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是從陳水扁完成政黨輪替後，嗆聲政治逐漸成為新的抗議形式，並在扁的貪腐案前達到高潮。之後，縱使馬英九當選總統，這種游擊式的嗆聲抗議形式依舊未改，並且看不到改變的跡象。

如果與台灣的民主化轉型來看，這其實是一個頗堪玩味的現象。不同於1980年代相對組織性的政黨抗爭或社會運動，21世紀的嗆聲政治則幾乎是以化整為零的游擊隊方式進行，其較高程度的去組織化、靈活性與非持續性，似乎是極不相稱地凸顯：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裡，所謂的市民社會若有存在，則也可能是以一種極為殘喘的方式存在著。

要理解箇中原因，可能尚待更多的研究。但可以確定的是，台灣的社會運動早在1990年代盛極而衰，以及2000年政黨輪替後，吸納了諸多原先民間部門的活力，皆為可供分析的線索。

然而，我們更關心的是，從扁到馬、從綠到藍，這種嗆聲抗議不曾間斷的事實，卻意味了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嚴重反差，即：一方面隨著政治民主化，我們的選舉制度正當性愈形鞏固；但另一方面這種民主化卻也產生了某種制度性的排除，對體制愈來愈多的不滿，由於缺乏組織性的代議或直接參與機會，轉以類游擊的方式，在不同的時間、地點進行無預警嗆聲。

這使得我們的民主選舉制度在面臨嗆聲抗議時，不得不慢性折耗它的正當性基礎。每一次的嗆聲，都意味了因排除而要求參與的怨懟，無法被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簡單講，一個又一個的「偶發個案」，乃暴露體制之疾。同時，這種正當性的耗損，也再三表現在維安陣仗的上緊發條、疲於奔命，卻連基本秩序都難以維持的矛盾情境中。

問題是，這種反差似乎是以一種無解的方式在持續糾纏著。因為這種抒發性、打帶跑的嗆聲，也反映了我們的市民社會的解組程度。就像查理嗆扁，讓人們注意到就業困境、對政治菁英貪瀆的不滿，卻很難找到一個組織介面轉化成具有方向性的社會改革。這是否又會讓政治菁英因此得過且過，繼續保持僥倖心態經營權力遊戲？

這種難題尚有更大試煉，例如ECFA，根本不可能在現有的選舉民主化獲得令人滿意的解決。嗆聲抗議所代表的參與邊緣化焦慮，以及社會自我組織的無力，恐怕是更值得面對的政治危機暗流。

在資本惡性關廠、倒閉頻仍的寒冬，法律扶助基金會新提供的「勞工訴訟立即扶助」專案，對於多數已面對勞資爭議的勞工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然而，從社會資源最有效利用的角度，倘若政府的勞動法令能夠積極的保護勞工，使得多數勞資爭議能預先在調解或協調階段，就逼雇主遵守法令，不僅能節省事後的法扶預算，更能速戰速決幫助勞工。

據勞委會「2009法律經濟學──勞資爭議之紛爭解決實證研究」，透過目前的勞資爭議協調機制，多數勞工僅能拿到法定保障的71％，亦即法律作為最後防線，竟可打折扣！又發現勞工能獲得賠償的案件類型中，欠薪、欠資遣費的獲賠比率高達9成；相對的，不當解雇、勞保費、職業災害等獲賠比率則非常低。其因乃前者最高可罰款6萬，大量解僱也可用強制執行來限期追討。可知，「具有強制力的處罰條款」是保護勞工的最重要防線。

所謂「上醫預病、中醫禦病、下醫治病」，倘若勞委會真的要幫助勞工，就應該預先從立法下手，針對違反勞基法，訂定具有強制力的處罰條款，同時擴大範圍至不當解雇、勞保費、職業災害等領域，才能讓調解與協調成為有牙齒的老虎，讓勞工不需進法院，即可被保護。

新年到了，但在寒冷的景氣寒冬中，有多少勞工仍獨立面對非法解僱、欠薪、欠資淺費等困境？

大家都知道，勞工面對勞資爭議的訴訟有「三怕」：一怕裁判費高、二怕沒有專業的法官、三怕訴訟程序長。所以才導致勞工避免走法律途徑，而寧願採用勞資爭議協調的辦法。但沒有強制效力的勞資爭議協調，雇主往往自恃「人肉鹹鹹」、事後根本不履行。在此兩難下，多數勞工只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

然而，就在2010年來臨前，法律扶助基金會帶來好消息，他們與勞委會合作的「勞工訴訟立即扶助」專案將續辦、擴大服務範圍，讓更多被非法終止勞動契約（未依法發放遣散費、退休金或不當解雇）、投保薪資以多報少、遭遇職業災害的勞工，能夠有免費的法律諮詢和律師扶助。這將迫使不願打官司的中小企業雇主，接受爭議協調或調解的結果。

