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圈】反新聞收買運動大事記：從《預算法》修法後半年來之回顧

前言：

從二○○八年三月總統大選，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媒體改造學社、傳播學生鬥陣推動總統候選人承諾反置入性行銷後，反新聞收買（或稱 反置入行銷）運動在二○○九、二○一○年各媒改團體持續關注，二○一○年十一月監察委員吳豐山針對政府各部會與陸委會提出糾正案，指出政府新聞置入性行銷 及中國置入性行銷廣告嚴重化的現象，而去年資深媒體人黃哲斌離開〈中國時報〉後，反置入行銷運動則進入另一個歷程，因此，本回顧報告一部份就黃哲斌離開 〈中國時報〉後的事件回顧做出整理；其次，針對《預算法》六十二之一條於本年一月二十六日實行後，政府部門利用平面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自 由時報〉、〈蘋果日報〉）刊出廣編特輯充當新聞魚目混珠的現象做出觀察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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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當記者同在一起

【焦點話題】破報編輯室聲明

【新聞圈】《新聞，多少錢？！》作者自序

文／劉蕙苓（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這本書改寫自我的博士論文《探索廣告主導向新聞：置入性行銷對電視新聞常規與記者專業性的影響》，它是我電視新聞工作近二十年所關心的核心議題，也稱得上是我離開實務工作到學術界的第一個從實務出發的研究嚐試。

從來沒有想到這本論文可以出版成書，謝謝恩師陳世敏老師的鼓勵，及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的支持，讓本書可以順利出版。希望透過這本書讓更多人了解這十多年來，置入性行銷對新聞界的影響。

這二十年來，在新聞界的老兵們沒有一個不感嘆：新聞記者愈來愈沒有尊嚴，社會地位一天不如一天。過去，這個充滿理想性的行業，讓多少年輕人以此為終身的志業，因為，媒體的力量讓我們可以監督政府，維護社會正義、為弱勢發聲。這種理想讓很多像我一樣的新聞工作者，雖不喜歡媒介組織內的權力鬥爭，卻能在工作中找到一種金錢都買不到的成就感和滿足。因為，我們深信社會因我們的鍥而不捨追求真相、認真執著採訪報導，而更美好、更民主。

在那個有線電視不蓬勃發展的年代，在那個《蘋果日報》尚未登台的社會，記者不需在意公司（報社）賺不賺錢，新聞部門不需與業務部門打交道，也不需理會廣告會不會被廠商抽掉造成公司損失。因為，新聞是不能被商業干預的！我的電視新聞工作始於中視，這個國民黨掌控了大部份股權、人事的公司，除了政治新聞之外，新聞從來不曾被客戶介入過，中視新聞部的工作價值對我的新聞專業養成影響甚大。我們與其他電視台的競爭，也絕不會因友台拿了比自己更多的政府宣傳預算，而在首長辦公室對著幕僚人員咆嘯抗議。也不會有長官公然指示你，去向某採訪對象要預算。那個年代，我們或許有著報導政治新聞不自由的苦悶，但比起現在這種被「買」新聞的情形，可真是算不得什麼了呢！

二千年的政黨輪替遇上了媒體競爭的白熱化，隨著有線電視進入市場，新的市場行銷模式不斷地被引入電視領域。「整合行銷」蔚為風潮，電視台的業務部門開始「整合」各部門的資源，向大的廣告客戶提案（後來政府部門成了最大客戶），新聞即被認為是最有力且最有效益的資源，當時，對新聞要當作資源被整合，新聞部是抗拒的。在中視，我們曾經勉強地接受了具公益性的合作案，如：婦癌防治的宣傳；企業公益活動。有一年，業務部門接了某大車商的整合行銷案，要新聞部配合報導企業名人系列，並事先要求審稿，廣告客戶表示：X台去年都讓我們審稿，為什麼你們今年不能讓我們先看？這個爭議讓中視新聞部的主管們，在編輯台上很嚴肅地熱烈討論，最後的決定是維持新聞獨立「拒絕」被審查。當時的業務部門只好忍痛退回這項案子。

