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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死刑觀念的社會精神考察與微調制



作者：陳嘉銘（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

最近的死刑議題，我們又掉入一個老僵局，廢死運動的人權論述和台灣社會的存死話語，好像兩個無法溝通的外星語，一個來自歐洲文明星球，一個來自台灣社會星球。

雖然我的訓練是歐美星球的學術訓練，但是我希望能夠盡量貼著台灣社會星球的思路紋理，衡量死刑這件事。和台灣社會溝通最好的方法，或許不是試圖去和大眾說，歐美社會討論過什麼、主張什麼。也許是去紮下馬步、細密地理解台灣社會，用台灣星球的語言，嘗試和台灣社會對話，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輕輕調整一下許多台灣社會根深蒂固的想法，讓他們轉向一個更好的方向。這是去爆破兩個星球的隔閡的方法。是我作為一個台灣政治哲學家公民的方法論和自我期許。

台灣廢死運動最困難的癥結，或許是遇到陳進興這樣的重案累犯。不管是出自白冰冰、侯友宜，或者社會記者的日常描述，台灣社會對陳進興這樣的重案累犯，像下面這段訪談的描述一直反覆流傳：

陳進興落網，我曾和他詳談，那時他已被判死刑確定，沒有心防了，什麼都講，他說當時高天民剛割完雙眼皮，一起身，把病人穿的手術服一脫下， 兩個人就把方保芳拖進去槍斃，方妻直接在手術台旁斃掉。陳進興把女護士拖到雜物室，女孩子拜託他、求他都沒用，陳進興殘酷傷害她又拖到浴室，命她趴在地 下，看著她全身顫抖，仍一槍給她斃命。

你知道嗎？陳進 興描述這一段時，還邊講邊笑，口沫橫飛說「我就把他如何如何」、「他嚇個半死」等，像是完成一個非常棒的作品一樣，按理經過一段時間沉澱，談這個問題應該 是慚愧、帶著悔過，不應該顯現輕蔑、愉快的心情。我當時想「這人根本是魔鬼，如果讓他出來，還得了啊！」

(侯友宜，自由時報，2010/4/5，政治新聞)

大家多半對侯友宜最近這段自由時報的專訪不陌生。仔細閱讀侯友宜的描述，陳進興等重案累犯殺人，不只是因為你礙著他，不只是因為要奪財害命，不只是因為把你的生命當作工具利用。他們目的得逞或不得逞後，可以選擇殺或不殺人，不一定要殺。他們殺人，只是因為你對他是「不需要了」、你對他來說是「多餘的人」。在台灣社會的描述裡， 他們不只是在追求權力和財富，他們把自己當無所不能的主子一樣，站在法律和其他公民之上，你看到他甚至會像白冰冰在法庭看到他，想踢他、打他卻被他的威嚴震攝住，倒吸一口涼氣，連退好幾步。他們是站在生命和法律之上的主子。(時報週刊，白冰冰專訪，2010/3 /19-3/25，p22-24)。

如果我們要用一種概念，去理解台灣社會對陳進興這樣的人的形容，容我借用一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概念，radical evil，「極端之惡」。他們把自己當作無所不能的主子，他們隨手殺你，不只是因為你礙著他，不只是因為要奪財害命，只是因為他「不需要你」、因為你是「多餘的人」。把自己當作無所不能的主子，殺你只是因為你是「多餘的人」，這兩個定性，正好是 Hannah Arendt 對二戰時的德國人「極端之惡」的行為曾作的定性。

「極端之惡」會不會只是落後的台灣社會，沈迷於獵巫、妖魔化作惡的人，世界上其實根本沒有這種惡(大家都想作好人)？事實上，這種作惡的人，在所謂的文明國家，例如法國和德國哪裡少見。法國在殖民地是所有帝國裡面最殘暴的國家，德國二戰，執行集體屠殺和人體實驗的官員和醫護人員，更是不用說了。

這種「極端之惡」，它很可能是從日常生活，平庸的惡而來，這兩者沒有衝突，中間可以有許多社會學解釋。但是「極端之惡」還是「極端之惡」。這種「極端之惡」會不會隨著人類文明演進消失？十九世紀末的歐洲，知識份子幾乎都公認他們已經進入一個人道文明的社會。二次大戰後，只發現人類比以前更能做「極端之惡」。

台灣社會對於這樣的人，有一個很素樸的天理公道的應報觀點，就是死有餘辜。什麼叫死有餘辜，意思是說，以公理正義的立場來講，他們應該遭受比死還要嚴重的懲罰，即使殺了他，正義的天秤，還是沒有償還，還是傾斜的，他的罪還是多過死這樣的罰。

