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新的普世價值正在興起，那就是「幸福」。從不丹開始，現在包括中國、法國、英國都興起了一股追求幸福風。
台灣亦不例外。早在競選期間，總統馬英九便誓言當選後將著手編制幸福指數，現連任後，馬英九已將這張支票軋進主計處，預於年內兌現承諾。
持平而論，幸福經濟風潮的抬頭是樁好事。歷史地看，這是人們對資本主義盲目追求成長，繼而歷經多次經濟危機教訓後的痛切反省。然而，我們仍須如屢薄冰地看待這股潮流的發展。
人們很容易浮現的質疑是，幸福經濟這個概念是否只是新瓶舊酒？
之所以如此，係因當今高舉幸福經濟旗幟的國家，大多是右派執政，毋寧詭異。以英國保守黨首相卡麥隆為例，意識型態仍是自由市場、小政府的概念不變，因而儘管英國經濟危機當頭，仍祭出財政緊縮的政府瘦身政策。許多人批評，這只是卡麥隆為了緩和民怨，意欲為自由經濟易容，增加賣相的權宜之計。
因此，問題不在幸福經濟，而在於右派政府是否真正領略這個概念的真諦。
類似現象也有前例可循。在台灣，政府早就編纂了綠色國民所得帳。該產物的催生，源於永續發展委員會決議，一方面希望與國際綠色潮流接軌，二方面希望把傳統市場經濟活動的環境成本內部化。這個動作，不可謂不具突破性，但如今看來，只有一大堆的技術官僚作業，而與施政毫無瓜葛。我們看到了，台灣在21世紀經歷了藍綠兩黨執政，但沒變的依然是拚經濟，而非永續發展。
我們不得不警惕，各國掀起的幸福經濟風潮，是否只是一場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煙幕彈？
在所有的質疑裡，或許左派的傳統智慧最值得咀嚼。幸福經濟，如果是要讓人免於匱乏、免於恐懼，讓經濟發展服務於人的需要，那麼何不政治左傾？畢竟右派政府的「新發明」不過是左派的「老調」，為什麼我們不乾脆更直接對資本主義進行更全面的批判？
幸福經濟究竟是政治修辭？還是新的發展思維？將取決這個概念未來會走多遠。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台灣只是由少數產官學閉門研議，目的只是為了拚總統政見績效，則幸福指數恐怕只是另一個無感指數的變形罷了。

左看：FLA不夠獨立
蘋果公司重要的代工廠─富士康，在中國嚴重的剝削勞工問題不是新聞；至今已有 18名員工自殺。從前年引起兩岸三地高校的調查報告，去年「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團體」（SACOM）的《工人異化成機器：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到今年更擴展到美國勞工團體─公平勞工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對品牌商蘋果與代工廠富士康的監督。
不過FLA缺乏公正性。FLA的董事會成員中，耐吉（Nike）、愛迪達（Adidas）等公司的高階主管就有6位之多。其組成是一群溫和的企業社會責任派擁護者，或想改善勞動標準的大型企業，實質上仍操作壓低工資的做法，資金還來自加入的企業。既然如此，我們不應相信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所表示的：「我們相信各地的工人都應享有安全公平工作環境的權利，這也是為何我們要求FLA針對我們最大的供應商進行獨立性調查的原因。」
更何況FLA也說，蘋果公司在今年2月加入FLA。儘管FLA宣稱蘋果同時進一步達到FLA制定的勞動標準，如支付薪水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但仍令人不禁想問，這是保障勞工的權益，還是蘋果為己設定的極限？陳思穎／NGO工作者
右看：肯定蘋果的突破
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一再發生；兩岸三地關心企業社會責任與勞動問題的團體，近幾年不斷檢視富士康，到底是否正在改善其勞動條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終於看到西方世界長期關注的血汗工廠或血汗品牌問題，已從過去對成衣業、製鞋業在海外的勞動剝削大肆撻伐，到現在的電子業；也就是特別針對品牌商─蘋果公司。
這波行動還在美國的媒體效果上相當成功，甚至讓美國廣播公司（ABC）新聞節目《夜線》（Nightline）造訪了深圳與成都廠的6條生產線；而一位為蘋果工作15年的富士康主管更在採訪中鬆口表示：「若非發生致命爆炸及自殺事件，夜線節目可能不會有機會來訪。」
富士康集團已經宣布將為中國深圳的工人加薪至1,800元人民幣，不過這還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成果。FLA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除了深圳廠外，其餘3分之2的富士康員工，最低工資僅1,000元左右人民幣，可見FLA、蘋果公司、富士康未來仍大有合作推動合理勞動條件的機會。就算蘋果不接受SACOM呈交全球8萬多消費者促請蘋果改善代工廠生產條件的聯署信，蘋果仍然做到了重大突破。羅珊娜／文字工作者