但，不賺錢的確很殘酷，當那麼多的電視台都靠賣新聞賺大錢時，每年虧損的公司還能理直氣壯地說：「新聞不賣錢」嗎？每個月開主管會報時，聽業務部及財務部的報告，就像是個無形的催眠利器，作為新聞部主管的我們被迫相信，讓步是必然的趨勢，開放新聞的高牆才能為公司由虧轉盈。於是，新聞專業的牆愈來愈矮了，愈來愈易碎，愈來愈方便跨越！作主管的人必須先自我說服，再說服基層的記者，一起配合公司業務的需要，過著屬於新聞人獨有的「業配人生」。

多年來，自我說服的過程逐漸少了掙扎，多了習以為常的自若，當某次與政府高官的飯局中，我的長官邀我同聲舉杯向對方說：「我們來研究一下如何配合（政策）…..」時，我的心被重重搥擊，心痛中有著無奈與酸楚！原來我們的新聞工作已經離不開業配！為什麼這種倫理上的衝突不再是我們對抗的目標？為什麼我們都接受了去幫我們必須監督的對象跑新聞、寫新聞、做新聞？因為，組織已形成了運作的常規，讓每個新聞工作者遵循著這套常規而行，於是，置入的業配與專案成了日常新聞產製的一部份，被建制化的同時，也一步步規訓了我們的專業認知與工作認同。

這本書要說的正是這個概念：習以為常的新聞買賣如何形成 ？如何影響著電視新聞工作者的專業！這個研究從2008年起，陸續訪問了三十位地方與台北總公司的電視新聞工作者，他們有些是掌握新聞走向的主管，有些是基層的新聞工作者，每位同業慨然分享他們的經驗，分享了他們處理置入式新聞的方式，讓我得以在對照自己工作經驗及理論探索中，逐漸找到了所關切問題的答案。因此，本書的出版要特別感謝這些同業，相信我們對新聞的憧憬與理想，將不會因外在環境的惡劣而消減。

其次，要特別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香港中文大學羅文輝教授，在博班就讀期間跟著老師一起作研究，他對研究的嚴謹使我的學術之路能有穩固的基礎；實務工作太久的人想事情總會陷在龐雜的資料中打轉，忘了與理論對話的意義；特別謝謝香港城市大學李金銓老師有如暮鼓晨鐘般的提醒：「不要問人皆有一死的問題」，讓我的研究能撥雲見日。更感謝同窗好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專門委員紀效正先生不時地提供我國外最近的資料及相關翻譯，讓本書能更紮實。

一直想用不同的寫作方式來改寫這本學術性較高的博士論文，但幾經嚐試後終究力有未逮，這也是我心中很大的遺憾！因而延誤了出版的時程，更讓我深感歉疚。2010年底前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辭職後在部落格連載的「業配人生」文章，引起了網友的關注，紛紛轉寄（貼），這把火從網路延燒到社會的實體改革行動。當時，我應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之邀在卓新電子報中撰寫了電視版的「業配人生」：〈原來我這麼「不專業」？就這樣我離開了電視新聞界〉，並把它放在臉書中，沒想到不但網友大量轉貼，也意外地引起了《自由時報》、及旺旺中時集團旗下三個媒體《中國時報》、《中視》及《中天》因不同的理由予以大幅報導，讓這個網路上早已延燒的話題，得以藉由主流媒體的報導使更多人了解與關切。不少學界和政府單位的朋友紛紛關切起我的論文何時出版，也催促了我加快寫作的腳步。

本書大部份是我的博士論文，但在第六章特別增加了2010年以後歐盟與英國對置入性行銷的最新規定，希望讀者能用寬闊的視野來認識置入性行銷的議題。在此必須聲明的是：在業界工作二十年，深刻體會業界的經營鞎困，我從來沒有反對置入性行銷，也認為置入性行銷不須被污名化；因應媒體生態的改變，各國都採取了謹慎的鬆綁措施，連一向保守的英國也在2011年有條件地開放。但必須指出的是：從來沒有一個民主先進國家能夠容許新聞也可以被置入，歐盟甚至明白指出，新聞節目也不宜接受贊助！因為新聞的獨立自主與對社會的守望監督，是民主社會最珍貴的資產。

