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重視獎項，其實是不正常的狀態，它顯現了產業發展已經進入瓶頸。

獎項的得主向來與常人的一般水準有很大落差。最明顯的是奧運等體育獎項，幾個受過專精訓練的「特種部隊」表現，與一般不怎麼運動的國民體育能力完全不相干，百米賽跑的世界記錄向9秒挺近，每年均有進展，但是一般人的跑步能力，百年內幾乎原地踏步。

說穿了，獎項就是形象、宣傳的一環。國家用體育、智力等競賽項目宣揚國威，甚至把它當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抗、較勁的場域。企業用品牌排名、5百大企業，作為企業形象宣傳的基礎。設計師、發明家則是靠著設計獎、發明獎，做為個人行銷的起點。

這種狀況看似合理，其實顯現產業、發展的危機。因為，產業競爭力、個人能力的展現，原本應該靠著日常表現而廣泛累積。以產業的運作能言，銷售出去的商品，自然會讓消費者、上下游客戶看到產品的水平；設計師只要不斷的有成果發表，特別是透過業界的產品，自然可以呈現設計師的能力；導演、演員的實力，只要有作品持續完成，就有一定的能見度。

但是，台灣目前的狀態卻完全反其道而行。產業在同業間的能見度，主要的依靠似乎是特定媒體主辦的獎項，而不是日常的商業運作，商業界跟消費者的直接接觸，不是透過產品，而是間接透過獎項。設計師的設計創意，無法與業界結合，只能藉由國外的獎項肯定後，再挾著外人的加持，來承接本地產業的委託設計案。它所顯示的狀態是，訊息流通的管道幾乎被窄化、限縮到特定獎項，業界接觸設計師、消費者接觸產業，幾乎無法依靠，也不信任實際的體驗，而要依附某種權威的肯定。這是產業、文化發展的警訊。

近日的金鐘獎爭議，更顯示其中的危機。金鐘獎的爭議其實來自於本地影視產品行銷，以及藝人赴外，特別是前往中國就業的困境。得獎與否，成為藝人、製作團隊在台灣以外地區能見度的關鍵指標。它背後所顯示的意義是，在本地以外的同業，要採購台灣的影集、雇用本地的製作人才、演藝人員，其訊息的獲得管道主要是依賴少數的幾個獎項。也就是在此背景下，得不得獎、由誰評審的議題，其矛盾才會顯的如此尖銳。

這種狀態卻與國外的狀況完全不對等。本地廠商所接觸的國外設計師，其資訊來源不是獎項，而是相關的商展，甚至是從既有的發表作品中去進行評估。本地代理商在引進國外品牌商品時，依據的不是商業媒體的評比、排名，而是該品牌在國外市場的一般表現。本地影視業者在採購國外影集、電影時，評估依據不是影展得獎名單，而是影展所延伸的作品交易平台。

台灣理解國外同行、同業的管道，很廣泛、很多元，然而，場景一更換，狀態完全不一樣。台灣的產業、人才能讓人理解的資訊管道，立刻壓縮到只剩幾個特定的管道。這讓台灣對於獎項顯得很飢渴，擠破了頭就是要以得獎為要務，甚至在相關領域內，還形成了某種「國外得獎、再行銷島內」的「國際獎項學」。表面上，看似一種對於自身位置、自我形象認同的焦慮，其實，內在的動力是來自於發展的困境。

曼昆過去擔任小布希的總統經濟顧問，目前也是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的顧問，成為運動批評的對象並不令人意外。有趣的是，曼昆回應他也談所得不平等，而且他教的主流經濟學並不帶任何政治預設。然而，關鍵在於怎麼談所得不平等，而主流經濟學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信仰，早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了。

另一方面，一些支持佔領運動的主流經濟學家，例如克魯曼與史迪格利茲等學者對於佔領運動態度較為正面，為文強調資本主義運作失靈才導致金融泡沫、貧富不均等等問題，呼籲政府適當監管。但這種提法與曼昆其實只有幾步的距離。他們同樣不願承認，這些問題正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運作的必然結果。

「九個經濟學家有十種意見」，此一說法純屬誤解。除了少數總體經濟政策領域之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基本理論上高度一致。要把佔領運動的火種帶進校園，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李亮／文字工作者

經濟學處理經濟事務，而經濟事務人人有經驗，於是人人都有意見，經濟學專業便常橫遭莫名誤解與指責。11月2日，有近70位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哈佛學生，在曼昆（Gregory Mankiw）教授的經濟學導論課集體離席，並發表公開信指責曼昆的授課內容偏頗。

在經濟學界無人不知的哈佛教授曼昆固有其黨派立場；他曾是小布希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目前也擔任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的顧問。然而，指認他的黨派立場是一回事，批評他的教學內容則是另外一回事。學生的公開信中除了反覆使用偏頗、侷限等字眼之外，並沒有具體指出曼昆授課內容的問題。諷刺的是，這些學生離席的當天，曼昆講課的主題正好是收入不平等，包括佔領運動關心的1％與99％之間的鴻溝。公開信還批評曼昆偏重亞當斯密，而忽略凱因斯理論，殊不知，各派在個體經濟學領域早已高度一致，而在總體部分，曼昆本人在學界其實被歸類為新凱因斯主義者。

雖然這些學生關心公共事務而不僅僅是個人前途的熱情值得讚許，但從學生的言論來看，恐怕還是多念點書再來批評比較好。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