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證所稅開徵的前夕，又傳出緩徵證所稅的新聞。這次披掛上馬出來主張緩徵證所稅的，除了股民以及資本家之外，還有執政黨的新世代明星人物。導火線一方面是台灣經濟成長率不斷下修，已經低到1％的地步。而且，全球的經濟一直低迷。金融海嘯的後遺症：美國的高失業率、歐洲債務、日本除了受到金融海嘯重擊之外又遇上天災、核災以及釣魚台風波引起中國大陸市場的嚴重下滑，甚至被廣泛期待成為帶領全球經濟走出危機的中國經濟也出現令人不安的問題。要之，台灣經濟長期低迷，提供開徵證所稅風波的動力；另方面，總統馬英九以及行政團隊的民意滿意度都不斷下跌（這顯然也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人心思變，對執政者的批評如潮湧出，新時代感受接班危機，民意以及內部政治的不滿，也是促成證所稅風波的導火線。

左看：道德光環≠政治能力

告別林書揚，但告別不了長慟，慟慟戒嚴的高壓鍋掀開後，為什麼傳說中的左派力量並未應運而生？這是自由派學者十分好奇的問題，更是所有追求進步的台灣人民所長慟、慟澈心扉的無頭公案。

■林鴻亦
從最近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牌右翼籌組新黨重回國政舞台的動作，以及他意圖忽視東京都購島相關議題等事可以看出，石原引發的一連串風波終究是為了吸取日本國族主義的養分，擴大石原家族的政治版圖罷了。但他如此輕易且精確地挑起了議題與效應，其實也為我們點出了東亞區域和平的脆弱性和終究必須面對的難題。

難題大致能分為「歷史問題」和「政治問題」。就中日關係來看，一般來說歷史問題指的是日本對二戰期間侵華歷史的認知及態度。但由於發動戰爭前日本政府在國內刻意營造對亞洲國家的歧視態度，所以戰後日本國內大眾文本在觸及戰爭議題時皆只限於反思日本民眾遭受的苦難，對亞洲人的痛苦甚少提及。這間接導致東亞國家皆不認同戰後日本國內的主流史觀，當然也就由此衍生出戰後以來的一連串政治問題。

從70年代以來一躍成為國際關注焦點的釣魚台領土問題就是典型的政治問題。這不僅是保釣人士一直主張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大問題；尤其這又牽涉冷戰期間美國的亞太戰略、共產勢力崛起、台灣內部不安，以及現今海洋資源利益分配、中國邁入海權時代等因素，都讓問題更形複雜難解。又攸關國家利益至為巨大的領土爭議一直都不是歷史問題，而是一種以歷史技術為政治主張（包括民意在內）背書的政治問題，更是關乎武力行使的軍事問題。所以中、日、台三方皆主張「釣魚台是我固有領土」時，說穿了就是運用歷史技術為政治主張背書的政治行動。

而針對日本於1895年前後將釣魚台納入國土的時空，客觀比較中、日、台三方提出的歷史證據可以看到中、台皆以古籍、古地圖的文獻考據訴諸「名從主人」的前近代領土觀，直指日本自近代以來巧取釣魚台的歷史事實。不過這同時也會讓我們難以解釋前近代中國疆域變動至為巨大的問題。

反觀日本以當時行政手續的精緻度作為主要根據，讓他們的歷史精緻度比起中、台略勝一籌。這是因為自近代以來的歷史精緻度正是建立在帝國的行政精緻度上，過去曾為新手帝國主義國家的日本在意圖扭轉東亞區域政治秩序（日人稱作「華夷變態」）時，就是以行政精緻度取勝。所以日本才能有恃無恐的以「釣魚台並未有清國統治之痕跡」論點作為其主要依據。且日本佔領釣魚台後統治權又是建立在萬國公法指出的「無主地先占」、「時效性統治行為」之上；而這也正是日本希望能把爭議拉至國際法庭的理由。

藉前近代古籍推翻近代以來萬國系統運作下的世界史觀並不容易，所以台灣政府便將戰線延伸至戰後重構的國際秩序，主張釣魚台應隨台澎諸島一併歸還中華民國，意圖以此來回應世界史的邏輯。但自始，問題的核心皆圍繞在日本一直強調的「釣魚台並未有清國統治之痕跡」、「無主地先占」等萬國公法下的遊戲規則；且現實是，當時的前近代中國史在現今仍為歐美主導的單線史觀下並不受到重視。

要扭轉這種情勢的第一步應先讓中國史與東亞史接軌；歷史技術作為國家戰略的一環應大幅擴大東亞諸國間史家的對話。這不僅是重視前近代的東亞交流史，甚至應放眼未來，以東亞國家有機性的交流與連帶來回應目前世界史的邏輯才是上策。釣魚台議題的背後的根本性問題應關乎我們對於「世界史」的認識，以及對於重建世界史的想像。

釣魚台領土爭議不易善了。不可否認的，以包括武力在內的政治實力展現或許是拿回民族自尊心的近路，但代價會是高昂的。因為這不僅會再次印證中國歷代疆域不斷變動的前近代史觀；更代表著東亞仍將位於世界史中的邊陲位置。善用前近代交流史將會為未來種下東亞永續繁榮的果實，以中華民族的智慧邀集東亞國家共同面對近代以來的悲劇＝「歷史問題」，進而以政治力運用歷史技術重構東亞在世界史中的位置才是根本作法。這呼應孫文於1924年於日本神戶向日本帝國主義呼籲共同邁向東洋的「王道」主張，近一世紀的錯誤不應成為歷史的亡靈，徘徊東亞揮之不去。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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