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西班牙的大選結果再度政權輪替。執政已達7年半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敗給偏右的大眾黨（Popular Party）。至此，歐債5國（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希臘、西班牙）在主權債務危機之際，紛紛變色。執政者無力解決經濟危機，因而被選民趕下台，這似乎是民主政治的常態。然而，對於歐債5國的這波政權輪替，其意義並不是簡單的「君子之爭」。正如希臘人民一直抗議：為什麼金融業的貪婪引發的金融海嘯，要由我們無辜的老百姓承受勒緊腰帶的苦果？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下台也一樣被金融海嘯淹沒。

左看：公共空間遭資本獸竊據

公共空間如車站、航空站，不只是為大眾所用，根本上就是由國家預算興建，為大眾所有。偏偏在這個資本獸當道的世界，為資本獸所竊據與漁利，所以，人們看見機場的航廈越來越被商店佔領，通往登機門的路徑往往橫梗許多店舖，趕乘飛機的時間都被攔路的資本小獸給文搶下來。

■姚欣進
筆者近月以來一系列地撰文討論蘋果公司已故創辦人賈伯斯，所反映的社會體制意義。但本文從另一個較中性的社會知識論角度，來討論賈伯斯對新社會願景的啟發。

賈伯斯一生事業的成就，在於他全面地改變了當前的七大產業：即個人電腦、工業美學設計、廣告行銷、創意動畫、數位音樂網與隨身聽、智慧手機、平板電腦。這些不同領域的多元活動，在賈伯斯的實際運作裡，是透過彼此間非常密切的互動關聯，相互滲透，從而將其他領域活動的核心元素吸納到自己特有的領域內，來豐富自己的內涵、引發自身更進一步的發展。

這就是多元性、互動關聯性與滲透性的循環過程。而這循環過程的終點，乃是各個特殊領域的各類實際產品。因此，每一個領域的產品，固然有其特殊內涵，但卻是同時包含了其他領域的元素；它的特殊性與單純性，其實是各類複雜多元的非常深刻而細膩綜合結果。極簡其實就是最高妙的複雜，單純其實是最歧異多元的綜合。

但這一切，卻源自於或環繞於賈伯斯個人獨一無二的綜合、整體願景。這願景貫穿了他所有產品的大小細節，如同烙印一般，而在紛雜現象中賦予其同一性。這最後一項特質，不僅是凝聚多元於特定焦點的聚焦力，而是將上述各類異質的多元性與聚焦的一元主題完美的結合起來。

舉例來說，賈伯斯的晚期產品如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就充分綜合了前期各種產品的元素，如友善的介面（從早期個人電腦進化而來）、軟體資料庫與硬體結合（從數位音樂網發展而來）、非常貼心而極簡的工藝設計等等。

這種多元與一元的辯證結合，不僅表現在產品身上，而是賈伯斯在公司內部實際運作的原則。據傳記記載，賈伯斯堅持一家公司即使內部分工越來越精細，但各部門必須一體性的共同討論、深入互動。他甚至刻意地將各部門平日上廁所的動線設計為相互交叉，以製造不同部門人能隨時碰面、激發靈感。

若這種以豐富多元為基底，並透過一個深刻的主軸潛移默化地來主導，最後機動地集中表現於某一特殊主題的思維與實踐方式，乃是賈伯斯成功的秘訣，那它對我們新社會的建構有何啟發之處呢？

一言以蔽之，我們必須從一個高遠的社會整體願景出發，但卻同時懂得如何透過當前生活世界中的各種點滴而多元現象，如方興未艾的微型經濟活動、多元自主社會活動，將彼此各類異質領域不斷接合起來、相互滲透、相互擷取彼此正面元素，但又能朝向一個統一而深刻的主軸方向下制度化運作，來呵護這些各自微小而充滿創意的活動。
（社會評論者）

■向紅岩
第48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雖頒給《賽德克．巴萊》，但整段頒獎過程卻令人瞠目！先有授獎立論的評比標準模糊在前，間有《賽》片的票房數字與投資金額不斷被主持人與頒獎人大肆推崇，最後再被出資人代表郭台強一句「感謝企業包場相挺」的率先致詞給重重一擊，短短幾分鐘，《賽》片本身所欲申表的文化自覺與創作企圖實已被糟蹋殆盡。此情此景，不知看在80年代曾簽署《台灣電影宣言》的現任金馬獎主席侯孝賢導演眼裡，做何感想？

回顧台灣電影發展史，從50年代的戰鬥文藝反共政策片，60年代與現實毫不相襯的武打片、瓊瑤片，70年代的女性復仇片、幫會片，80年代的殭屍片、英雄片等，一路走來無不在麻痺觀眾的現實意識，簡化觀眾的質疑，轉移生活中的壓抑與不滿。

在愛情片中，電影賦予「平凡的少男少女」美好的中產階級愛情幻想，極度忽略男女主角貧富、階級與利益上的差異，藉由永遠的愛情執著與將敵人簡化為不通情理的父母，使所有現實問題獲得矯情的解決。而「平凡的少男少女」飽食鴉片回到現實中的工廠或公司後，卻仍得再度自卑於身處的情境。而在英雄片、幫會片、復仇片中，色情與暴力的極度感官宣洩取代了真正的心靈反省，現實的鬱悶，也從英雄揚威與成功復仇的劇情求得虛幻的紓解。

面對商業體制刻意塑造觀眾單元化的口味，以利資本家不斷機械式複製電影商品，與統治者意欲觀眾失去對現實的質疑能力，以將群眾收編在其統治意識形態底下，1987年初，台灣有一批文化人士共同簽署《台灣電影宣言》，高舉開創「另一種電影」空間的必要性，強調電影本身的藝術性與文化責任，企圖與觀眾共同省視本土的生長經驗，而不再只是虛矯與欺騙，更點出台灣電影的發展使命，不在於更菁英化、企業化，更不在於當前執政者的認同。因為菁英化，將使它與欲訴諸的對象疏離，陷入當權者安排的格局中，從而喪失電影本身生命力的來源。企業化，將使它在採取好萊塢的行銷策略時，易被更多的好萊塢價值所滲透。博取當權者認同，則使它有淪為政策傳聲筒的危險。

本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中，劉德華聲稱「親眼見證台灣電影從低迷到興盛，香港電影從興盛走向低迷，希望香港也能學習台灣撐過去，重新找回自己的光榮」，其所謂的「低迷」與「興盛」指涉的是什麼？「光榮」又是什麼？反倒是從《賽》片獲頒最佳劇情片的過程中，我們才真的見證了一部「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如何被企業家與統治者不斷嘲弄與侵蝕。
（自由撰稿人）

立報歡迎您投稿與指教。詳情請參投稿與聯絡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