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傑

在2013年9月舉行的聯邦大選中，較為親環境的澳大利亞工黨在內鬥頻仍的陰影下黯然下台，結束了長達10年的統治。右派政黨自由黨魁艾波特（Tony Abbott）聯合保守派國家黨聯合執政。據信，在艾波特總理領導下的澳大利亞，將成為另一個環境「流氓國家」。

這可以先從艾波特政府的環境支出規劃中一窺端倪。在工黨執政期間的最後一年，與氣候變遷相關的預算編列達55.55億澳幣（1澳幣約26.3台幣），但在自由—國家黨聯合政府的執政下，2014-15、2015-16、2017-18三個年度的預算編列分別為14億、9.5億與10億澳幣（註1）。4年的預算僅達工黨執政1年的6成，雖說預算規模並不能百分百反應政府對該項政策重視程度，但雖不中、亦不遠矣了。

艾波特政府上台後已經撤銷了在吉拉德政府時期成立的氣候委員會（The Climate Commission），該委員會的職責在於研究氣候變遷對人類社會各方面影響；政府預計在未來4年內削減碳稅，額度達13億澳幣，同時，預定關閉潔淨能源金融公司（Clean Energy Finance Corporation），該公司成立於2012年，其成立用意在提供潔淨能源投資計畫與碳稅市場的發展。弔詭的是，艾波特政府似已改變心意不撤除這家公司了，原因在於「有利可圖」。其他可能撤銷的計畫包括在7年內刪減再生能源的輸配電預算3億3,200萬澳幣，以及潔淨能源計畫3,400萬澳幣。

自由—保守黨聯合政府對話時能源業者友善的態度舉世皆知，尤其，澳大利亞一直擁有全球優良的黑煤與褐煤的蘊藏，黑煤出口在澳大利亞的經濟貢獻度是相當強的。根據澳大利亞煤炭協會的統計，在過去10年間，黑煤的出口量成長了50％，當中，日本、中國、韓國與台灣分居前4位，共進口了88％的澳大利亞黑煤（註2）。東亞經濟發展的引擎顯然相當依賴於澳大利亞的煤炭，每到冬日時節必然出現的霾害可說是東北亞國家的歷史共業。

澳大利亞同時是全球最重要的鈾礦出口國之一，但是在福島核災的陰霾，以及德國模式──廢核與大量採用再生能源──的影響下，對艾波特政府而言，與其期待鈾礦出口，不如在國內開發更多的核電廠「來得實在」。在能源白皮書中明確表示澳大利亞在未來要發展小型核反應爐（small modular reactors），相較於台灣核四反應爐1,350百萬瓦特（MW）的發電量，小型核反應爐的發電量僅100-300百萬瓦特。對艾波特政府來說，在國內發展核能產業看來成為在全球經濟危機中重振工業發展的重要工具，核能在澳大利亞，可能相當於頁岩氣在當前美國工業復甦中的地位。在澳大利亞的政治版圖中，工會仍舊是工黨重要的票倉，對艾波特而言，如果能靠提振經濟拉攏工會與工人階級，對其5年後下一次連任之路將大有助益。

但是，澳大利亞民眾並未將核能視為未來能源的選項。根據澳大利亞瑪凱利大學風險前沿研究中心（Risk Frontiers, Macquarie University）的伯德博士（Deanne K. Bird）與其他3位研究人員所進行的研究顯示（註3），在2010-2012年間，澳大利亞民眾認定氣候變遷是否發生的比率並未發生變遷（見表），關心氣候變遷的比率從69.2％下降到62.5％。哪種方式比較能夠應付氣候變遷，選擇核能的比率從20.0％下降到17.4％，但同時，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比率也從75.1％下降到70.7％。值得注意的是，認為「利用節能科技」與「改變人的行為以降低能源消費」得以應付氣候變遷的比率雖稍稍下降，但都分別維持在58.5％與53.9％。顯見，澳大利亞人如同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眾，都不願意放棄自己過去的生活形態，寧可相信未來科技能夠解決當下的問題，而這也正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氣候變遷問題上節節倒退的國內基礎。