但政府除了在訴訟律師上給予勞工協助，更重要的是「判決」必須合理公正，而要達到此一目標，就必須提高法院處理勞資爭議素質。亦即，透過降低裁判費、假扣押費，搭配勞工法令專業的法官，深入瞭解資方規避法規的「撇步」，才能提綱挈領、縮短訴訟程序。從根本讓受害勞工對司法有信心，才是解決之道。

「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光明的時節，那是黑暗的時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有著一切，我們的前途什麼也沒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這是狄更斯《雙城記》的開場。

頂著765萬票的馬英九，證明了他不過是一個教科書執政型總統：堅信自由貿易將能創造最大財富，因此要全面開放與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貿易與投資為最優先政策，在競選下一任的個人最高政治利益下，總統在企圖囊擴最多的票的指導下，對兩岸貿易開放下的勞工與傳統產業進行數千億的補償。在自由貿易思想的指導下，馬英九同樣重視美國市場，用農產品美國牛進口來交換台灣工業高附加價值製品出口，以農工產品的需求彈性差異來說，這肯定是一本萬利的交換。他也的確想不透，765萬的民意，不就是要他與中國正常交往？難道全台灣的民眾，都不希望台灣的經濟能夠走出去嗎？

在野的民進黨，其實也有一個經濟國族主義夢，只是那個夢，與馬英九夢不大一樣，這個夢是可以有條件接受兩岸貿易，但極度排斥中國資本與人員來台工作，因為中國的經濟滲透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依賴與控制。但民進黨的國族主義政策絕非鎖國，而是企圖淡化中國經濟滲入的影響，主張要齊同東南亞、美國、歐盟國家共同發展自由貿易協定（FTA），而不問這些FTA是否會帶來類似的影響。

即便兩種經濟國族主義，無論是先經後（緩）政的馬英九或是緩經非政的蔡英文，都要民眾相信這是台灣前途的通天梯；但是對企業來說，倘若因更大的市場與獲利的需求，要求他將生產甚至營運總部遷出台灣，企業高層也會在利益的指揮下順應這樣的變化，這並非對「國家利益」的冷漠，而是5百年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商業倫理觀，從主張兩岸終統的曹興誠到台獨教父級的許文龍都在江蘇設廠，正說明了一旦有其需求，資本家的行動不會多遲疑一秒鐘。

看似相反的方向，其實卻是一個方向。不管是大開放還是小開放，台灣貧富差距急遽擴張，社會無儲蓄能力以致可支配所得為負數的民眾迅速增加。至少，站在市井民眾的立場與處境，可以確定的是，無論過去與未來，這絕非奔向天堂的方向。

上（11）月底，正當人們隨著股市頻頻出現反彈而滿懷憧憬經濟回春來到時，興建高達8百多公尺杜拜塔的「杜拜世界集團」宣佈延期償還6百億美元債務，再次敲醒警鐘：「熊市」未走遠，世界景氣依然脆弱。

去年9月15日「雷曼兄弟」轟然倒閉，戳破了虛擬經濟的假面具，銀根為之大收縮；至10月底，冰島破產，其四大銀行積欠外債達1千億歐元，但中央銀行所能動用的流動外國資產僅40億歐元；隨即被稱為「波羅的海三虎」之一的拉脫維亞也告危，衰退有如無量下跌，今年第三季因此下降19％，成為金融海嘯推倒的又一張骨牌。

然則號稱「日不落」的杜拜神話何以遞延一年多才暴露敗相呢？原因是「杜拜世界集團」帶著主權投資基金的色彩，在一些金融投資機構看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滿地都是石油美元，阿布達比更是擁有全球最大主權基金，而且杜拜眾多大型建設案都是由富有官方背景的企業投資，致使一些企業的信用評等大幅上調，從而導引國際金融機構與銀行紛紛將資金投入杜拜，競相炒高。但是，金融海嘯來襲時，一些國家與地區經濟陷入危機，為了回師救火，國際金融投資機構又紛將資金撤出杜拜，等於斷了杜拜的命脈。

究其實，杜拜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七個大國中唯一匱油國，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即選定旅遊、房地產、金融做為經濟引擎，主要是靠借貸來求發展，在沙漠中造就了滿眼直似夢幻般的人造環境。杜拜大公謝赫穆罕默德在所著《我的願景》一書中曾豪語：「杜拜追求創新，期望建成世界經濟中心，建議其他阿拉伯國家學習杜拜的成功模式。」如今這段被全球各國「杜拜迷」口誦心維的金句頓成荒唐笑語，原來，創新就是超限地、大肆地借貸，杜拜何止夢幻式的地景建物，杜拜構想根本就是一場白日夢。

不過，杜拜災難未釀成大禍，儘管其景觀極盡奢華壯盛，但財務窟窿僅260億美元，不致成為另一個「雷曼兄弟」，市場鬆了一口氣，各地股市回升；另一方面，兄弟國阿布達比決定金援1百億美元，協助杜拜度過債務危機，免得杜拜塔淪為插天的廢墟。

目下，全球復蘇仍在蹣跚進行中，但杜拜神話轉為杜拜災難的教訓應該讓人長記心頭。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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