什麼是正義？在許多文化的神話裡，正義是一個拿著天秤，嚴格、精確的女神，正義的本質就是嚴格與精確。對正義的追求，是人類精神最崇高的表現之一。正義沒有秤斤論兩，絕不和稀泥，你犯多少罪，就給你多少罰，一分不能多，一點不能少。人道、寬恕、寬容、仁愛、不忍人的惻隱心、和解、回歸社會等等，都是美好崇高的德行，可是她們都不是正義。

正義在人世間是不可能被完全實現的。所以宗教在某個意義上，是人對正義完美的渴望。什麼是完美的實現正義，佛教裡有十八層地獄，如果你看過台灣民間流傳的佛教勸世小冊子，你會看到很多地獄的圖片，你犯多少罪，就下多少層地獄，度量得非常精準。基督教，如果大家去看但丁神曲描寫的地獄，那些悲慘的景像比佛教尤有過之。你會發現，我們所投射在宗教裡實現的完美正義，死是不夠的。在地獄的人，最想要的就是死，永遠的安寧。但是地獄就是要你求死不能，在地獄裡，你不斷被火燒、被油燙、被拷打、被撕裂。這是人類對於同胞所犯的罪惡，那種基於天理公正，所投射的完美正義。從完美正義來講，陳進興「極端之惡」徒的死，是死有餘辜，死還不夠。

這次關於死刑的幾個新聞事件，引起了群情激憤，激起了人們對拒絕執行死刑所造成的不義的道德激憤。當人篤信的正義，無法實現的時候，當人感覺被剝奪、被羞辱、被侵犯，又無法實現正義，自然會打從最深的心底感到非常激憤。不只受傷害的當事人會有這種激憤，旁觀人也會有這種激憤。這是一種深植我們內心的不義感，說明了我們是道德人。

這種道德激憤是危險的，也是珍貴的。

道德激憤是危險的，他的危險在於，他的感受性強過認知，他通常沒有很清晰的認知基礎，他常常非常主觀，挑戰了我們穩定的正義觀。

他是珍貴的，因為這種人民對不義的激憤，讓過去的封建統治者感到畏懼而自我節制。台灣社會，曾經靠著這種激憤對抗日本統治，對抗威權政體。在民主公民社會，我們公開肯定這種對不義的激憤情緒，我們認為基於激憤的抗爭，是社會改變的基石。對不義的激憤，一直是台灣社會保衛自己的牙齒。

我們如果認定，對不執行死刑的不義感到激憤的情緒，就是落後的復仇情緒，我們是不是要把台灣社會危險又珍貴的牙齒拔掉？

以上是對台灣社會裡，惡、正義和道德激憤，這些社會精神現象非常粗略的呈現。我們不需要立刻去下善惡好惡的判斷。我在想的是，要怎麼去四兩撥千金，微調一下這些想法，讓他們轉向一個更好的方向。

對於「極端之惡」死有餘辜的激憤之情，也許我們該以另一種激情來調整他。理性常常無能處理激情，只有激情才能調整激情。

這些台灣社會不斷生產的，對陳進興等人「極端之惡」的敘事，認為「極端之惡」徒死有餘辜的激憤之情，總是發生在我們身邊同樣是老百姓的犯法者身上。我們社會很少在流傳國家政府官員的「極端之惡」。國家官員有沒有「極端之惡」的例子，當然有，我們很難忘記台灣在日治和威權時期的一些恐怖統治手段。陳進興在五股流竄的時候，新莊人活在惶惶不安的恐懼裡。以前的國家恐怖統治，全國群眾都活在惶惶不安的恐懼裡。國家恐怖統治，大家可以去想像，就是陳進興在做你的主子。

可是白冰冰和侯友宜不會和你流傳官員「極端之惡」的故事。一來，他們私人和官府的距離太近了，二來，他們是上一代成長在威權社會，民主觀念薄弱的老人。台灣社會要改變、要前進，不要被這些老人觀念繼續控制我們這些活潑的台灣新鮮人類。流傳那些和我們同樣是老百姓的犯法者的「極端之惡」的故事，對國家統治者是最有利的，因為那些故事一直不斷告訴你，你的潛在敵人是你的老百姓同胞，你的國家統治者是你永遠的好麻吉。這種觀念是民主社會的敵人。

西歐國家廢死，很大的一個反省和動力，來自他們對二次大戰中，國家統治者屠殺人的「極端之惡」的震驚，他們對國家做「極端之惡」這樣的惡行，無比戒慎恐懼。歐洲廢死運動，很大程度的社會心理動力，是西歐國家想要一勞永逸，不再重蹈屠殺猶太人的覆轍，遏阻國家有任何殺戮公民的可能。他們認為，只要廢死，就可以避免國家像土石流一樣不斷擴大執行死刑人數。