但至少能夠確定的是，澳大利亞民眾對核能並無展現偏好，即便發達國家往往宣稱核能是達成節能減碳重要的能源供應方式之一，而這民意也將會是艾波特政府核能計畫實現的障礙。（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圖說）澳洲總理艾波特（Tony Abbott）參加於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舉行的大英國協政府領袖會議（CHOGM），圖攝於2013年11月17日。（圖文／路透）

註1："Abbott takes the axes to spending on the environment." National Affairs, 2013.12.18.http://goo.gl/eJa5O7

註2：澳大利亞煤礦協會網站。http://www.australiancoal.com.au/exports.html

註3：Bird, Deanne K., Katharine Haynes, Rob van den Honert, John McAneneya, 2014, "Nuclear Power in Austral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Regard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Fukushima Disaster." Energy Policy 65:644–653.

延伸閱讀

【全球氣候變異下的澳大利亞】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2070

【氣候變遷問題中的美國民意-論茶黨的保守性】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5008

■徐詩雅

日本福島核災屆滿3週年前夕，經濟部不斷頻頻放話，表示因核四運轉時程多揣，核一二三延役評估「一直以來都在做」，台電主管22日更加碼承認曾因福島核災暫停審查的核一延役計畫書，已於去年（2013）底請原能會重新恢復審查。先不論此舉已背棄既定能源政策，違背馬政府在2011年底確定核一二三廠不延役的政策承諾，令人憤怒的是，經濟部從去年開始曖昧鋪陳核電廠延役的訊息，直到這週毫不扭捏的擺明復辟核電政策，一二三四、全部都要，等同宣告台灣的核電政策，全面倒退。

（上圖）立法院原訂2012年5月23日召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請原能會就核二廠螺栓斷裂修復專案報告，民進黨籍立委占據主席台，杯葛議事進行，並表達立場。（圖文／中央社）

核電廠延役問題，在在印證國際能源與核電政策專家麥可施耐德（Mycle Schneider）2012年來台時的分析：福島核災後，國際上對核電廠的安全問題有更嚴格的檢驗標準，使得新興核電廠計畫在建造時間及金錢上都需付出更加難以承擔的鉅額成本（尤其常常被政策制定者忽略的時間成本），核電廠的擴增藍圖難以成真，因此全球的核工業為了維持行業的持續生存，只剩下一種生存策略：讓既有老舊核電廠延役，延多久是多久，以延續核工業鏈的利益。

在核一二三不延役的既定政策下，台電從未放棄延役大夢因此不難理解：核電廠延役，既可推遲除役工作的燙手山芋，又可延續核工業的產業利益，鞏固核工幫在台電的權力，甚至為無法在6月落幕的核四安檢大戲尋求備案，一舉數得，好個算計。若將盤算的精力用在另尋核電之外的能源解套，豈不更好？

老舊核電廠的安全問題，是核工界不能、也不願說的秘密。在美國由一群科學家組成的憂思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用浴缸曲線（Bathtub Curve）描述核電廠的年齡風險趨勢：核電廠在最開始運轉時歷經磨合期，發生意外的風險最高；在運轉一段時間後開始穩定，風險漸低；然而在機組老化時期，核電廠進入耗損階段，反應爐內的結構因此產生磨損和故障，老化階段的風險又回升到最高值。

簡言之，核電廠在剛開始運轉及最後的老化階段，面臨的安全風險是最高的，在這兩階段意想不到的安全問題會層出不窮的浮現。從歷史經驗來看，幾次人類史上最嚴重核電廠災難，車諾比、三哩島事故便是發生在電廠剛運轉時期，而福島核災則在電廠老化階段出事，恰恰正坐落在浴缸曲線中的風險最高峰。

