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長廷在北京見到的最高層級黨政要人是中國大陸國務委員戴秉國。戴秉國何許人也？前立委林濁水說：謝長廷當過黨主席、行政院長，現任民進黨中常委；對岸的戴秉國則「只是第四級的中央委員，位階差很大」。果真如此嗎？林濁水長期以來被尊稱為「台獨理論大師」，是講究知識學問之人，然則他對戴秉國的評價，實顯現綠營對中共了解之草率與粗略。

左看：吾輩青年之無感

青年參與抗爭，常以統治者的對立面現身，我是他非的黑白對立，打抱不平的扶弱精神，是其特色。熱血固然難得，只是吾輩的各種反抗，某些時候竟與讓人邊譙邊看的台版新聞一樣，是對巷弄鄰里社會新聞的不同剪輯與即時評論。這些抗爭無涉於世界的紛擾時局，也沒有歷史的縱深複雜。

■曾健民
強盜搶了人家的東西，被搶的人家怒極對抗，這本是自然的事。這時強盜擺出笑臉說：要保持理性不要暴力要和平；明明東西已搶在手卻要被搶的人要理性要和平，這豈不荒謬！然而還有更荒謬的是，被搶的人家中竟然出現了跟著強盜說要理性要和平的人。

「理性和平」跟「民主自由」的主張一樣，沒有人會反對；問題在，是怎樣的權力關係下怎樣的狀況下的「理性和平」。忽略或避開搶與被搶的真實關係，夸夸而談「理性和平」，這不是昧於事實，更容易陷入了強盜的邏輯。在釣魚台緊張局勢中，美國軍方不是說要「和平理性」嗎？事實上，卻航母、軍演、QE3不斷，更放寬了韓國導彈的航程涵蓋大陸。日本的野田政府不是說要和平理性嗎？實際上，在釣魚台海域上的艦艇飛機從不放鬆，台灣漁船去了照抓，美國「魚鷹」運輸機照樣進駐琉球（雖然琉球從縣長、議會到全體居民都堅決反對），自衛隊進行奪島軍演。

因此，不存在普世的理性和平；所謂的「理性和平」，要看是誰的理性是誰的和平。

面對釣魚台劍拔弩張的局面，憂慮中日爆發武力衝突的一些日本知識菁英於9月28日發動了〈日本市民的主張〉連署運動。接著，大陸的一些自由派菁英回應了日本的「主張」，也於10月4日發動了〈讓中日關係回歸理性〉的連署。再接著，台灣的「東亞民間論壇」也回應日本於10月6日的集會上發動了〈面對歷史．解決爭議．面向和平〉的連署。

這三份連署書雖然在主張上各有不一樣的重點，但也呈現了共同的問題。即便在一同呼籲增進民間交流、促進理解上有值得肯定之處，但是在大問題上卻共同呈現了空洞的自由主義心態。它們都避開了釣魚台問題的本質──美日軍事同盟對中國的挑釁，也迴避了直接對野田政府侵犯釣魚台行動的譴責，卻都同聲批判兩岸的保釣民族主義，要政府抑制民族主義反對暴力，特別是大陸的「聲明」更強烈批判示威的民族主義，譴責「打砸燒」。在這樣基調上，這些連署書的共同重點在同聲呼籲和平、理性；大陸的「聲明」，要大家「理性」，急切要求恢復中日間的全面交往。

連署都強調要「歷史反省」，但卻流於口號。日本對外侵略歷史的最大「結算書」和最確實的反省，不就是《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戰後「新日本國」的和平憲法嗎？只要回到這原點，才會有真正的「理性和平」。在這個時候，迴避這一點，一味主張理性和平，就很難避免在強盜邏輯下的瓜田李下之嫌。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邱士杰
近幾年的「莒光日」電視教學時興按月回顧國軍戰史。曾有這麼一集，「海軍大氣海洋局」也成為介紹對象。對於多數被迫集體坐在電視機前看「莒光日」的國軍弟兄而言，這不過是看過即忘的洗腦內容（現在的國軍弟兄比較喜歡看偶像明星演出的莒光日單元劇）；但對剛好是歷史系學徒且同樣被迫坐在電視機前收看無聊節目的筆者而言，這個與我毫無干係的單位卻吸引了我的目光。因為編織在1925年才成立的「國民革命軍」系譜內的這個單位，實際上由北洋政府成立於1922年，而「國民革命軍」正是為了討伐北洋政府而成立的。──對於當前普遍將「中華民國」理解為「台灣」本身的多數青年來說，這樣的編織不可能引起注意；但恰恰是這樣的編織，反映出「中華民國」之內涵與外延如何具有彈性。

台灣最常見的歷史認識，是以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史解消北洋政府，並藉此形成一套以前者為中心的中華民國史。但在「獨台」（中華民國＝台灣）終因民進黨執政失敗而吸納台獨群眾並成為多數人共識的條件下──國民黨也藉此共識重新執政──前述歷史認識愈發怪異。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說到底還是國民黨以前宣傳的那套最主流，1949年之後的「中華民國史」卻鑲嵌在「一中一台」的對立架構中。與此同時，作為學科的台灣史在「中華民國史」之外另行發展並取得霸權地位，但這僅有部分交集的兩個歷史卻是當前台灣敘述「本國史」時不得不並存的兩條主線。

總的來說，當前台灣的「中華民國史」是一個沒有辦法把各時段界定「中華民國」的標準移用於其他時段的存在。或者，界定「中華民國」的一致標準也是存在的，但只能把「中華民國」理解成某種可以在失去社會基礎的條件下仍然存在的可移動集團，並必須接受這個集團把別人的歷史編織於自身的可能。也許有人會說：「這不正是國軍？」──誠然如此！在國軍不再自稱具有黨軍意味的「國民革命軍」並改稱「中華民國國軍」的當下，「國民革命軍」與「中華民國」的「和解」，說不定正是「中華民國史」終於徹底成為某種流亡集團史的信號。

對於多數台灣民眾以及許多渴求「民國」救贖的某些大陸民眾來說，就算不是10月10日，「民國101年」也仍具意義。但這樣的意義究竟指涉著怎樣的歷史認識與現實認同？「宣統104年10月10日」肯定為眾人所嗤笑。但「民國101年」在什麼意義上不同於「宣統104年」？這或許是雙十之日亦可反思的問題。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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