可是這是兩面刃的矛盾。二戰之後，那些納粹軍官，不是被歐美以各國一一判死刑嗎？為什麼在幾十年間，歐洲忘了那時對納粹軍官絕對該判死刑，那些義正嚴詞的公理道義，現在又忽然改口廢死了？面對這個兩面刃的矛盾，歐洲處理的方式，是把猶太人屠殺當做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這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工業，把猶太人屠殺在歷史中unique化，認為這不可能重複，至少歐洲廢死之後就有了一個保險，不會重複過去的屠殺。所以歐洲自以為永遠再也不需要面對要判納粹軍官死刑的問題，反正廢死之後，國家再也不會做「極端之惡」的事情。

也許西歐人認為廢死是他們對二戰充分反省的結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西歐國家對自己人性黑暗面的逃避，把猶太人屠殺的「極端之惡」，看做是獨一無二，不會再重複的事件，這是一種自我安慰，逃避去面對國家統治者，永遠會重複「極端之惡」的行為。任何現代社會即使廢了死刑，國家只要把某些人宣布為立刻會危及社群的敵人，還是可以鎮暴、集體屠殺人。同時，我很懷疑如果納粹的事情再發生，西歐社會能夠不再判犯下「極端之惡」的官員死刑。不少猶太人作家在離開集中營，幾十年後，還是自殺了，他們在集中營親自面對「極端之惡」之後的那種和人性完全斷裂的存在主義式經驗，再多的語言、溝通和理解，都只是輕視了存在的力量。什麼罪，該以什麼罰來懲，才符合公理正義？語言真的能了解那個惡和罪的重量嗎？也許我們要再次親自面對才知道。

把歐洲和台灣社會作對比，台灣社會對國家統治者的基本防衛機制很低。台灣人民要有歷史自覺，台灣社會上面的國家隨時有可能易手。這種外來到本土，反覆變來變去的過程，是台灣歷史現實。原住民面對漢人統治者入侵，然後西班牙、荷蘭、清帝國、日本、中國，每回的統治者幾乎都有「極端之惡」的惡行。台灣人不要欺騙自己，以為自己能夠永遠獨立，逃避歷史。我們廢死，或許也因為我們想要節制國家殺人的權力。但因為我們有這種國家隨時有可能易手的自覺，我們不會有歐洲人的安全、富裕和餘裕，去逃避人性的黑暗面，以為只要社會廢死，下一任的外來統治者就不會有「極端之惡」的惡行，以為廢死，我們就買了保險可以節制國家殺人的權力。

所以，我的建議是，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我們要根絕台灣社會對「極端之惡」死有餘辜的激憤。問題在於，我們要怎麼把這種激憤，也延伸到過去和未來有「極端之惡」惡行的國家統治者身上，把侯友宜和白冰冰的民間暴君的敘事，嫁接到人民對國家惡行的警戒上面。讓大家意識到陳進興這類的暴君有民間的，也有國家的。

那我們要怎麼做？侯友宜和白冰冰會說故事，難道我們就不會說故事？我們可以去流傳敘說台灣過去百年千年所有國家統治者的「極端之惡」的故事。人性不會對抽象的正義原則激憤，人性特別會對特定具體的故事和人物的「極端之惡」激憤。搞社會運動，故事的敘說，或許才是最重要的，才能改變一個社會的基底精神，而不是抽象的人權原則。

這樣利用台灣人對「極端之惡」死有餘辜的激憤之情，以人民對國家統治者「極端之惡」的激憤，來去調節人民對同胞犯法者的激憤，有什麼好處？

第一，這可以建立台灣社會保衛自己，對抗來來去去的國家統治者為惡的深層防衛精神。台灣人現在對自己最基本的消極自由觀念一點都不鞏固。消極自由是要去抵抗任何外力去任意侵犯你的財產、生命和身體行動。但是我們老只想到要提防身邊犯法者，沒想到要提防國家的作惡者。台灣社會要防衛自己，我們需要流傳國家統治者「極端之惡」的故事。

第二，弔詭地，這也是廢死者最好的一條路，雖然未必是一定成功的路，卻是必經的路。如果要讓台灣人真正打從精神上想要廢死，最根本的方法，是讓台灣人忌憚國家的權力，體認到國家濫權、濫用殺人權力的可怕。你不是要螳臂擋車地，想要根絕台灣人對「極端之惡」死有餘辜的激憤之情，而是利用它自己來去逐漸改變它的性質。這其實也是歐洲社會走過的路，以激情來遏止激情。我們台灣老是想抄捷徑，但是權利的鞏固沒有捷徑。當一個人民真正在精神上，感覺國家統治者的「極端之惡」，不但是可以想像的，朗朗上口，而且遠比人民犯法者為惡恐怖，當人民對國家統治者行「極端之惡」死有餘辜的激憤，遠超過對同胞犯法者的激憤，廢死運動才能真正有意義地向前推動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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