由於核電機組的老化和疲乏，往往出現在長期處在高溫高壓的內部零件和結構中，因此電廠老化進程不容易偵測到，可能會藉由管道破裂或是爐板產生裂痕等這種明顯的故障，老化問題才會浮出檯面。但是一般來說，老化現象大概會在核電廠運轉20年後慢慢累積。儘管全球的核安監管單位都在致力面對老舊核電廠的設備磨損監管課題，但是監管老化核電廠的最大挑戰是，用錯的技術監控老化區域，或是用對的技術監控錯的機件區域（註1）。

核一廠從民國67年運轉至今已邁入第36個年頭，是貨真價實、毫無模糊地帶的機組老化期，36歲的核電廠，也遠遠高過全球核電廠28歲的平均年齡。因此，不論是讓核四運轉、或是讓老舊核電廠延役，都是讓國人面對最高核災風險的錯誤決定。

老舊核電廠的延役，壓力最大的還不只是地方以及社會大眾，對核安管制單位也勢必形成極大挑戰。如果政府將核電延役作為能源政策的選擇，原能會勢必要在延役前建立除了延役執照外的核安規則和標準，非但如此，這套核安標準不能僅延用舊有的核安標準，而必須跟上國際因應福島核災而不斷提高的安全指標。

但是，以現存的權力關係來看，最高核安管制機關原能會，面對台電屢屢延宕核電廠耐震係數改善措施，以及不斷拖遲提交緊鄰核一、二廠山腳斷層的地質調查報告，除了「拍桌斥責台電荒唐（註2）」以外，便無積極作為，我們還能怎麼期待原能會為國人把持最高核安標準，相信核安無虞？更大的問題是，在台灣的老舊核電廠終於大幅改善安全升級前，我們還有多少僥倖，祈禱福島式的複合性天災不會降臨在台灣？

面對核四難以確保安全而無法商轉的問題，實在不該直接跳入讓同樣高風險老舊核電廠延役的決定。可悲的是，經濟部的思維直白呈現，我們的能源政策空乏地除了核電以外別無其他。地方居民和民間社會對核一二三廠的共同底線是必須盡早除役，不得延役。 2011年到現在，馬政府既已宣布核一二三不延役，作為能源政策的基調，幕僚單位實應積極投入相關政策制定及配套措施，並拿出電力管理的政策工具出來，而不是如現在一般，充耳不聞政府內外對電力需求重新檢討的龐大聲浪，反而動輒恐嚇民眾缺電風險，藉此誤導社會，實在是為政府的失職卸責。

不管是讓核四運轉或是核一二三延役，都是高風險且昂貴的魔鬼交易。再從整個系統角度出發思考，由於核電跟再生能源發展是互相排擠的，當我們繼續投入巨額資金以維護（不論是新是舊）核電廠安全時，將同時妨礙創新能源的存在、甚至阻止節能與再生能源產業的創新，無法讓資源投資到更安全的環境中。

執政當局若執意讓老舊核電廠延役，不但違背2011年的政策承諾，賠上的更是危及台灣能源發展的多元可能。一個具體明確的核電除役時程，才能對能源政策幕僚、產業界和投資者形成足夠的動力，投入改善能源效率、增加節能產業及再生能源的市場，對投資者來說才算提供了相當安全的投資環境，廢核政策與其他多元能源組合的跟進，方能順利無悔的開展。（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

▲朝野立委2012年11月8日在立法院舉辦核能議題座談會，邀請法國核能專家麥可施耐德（Mycle Schneider），專題演講「2012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圖文／中央社）

註1：U.S. Nuclear Plants in the 21st Century：The Risk of a Lifetime.http://goo.gl/japFb

註2：〈斷層報告 原能會拍桌斥責 台電不甩〉，中國時報2013.02.16。http://goo.gl/9sy3vy

延伸閱讀

【面對除役難題 台電是無力還是無心？（上）】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0028

【面對除役難題 台電是無力還是無心？（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0038

【台電無法自解的核四安全困境】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3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