■羅德水素無中小學教育淵源的蔣偉寧，接任教育部長以來多方傾聽建言，這本在情理之中，也符合歷任教長作法與各界期待，問題是，接下來呢？
毫無疑問，再多的溝通與傾聽，教育施政終將面對資源分配與價值選擇，依此，更值得關注的顯然是，蔣部長選擇什麼價值體系看待教育教育議題？又希望藉由教育施政達成何種教育理想？
竊以為，教育部長首應確立看待教育問題的中心思想，基本上，這牽涉到幾組價值體系的取捨，諸如，進步的？保守的？普及的？菁英的？教育是權利？還是義務？教育應該公共化？還是市場化？說到底，重大教育議題之所以每每引起爭辯，也正是出於不同教育價值的選擇與競合，或云，蔣部長作為台灣學校教育體制下的優勝者，教育基本思維或許傾向穩定既有結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期待教育施政回歸以下主軸。
一、堅持教育主體與教育專業：檢視過往經驗，教育決策不時因外力影響而致荒腔走板，消極而言，教長施政重心應以確保重大決策不被非教育因素干擾為要，積極來說，尤應堅持教育專業、勇於與反對者對話，以擴大社會共識。
二、系統性思考教育問題：教育問題之所以複雜難解，要係絕少有單獨存在的單一議題，以備受關注的12年國教為例，表面上係為解決國中升高中的升學問題，實則，升學技術的選擇牽動國中教學正常化，而高中職生源的常態化尤其攸關高中職均優質化工程，準此，容許明星高中維持高比例特色招生，已然嚴重衝擊12年國教所設定之基本目標，教育施政沒有四處討好的可能，期待蔣部長擁抱進步價值。
三、合理分配教育資源：這又牽涉到二個層面，其一，若現有經費不足，應該以何途徑增加總體教育經費，教師與學生團體長期主張的課徵企業教育捐以用於教育是否可行？又要如何落實？其二，如何更為公平合理的分配有限教育資源？以高教為例，是繼續犧牲多數學校師生權益以成就少數名校？或是重新檢視、制訂可以相對兼顧公平與效能的資源分配機制？
四、教育施政應促成社會進步：十多年來，台灣的教育政策日漸商品化、市場化，教育原有促進階級流動的功能式微，反成鞏固既有社會結構的幫兇，教長必須思考，如何透過教育施政以促進階級流動與社會進步？（教師）

■黃懷軒身為博物館展示設計師，我時常想著有天能成立自己的一座博物館，一座愛情的博物館。愛情是純粹的，或者不要說愛情，容易讓人誤解。關於情感，我想像它是純粹的。
想想「愛情博物館─Museum of LOVE」真是個很大的題目，有無限的可能。我可以設計個「名人之愛」當成常設展，以動物或小孩間最單純的情誼為開頭，闡明愛是我們的本能；接著來個現代的對比，說說八卦雜誌上明星名人情愛腥色羶的輕浮；再來回顧歷史，深入訴說如甘地、國父等古今中外歷史人物的民族情感；最後來個台灣政治人物的「愛台灣」大車拚之對比；從這些內容之中又可以延伸出許多不同主題的深入特展，我想一定會是個很有趣的博物館展覽。甚麼都可以成為展示的主題，俯拾即是。情愛本是一體，因為所有一切被認真對待的人事物，都脫離不了愛情的範疇。
所有的愛，說穿了不過就是「在乎」而已。親情、愛情、友情或是對某種事物的熱情，這些其實都與現實無涉，唯一指涉的只有個人。當我們面對情感時，一切的外在條件都將消失，道德也好、輿論也罷，都將無足輕重。一個工人在乎他做的一切，那他終將成為一個匠師；一個政治人物在乎他訴說的每一個理念，那他終將成為一個政治家。在乎你的工作，在乎你的言行，始終就是一種愛情。
現在大家只說愛，卻不做愛，當然更不活在愛裡頭。成天說著滿嘴漂亮話，在網路世界按讚、匿名留言，或以道德之姿出來呼籲東呼籲西的，其實只是為了某種關於現實利益或名聲之類的東西所做的「表演」，與愛無關。如同政客名嘴成天掛嘴上的「愛台灣」，充其量只是一種「口愛」，爽完就沒了，因為他們言行並非如是，因為他們並不活在其中，不是真的在乎。
人人討厭小三，自從甚麼偉大的人妻偶像劇出現後更是如此。但在某種程度而言，我反而尊敬那些「小三」，因為起碼他們敢面對他們的情感並為之拋棄現實。跟政客與偽君子比起來，小三們簡直偉大得不得了。我不是鼓勵大家去當小三，而是對比起來，實在很受不了台灣社會上這種普遍存在於各種公、私領域的不當真、不在乎的輕浮氣氛。
博物館以教育為目的，說教育太偉大了，我只希望我的博物館可以呈現出一種重量，一種在乎，一種「愛情」的世界。在日內瓦通往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會博物館路上的樹林裡有一座甘地的雕像，座上刻著「My life is my message」，對於生命與情愛這種東西，我無法說得比他更多了。（展示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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