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陳詩欣】

日本大地震發生後，台灣媒體瘋狂報導，排擠了其他重大新聞曝光。以媒體時事而言，當民眾紛紛拿日本公共電視台NHK的專業素養與本土媒體比較時，卻不知道台灣公共電視正面臨修法刪除經費保障的難關。

隨著數位時代來臨、公廣集團整合，加上才落幕的董監事風波，眾所期盼推動公視法。然而，行政院3日通過「公共電視法」修正草案，主軸為修改董、監事的選任機制，並藉機增加主管機關對公視的監督機制。不但公視獨立性受質疑，亦取消保障公視每年營運經費的條文。

商營媒體在自由市場的運作邏輯下，使得媒體的重責－文化傳承、監督政府、守望社會，日益仰賴公共媒體領軍、樹立典範。然而，政府對於公共廣播電視的定位卻停留在「補足商營媒體之不足」小而美的架構，此次修法只見技術性質的條文增修，缺乏宏觀的政策藍圖。

小編呼籲，當你讚賞日本NHK的表現時，別忘記要怎麼收穫先要怎麼栽的道理，關心公視修法，期盼未來能給予台灣公廣集團充足的生長養分與環境。

 

【責任編輯／陳詩欣】

在日本複合式災難的影響下，而無法持續發酵的傳播議題，除了上述公共電視修法外，還有知名主持人陶晶瑩在遠見雜誌刊載的「給老闆的一封信」。文中，陶子以自己多年的觀察，點出出版界、廣告圈、電視圈中工作者的創意與熱情因商業制度而扭曲，一針見血，受到網友好評被頻繁轉寄。

「哪個老闆不賺錢？收視率調查表旁把廣告價目寫得一清二楚，黃金時段十秒廣告就可以從3萬賣到6萬5000元，廣告還可以置入節目、新聞……」。大老闆唯利是圖、罔顧媒體專業，陶子語重心長表示，除了掏錢，也請學著尊重專業，無論是記者、演員、編劇…媒體產製的各個環節都應該回歸規格化、制度化。

此刻，製作費緊縮、韓劇外片大舉入侵等，使得傳媒產業士氣低落，身為知名主持人、藝人的陶子大聲說出普遍創意工作者的心聲，小編除了佩服她的仗義執言，也希望此舉可帶動業界人士的省思，勇敢抵制踐踏專業的財閥，找回屬於自己最寶貴的創意與熱情，集結成為體制內改善媒體環境的力量。

 

 

楊宗興（2011），〈公視預算變0 林麗雲：公視修法「倒退嚕」 〉。《新頭殼2011/03/25》，取自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13070

胡元輝（2011），〈擺盪在進步與反動中的公視法修正〉。《自由時報投書2011/03/10》，取自http://www.nccwatch.org.tw/story/20110310/83929

 

陶晶瑩（2010），〈給老闆的一封信〉，遠見雜誌2月號。http://www.wo-men.com.tw/article.aspx?cid=38&id=1935

【責任編輯／簡永達】

 

日前，日本東北地區發生芮氏規模9.0的強震，是全球歷史紀錄第四大地震，瞬間釋放的能量是台灣921大地震的400倍。日本強震後續引發海嘯，嚴重侵襲沿海居民，與福島核電廠反應爐氫爆，以致輻射外洩的危機，已演變為一種複合式災難。

 

複合式災難揭示的是一種禍不單行的新型災難思考模式。舉例來說，過去我們認為核能發電廠發生核能外洩的機率很小，因為核能發電廠有好幾道防護線，一道失效了還有下一道，所以十分安全。假設有四道防線，每一道失效的機率只有百萬分之一，若要同時四道防線一起失效，就是百萬分之一的四次方，也就是一兆兆分之一，幾乎是不可能發生。

 

但是複合式災難所指的是，地震引發海嘯和火災，將會連帶破壞核電廠的防護措施。在統計上，各道措施同時失效並非相互獨立的事件，反而是高度相關甚至是同一事件，因此，四道防線同時失效的機率只比單一防線失效的機率小一點點而已。

 

 

