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液晶面板產業，與記憶體產業有類似的狀況：兩者都列入政府的「兩兆雙星」策略性產業，營業額不斷增加卻連年虧損，本地金融機構不斷的抒困、貸款、展延，幾乎要形成一個小型的本土金融黑洞。每次一遇到類似問題，產官學界對於狀況處理的標準答案幾乎都是「推動整併→擴大規模→強化競爭力」，頗令人感到好奇。產業規模幾乎被視為製造業的關鍵，只要看看媒體動輒使用「大者恆大」的陳腔老調，就可知其被濫用的程度。據說這個論點有大一經濟學教科書當作後盾，其實是完全不顧歷史經驗。

這樣的產業運作模式有很長的歷史，早在1970年代，西方就已經注意到，台灣在科技產業的運作方式，與較資深的日本、同樣資歷的南韓相比，有其特殊之處。從現象來看，台灣的業者規模小、靈活度高，進入新產品領域的學習速度比日、韓業者要來得快，表現通常也不比日本、韓國的大資本業者來得差，甚至不乏表現傑出的個別案例。學界研究者一度不明所以，於是認為台灣的產業組織具有以小搏大、像變形蟲一般的靈活彈性。經過學者引進，本地產業的中小型規模，一時之間反倒被視為優點。

但是，比較少被提到的是，中小型產業規模的最大弱點在於板凳深度不夠，有爆發力卻缺乏持久性，難以在特定的領域堅持下去，一遇上需要「長期抗戰」的環境時，就會被迫移轉陣地。

台灣的液晶面板、記憶體產業仍未超越近30年內的產業運作模式。台灣在這兩項產業的廠家頗多，合計的規模至少可排入世界前五，有世界級的影響力，分開計算的每一家規模卻又不夠大，宛如小蝦米對抗大鯨魚。這是歷史所形成的現實，台灣在這兩項產業的起步不如人，又沒有獨到的技術或產業運作方式，所以，只能以「結盟」的方式，美其名是向國外大廠取得技術授權、獲得製造技術，實際上，這是利益交換。本地業者擔負這些美歐日韓業者，在淡旺季時調節產能的角色、緩衝區；國外業者的回報則是，提供技術授權。

這是一種生存方式。既然技術、產能、資金都不足以與國外業者一較長短，至今仍未有廠商在生產規模有大圖提升，就展現門檻的跨越難度，顯然，要擴大生產規模，其中的訣竅並不只是引進資金而已。因此，在國外業者互相競爭時尋找生存的夾縫，成為「關鍵時刻的少數」，也是一種務實考量下的生存之道。在這種背景下，生產規模不夠大，是產業結構的「果」，而不是「因」，正因為個別的業者經營規模，沒有大到威脅國外技術母廠的程度，在產業不景氣時，又能默默承受國外廠商轉嫁的經營風險，才讓本地業者生存至今。

這原本只是一種生存方式的選擇。雙方各取所需，各安其所。液晶面板產業的運作狀況，根本原因在於國際環境，而不是資本規模不足，更何況，本地產業的資本規模、產能不足以與南韓業者抗衡，是產業結構運作的結果，不是根本原因。

所以，當業者或官方有意推動產業整併時，除了挑戰國際產業的運作默契，還需要面對「本土廠商」中，為數眾多的外資股東。官方將液晶面板產業的困境，濃縮到「生產規模不足」，是弄錯了方向。這種作法早有前例，政府數年前有意推動記憶體產業整合，殷鑑不遠。

同樣的情況也正在其他地方出現。在西方大舉介入的利比亞，其過渡政府領導人公開宣稱將以伊斯蘭律法為主要法源，違背伊斯蘭的法律都將無效。至今仍在動盪之中的埃及，亦有穆斯林兄弟會在其中積極活動，未來奪取政權可能性極大。

這些伊斯蘭黨派儘管各自存在不少差異，比如在婦女參政的議題上，突尼西亞政府便相對開明。它們多半不是發起這波運動的主要力量，但隨後憑其海內外政商資源以及緊密的網絡，在其他社會力量尚未從專制鎮壓中恢復發展之時，作為國內最有組織的政治力量躍上大位。其成功固有帝國主義之助，但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組織優勢，亦是它們勝出的重要因素。
李亮／文字工作者

茉莉花革命的第一砲，突尼西亞，近日結出了革命的第一顆果實。突國於10月底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其中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囊括議會近42%席次，並於11月21日與另外兩個黨派確定權力分享架構。一些西方媒體見到伊斯蘭三個字就過敏，懷疑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嫌疑，紛紛將選舉期間由部分基本教義派製造的衝突事件放大處理，卻忽略了突尼西亞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伊斯蘭政治的複雜性。

突尼西亞向來是阿拉伯世界最為世俗化的國度，即便是在專制的班阿里政權時期，政治過程不民主，但該國婦女依然在議會中有25%的席次，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無不積極現代化，擁有大量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並且，出於政治理由，激進的伊斯蘭黨派則持續受到壓制。而如今的突尼西亞，不僅增加了婦女在議會中的保障席次，9月份也撤除了舊政府對於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所有保留。

全球有約15億人口是穆斯林，伊斯蘭世界有開明溫和如土耳其、突尼西亞者，亦有激進如阿富汗、伊朗者，就如同基督教世界也有極右派與溫和派一樣稀鬆平常。西方國家為了給自己的干預找藉口，實在是無所不用其極。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