從2000年以來，媒體生態遽變使每個新聞同業有說不出的苦悶，大家都想改變卻難以撼動結構性的問題。禁止新聞置入的改革從2003年起，不斷地以各種形式被呼籲，持續了八年才看到2011年初立法院預算法的修正，禁止政府進行置入行銷；新聞置入不會因此就消失無踨，媒體的改革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新聞是我這一生中的摰愛，我並沒有當逃兵，只是選擇了另一個位置繼續支持同業們進行改革，希望找回那屬於我們新聞人應有的尊嚴與社會聲望。

最後，願以此書獻給仍在與癌症、失智奮鬥的母親。

                                           劉蕙苓

                                           2010.3.7

【傳媒趨勢】網路新媒體對傳統媒體衝擊

文／何國華（公共電視新聞部經理）

【新聞圈】博士論文改編成書　劉蕙苓探新聞置入「常規」　

【焦點話題】回應鍾文於 PNN的發言

【焦點話題】何需分別採訪與旁聽

【焦點話題】《破報》，我們不破可以嗎？

由於事關本人工作信譽，且可能讓我從此被同行唾棄、收不到採訪通知（或鞋子裡被放圖釘之類的你知道），所以我必須針對這些指控做出回應，也補充一些《破報》沒說的事，希望藉此釐清誤會，也能讓這次的爭執轉化為日後合作的契機。

首先，〈一杯咖啡如何推動社會改變？ – 由公平貿易推手Dean Cycon談起〉一文，在發表時的標題其實是〈一杯咖啡如何推動社會改變？－專訪公平貿易先行者Dean Cycon〉；這兩者最大的改變，就是「專訪」兩個字被拿掉了。這篇文章發表於9/27當天下午一點左右，當天傍晚，《破報》記者便打電話給我，質疑我只是「旁聽」了她的採訪，若掛上「專訪」二字不僅違反倫理，亦涉欺騙讀者之嫌，因此要求我拿掉「專訪」二字，亦需註明採訪資料出自旁聽《破報》記者的採訪。

回頭來看《破報》的聲明稿。在他們的聲明中，陸續以「旁聽」、「融合多人採訪」、「私下聊天」來形容我在工作上的付出，彷彿我完全沒有「採訪」過Dean Cycon，便堂而皇之地掛上「專訪」二字矇騙讀者。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我旁聽陳韋臻的採訪之前，我已與台大穀雨社共同採訪了Dean Cycon，採訪時間約2.5小時，且採訪過程中，我與穀雨社學生的提問時間約佔各半。此外，我也利用送Cycon回住宿地點的時間，又陸續追問了不少與公平貿易、資本主義、原住民權益有關的問題。

當晚在與Cycon臨別前，他說很希望我第二天也能與其他媒體一起採訪他，我說，那得看看其他媒體答不答應。後來，我輾轉聯絡上《破報》記者陳韋臻，在溝通後，好心的她答應我，在不排擠到她提問時間的前提下，可以讓我旁聽。

第二天，在結束與《破報》記者的旁聽採訪後，我還去聽了Cycon在信義誠品的公開演講，不但在演講間有提問，演講結束後也仍有與Cycon互動的機會。

我不曉得諸位讀者對於「專訪」的定義為何。是否一定要與受訪者敲定「專屬」時間約好地點，在桌上擺兩杯咖啡然後放上錄音筆，邊聽邊抄筆記，並且持續採訪N分鐘以上，才算「專訪」？（N至少應不小於多少呢？）

為了採訪一位具有報導價值的受訪者，除了看書聽演講外，還配合對方行程，把握機會提問採訪，到底算不算採訪？可不可以是專訪？

在《破報》初次對我提出「專訪」質疑的時候，坦白說，我的內心也有一點動搖。我的確有與Cycon提問對答的場合與機會，他也自始至終都知道我身為記者，我的提問目的就是為了書寫報導而來。我到底有沒有「專訪」過他？

「我做得比專訪還多」，我記得當初是這樣回答《破報》質疑的。然而，我也在電話中對陳韋臻補充說明，既然《破報》編輯對於「專訪」很有意見，而且大家對「專訪」的認知與定義很可能有所落差，所以為了避免紛爭，我願意把「專訪」二字拿掉，也再三感謝《破報》編輯對我的提點與指正。然而，糾紛並未就此平息，否則也不會有那篇破報聲明了。

