告危，專制資本主義只能稱快一時罷了，民主共產黨主義才是人類終極的渴欲，如今已登場了！

柏林拆牆壯舉於焉忽忽廿年，開啟資本主義全球化、全球民主化的進程，詎料，這項歷史的結論竟在今年出現翻案文章，指稱資本主義發生危機，另方面中國、俄國乃至於伊朗、委內瑞拉等非典型民主國家相繼昌盛，因而不敢恃信民主，陷入歷史的虛無主義中。

誠然，這是反映西方處於經濟低迷下的心理狀態。惟須辨明，西方相對於東方的沒落，並不等於西方奉為圭皋的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沒落，在同處於世界市場的競爭中，耽於逸樂的西方不敵勇猛精進的東方，毋寧是肯證資本主義，而非否證；再者，倘民主有弊，唯賴更大的民主才能救贖之，不能以新興民主國的滑坡、失足就貿然轉向他求，專制豈是民主的解藥？毋寧是相反，中國看似勃興，但集權必然滋生貪腐，而且市場上國（企）進民（企）退的趨勢日烈，如此民主與自由兩失，欲求可持續性發展乃椽木求魚。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會自療倘有弊，在民主政體護持下，壟斷可制定反壟斷法，貧富不均可進行社會政策的再分配，乃至出現金融擅權與肥貓，都有昂揚的民意及時反制，這是柏林牆倒塌後鐵錚錚的結論，至今愈明。

諾貝爾獎項中最沒有公信力的，就是和平獎，表彰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各方權勢，從政治人物頻獲提名得獎可見一斑。歐巴馬獲獎，很多人臉上出現三條線，不但共和黨嘲弄羞辱，就連他本人都嚇一跳，以為愚人節提早到來。

不過，美國宿敵卡斯楚說得很對：「與其說和平獎是頒給歐巴馬，不如說是頒給這樣一種反對聲音，反對美國長久以來歷任總統特別是布希政權的對外血腥種族滅絕政策，以及反對美國抵制全球氣候暖化問題的各項努力。」卡斯楚說，在這個意義上，此獎頒給歐巴馬具有正面意義，他說：此一頒發，「將使世人明白世界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究竟我們要選擇和平之路，或選擇走向人類的全體滅亡」。

對此亦有同感，歐巴馬畢竟是我見過最好的一位美國總統。但正面肯定此項頒獎之餘，負面影響卻亦深遠。和平獎長久以來總是頒給權勢人物，而不管此人是否真的良善。這樣一種頒法，正是基於一種功利主義式的（utilitarian）道德觀。簡單說就是不看動機，不管本質，不顧外在範疇，不鳥內在精神，而純粹由所謂「有利結果」及其數量或影響範圍來定義所謂良善與和平。這種論斤稱兩、加減乘除的道德觀，十分有害。比方說一個人幹了許多令人髮指的罪行，但他或因權大勢大而「順便」幹了幾件不費吹灰之力的所謂好事，或少做幾件壞事，如此加減乘除之後，竟然得獎了，成為人類的良心了，這樣合理嗎？

比方說涉及多項戰爭罪行的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便是。季辛吉之獲獎，導致兩位諾貝爾獎委員辭職抗議。季辛吉本人直到近年仍然還在帶頭抵制旨在追訴審判各國戰爭罪犯的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反對把美國納入追訴範圍，理由不外是說美國是世界警察，而警察是超越國際規範的，否則將綁手綁腳，有礙於所謂反恐戰爭。

季辛吉有功有過，歐巴馬亦然，但功是功，過是過，功過是很難相抵的，比方說一個醫術良好的醫生，救人無數，但不應因此而豁免於道德規範而為所欲為，更不足以使其成為道德榜樣。這樣一種只看加減乘除、只看外在影響的功利主義道德觀，否認了構成良善本質之重要內在價值，而僅由外部影響來判斷，這就好像依據書本暢銷程度來頒發文學獎一樣不恰當。

和平獎如果旨在表彰良心或和平這樣一種基本價值，就應以衡量價值（value）而非衡量價格（price）的方式來衡量。功利主義的衡量方式固有其優點，但弊遠大於利；彷彿唯有權大勢大，才有為善之可能。這不但意味著一般缺乏權勢者不具行使道德的資格，更傷害了我們對於道德與良知的深刻理解。

近來兩個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的開發案，在環評過程中獲得截然不同的待遇。一個是中科四期，在行政院與財團高度壓力與環保署極力配合下，於一階環評獲得有條件通過；另一個則是大度攔河堰，在環評第一次初審會議時即被判定應進入二階環評。

如果真如環保署所說，中科四期的環評是秉持著專業中立的立場，那麼以中科四期的環境影響，包括直間接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1,095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場址選在彰化這個水資源拮据的地層嚴重下陷地區，且用水量高達每日16萬噸，且在長期水源未完成前，每天還要調用6.65萬噸的農業用水；園區使用了數百種不明化學物質，每年逸散的揮發性有機物在千噸左右，所排放的廢水嚴重威脅彰化雲林這兩個漁米之鄉。這樣一個開發案，沒有專業也知道對環境有重大影響，怎麼還需要於一階環評過程開審查會達十餘次，而未能明快地依法進入二階環評，甚至不予通過？

環評委員的專業我們並不予以否認，要不是他們之中有人仍稟持專業，對民眾的憂心表達了同樣的疑慮，不會審查這麼多次，早在強勢政治壓力下通過。但角力的結果只是拖延了時間，未能達到兼具專業及公義的判斷，環保署所擬的中科四期審查結論只是政治妥協下的結果。

在這民主社會裡，學者專家在決策過程中被賦予重大任務，但執行任務過程中，和參與的民眾一般，意見與專業並未受到尊重。開發單位所聘請的顧問公司，以及環保署所聘請的學者專家，在不良的環評架構與學術體制下，常常成了棋子，顧問公司必須學會如何虛與委蛇地應付委員與民眾，而環評委員有時必須含糊表達看法，除非他們能夠有勇氣在壓力下仍不受擺布。

當然，他們之所以缺乏勇氣，通常是因為顧及學術資源或公司營運，簡單來說是為了生計，進一步來說，是為了社會地位。同樣的，我們也看到許多專業人力，為了生計與地位而投身只為營利而不顧及公義的公司。今日公司勢力所以龐大到得以操縱國家，都拜這些願受少數人擺布的棋子之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自利行為並不受否定。然而，當這不當政治體制與公司機器的運轉危及國家整體的健全發展，當為了一己之利而虛與委蛇與含糊不清危及了公共利益，甚至危害到眾多的弱勢族群的生存，我們需要更多的學者專家跳脫這機器，為公義發聲。這利他行為，比起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街頭抗爭，需要更大的勇氣，然而讓真理公義發光，不就是知識分子讀萬卷書的真正目的？不就是我們這個社會應該追求的普世價值？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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