這種複合式災難的發生，真實反映了風險社會存在的本質。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主要有兩點特徵：其一，風險必然含有不確定性，並非全然未知的，而是可被部分知悉，但卻極可能被忽略。在此風險社會中，由於社會知識的高度分工和複雜化，可被人類掌握的風險則越來越小，且變得高度不確定。其二，風險的產生涉及人為決策的過程，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體系往往遵循著簡單現代化( simple modernization)的發展邏輯，使得經濟、技術理性凌駕在其他價值觀(如永續發展)之上，風險的評估受到「經濟至上」的影響，導致最後可能產生風險較高的決策結果。

 

貝克強調風險是工業社會經濟發展邏輯下產生的產物，是現代發展的副作用(side-effect)。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是以對自然的破壞作為代價，隨著生態破壞、環境汙染的積累，大自然便開始反撲人類，對人類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都造成威脅與影響。

 

 

在風險社會中，人們面對複雜風險挑戰時，格外需要專家系統提供各方面資訊以供參考，此資訊傳遞的系統是公眾安全感的來源。但是專家系統並非單一角色，因為某領域的專家可能是另一領域的門外漢，而新聞媒體在這資訊傳遞過程中，除了是資訊傳遞的角色外，更重要的功能是作為公共論述的代言人。因為現代風險的多元性與不可預測性，專家們必須依據各自的知識進行公共論述，由社會共同參與、共同決策面對風險的採取行動。

 

但是，我們從這次日本地震，看到台灣大眾媒體的表現不免失望。各家新聞台24小時馬拉松式的報導，配合節奏明快的剪輯，以及災難瞬間破壞的畫面，新聞竟像是好萊塢的災難電影畫面，讓人們沉浸在聲光效果中，忘了風險社會全球連動的警示意味。當商營的大眾媒體不再能提供公共論述的空間，不再能肩負起預示風險的角色，我們也應當思考市場新聞學的侷限性，是否該轉而尋求另一個適合風險社會的新聞學。

 

如果大眾媒體做不到，我們期待另一種新聞典範的可能：公共新聞學。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主要運作方式有：一，針對社區居民，就特定議題進行民調或訪談，從民眾觀點來瞭解議題，匯聚公眾意見再去訪問決策者意見；二，在社區舉辦公聽會討論公共議題，做出有別於菁英消息來源的新聞；三，對選民進行民調，找出最關切的公共議題，再報導候選人如何就這些公共議題陳述政見。

 

根據議題設定理論的假設，媒體重視的公共議題，會成為民眾心中的重要議題。以此觀察，台灣這次日本核電廠氫爆的新聞，媒體議題大多設定在「東電與日本政府隱瞞消息」、「東電壯士進入核電廠維修」等，如此的報導角度，容易使民眾覺得事不關己，僅透過捐款參與日本災難。但這樣的報導忽略風險全球連動的本質，媒體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主動檢討台灣的核能安全，並透過公共新聞學的形式，理性且透明的公開討論。

 

雖然在福島核能電廠氫爆後，國內有許多停建核四的聲浪，但筆者觀察各大報對停建核四的爭議，都未能清楚指出正反雙方的立場與論述。例如，《聯合報》在報導中特別設計核四廠的耐震度表格，報導立場不斷強調停建核四將付出龐大違約金。相反地《自由時報》社論放在新聞上方是「對重大災變 政府規畫了甚麼有效方案？」，而新聞標題是「核三廠曾氫爆」，消息來源則引用民進黨立委跟環保團體，不給台電同等的解釋機會。

 

國內的主流媒體在台灣盤根錯節的政治與政黨關係中，背負著許多歷史包袱，會做出偏頗某一政黨利益的報導也是可以理解。但是，公共新聞學的特徵就在公共論辯，將公眾在私領域對風險的疑慮一同納入討論，即使科技專家與行政官僚各有其意識形態，讓風險成為各方角力的場域，藉由各方資訊的揭露，使風險變得更透明。

筆者認為公共新聞學在風險社會中更加彰顯其重要性，現代風險具高度不確定性，且以往決策權力常被菁英階級壟斷；但最終風險的結果卻由全民共同承擔，其實是不合理的。因此，在風險社會中，我們只有掌握更多真實的資訊，並透過公共新聞學的實踐，提供理性溝通，積極討論的場域，才能做出最佳的決策。

 

請問您有注意到哪些新聞是符合公共新聞學的理想嗎？

請問您認為台灣媒體在面對災難新聞時，能否引進公共新聞學的報導方式？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