※※※※喝杯水分隔線※※※

破報在聲明中指出，「此報導數處引述Cycon先生的言談皆與陳韋臻的訪談內容相似」、「本報記者陳韋臻卻未事先被告知，鍾記者將『旁聽』內容轉錄至PNN報導中，直到PNN報導一出，本報才知曉陳韋臻採訪內容被自稱「旁聽者」鍾聖雄記者使用」。

以我個人解讀，《破報》這些說法，就像是在指控我個人「抄襲」或「剽竊他人採訪成果」；是也好，不是也罷，我想我有權提出更多資訊，提供各位讀者判斷。

首先，在陳韋臻的採訪開始之前，她曾問我打算如何處理CYCON的稿件，當時我就告知她，我會寫一篇「專訪」CYCON的文章，她聽了後對此並沒有表示意見。我想請問各位讀者的是，當受訪者、約訪者都知道我是記者，採訪前也都同意我在場旁聽，我亦已告知我會寫稿，這樣的條件，難道不構成「事先告知」嗎？

很重要的是，Cycon在接受《破報》採訪時所回答的內容，和他在公開演講，以及我在其他場合與他的訪談內容，本就有高度的重疊性。畢竟，大家採訪的重點，本來就是Cycon為何、如何推動公平貿易，《破報》認為我的引述言談皆與旁聽內容相似，是否認為Cycon在其他場次都沒說過一樣的話，又是否完全否定了我在其他場次的付出呢？

此外，PNN的報導亦比《破報》報導提早完成，刊登之時我不曉得陳韋臻的稿件完成沒有，但至少還沒刊登，我要如何將她的採訪成果「轉錄」至PNN呢？難道我連稿件完成後，也要先交給《破報》審查內容嗎？

我必須強調的是，我並非如《破報》聲明所言，沒有告知他們我的寫作意圖，在他們發表聲明之前，亦已在電話中充分說明，但他們在聲明中，還是疏漏了我在其它場合中的採訪付出，並一再聲稱我沒有盡到「告知」義務，這是非常讓人遺憾之處。

※※※※洗杯子分隔線※※※

公視PNN同樣是個樂於分享的新聞平台，我個人亦經常無償地將我的照片開放給非商業媒體、NGO使用，也經常與線上同業共享採訪資源，這點相信不會有同業否定。我從來不追求獨家，也深信弱勢議題的充分曝光，遠比媒體競爭來得重要。事實上，諸如苦勞網、立報、環境資訊、莫拉克新聞網等長期耕耘弱勢、環境議題的媒體，與才剛起步不久的PNN、甚至才剛成立的上下游新聞市集等媒體（以及許多公民記者），平常都是處於合作關係，也幾乎沒有因為共享採訪資源，而發生過糾紛。

這一次與《破報》之間的爭執，我個人寧可相信只是雙方無法達成充分溝通，造成資訊落差、誤判，最後才讓許多事情在沒有求證的狀況下，讓誤解越滾越大，也才產生那篇與事實有落差的聲明。希望PNN與《破報》之間，未來還是能有合作的機會；只要能讓弱勢議題被更多人看見，促成社會改變的可能性，PNN共享資源的理念不會改變，未來也會盡量避免類似此次的誤解再度發生。《破報》，我們不破可以嗎？

最後，回歸到這次糾紛的源頭 – 公平貿易咖啡。《破報》的記者陳韋臻利用Dean Cycon來台的機會，整合性地報導了台灣推動公平貿易咖啡的現況，並發表了〈《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送達台灣－專訪Dean Cycon與生態綠徐文彥〉一文。如果您已讀過在下的拙作，並希望瞭解更多訊息，在此也一併推薦您閱讀記者陳韋臻的精彩報導。（文章連結）

最後的最後，我個人有一件難以啟齒的卑微心願，想對《破報》編輯部說 – 請問，就算一次也好，可以將我的名字寫對嗎？我媽媽會難過的。


（目擊者編註：《破報》原聲明將「鐘」誤植為「鍾」，網路版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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