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人們多半希望在自己的家庭與社區裡終老，但對於失能或失智老人的家庭而言，身心的煎熬伴隨著照顧過程而來，連帶也影響照顧的品質，家屬往往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將老人送進機構。住進機構，雖有較專業的生理照顧，卻同時忽視老人的自主能力及社會、心理層面的需求，家人間的親密感也逐漸消逝。似乎在家庭與機構間，沒有其他選擇與空間，「生存」與「生活」成了對立的兩方。

   
    柯瓊芳於2004年針對歐盟諸國進行的研究顯示，獨居或住進養老機構為北歐國家認為的理想老人居住安排，在家中受子女照顧反而是較後面的選擇。反觀，南歐國家傾向老人與子女同住，西歐國家則是介於兩者之間。這些隨地域而改變的選擇背後，反應的是社會福利、個人主義發展與老人離開家庭比例的高度相關。北歐國家受個人主義影響，子女奉養家中老人並提供實質照顧的意願降低，老人本身對子女的依賴性也降低，家庭的養老功能逐漸逝去，促使政府發展對應的社福政策，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的照顧便止於經濟上的付出，甚或經濟上也完全仰賴政府對老人的補助。

    
    儘管社會文化如此形塑了政府政策，政策更催化了人們對老人居住安排的選擇，北歐國家政府，為減少老人獨居與入住機構的比率，幾十年來致力推動並落實「在地老化」的理念，讓老人能夠留在自己的社區接受專業照顧。對於失能的老人而言，隨著「在地老化」與「在宅臨終」的實踐，他們無需因為生理階段性的退化或改變而更換居住環境，而是連續性、因應不同階段的服務進入生活的環境，如家事、護理、復健、輔具等服務。然而，將此理念落實於失智長者的照顧有其困難性，輕中度的失智長者行動能力較失能長者強，但其心智卻不斷退化，認知的混亂往往讓其有異常的行為及反應。他們需要的不只是生活上的照料協助，更需要陪伴與自主的機會和空間。有鑑於一般的在宅照顧、社區生活園區等顧及了失能長者的照顧，但無法提供失智長者及其家屬個別化的服務，團體家屋的服務模式於焉而生。

　　
    發端於瑞典，在日本成熟盛行，台灣的第一間團體家屋於去年開辦，以8~9位老人為一單位，家屋裡每位老人擁有的寢室空間、活動空間、照顧人力比例等都有嚴格的法規，且須配有至少一名護理人員。高標準確保了照顧品質，卻不是所有社福機構與家屬都能負擔這樣的服務，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結果，是團體家屋遠不如安養護機構數量的成長，有能力負擔且使用得到的失智長輩及家屬仍然有限。

　　
    團體家屋概念的引進，激發了政府、社福團體、甚至民眾對於照顧中親密關係的思考。隨著社會文化趨於多元，人們對家庭的內涵也有更多樣的想像，然而無論空間、成員間的互動如何建構老人照顧的場域，「生活」此本質都不該被埋沒。眼前的老人組合家，是家的另一變形，也是人們對老年生活的一種嘗試與摸索。組合家某方面回應了成立團體家屋的困難性，單位較團體家屋小，組合家的整體設備及空間配置標準便不較團體家屋嚴格，讓家屬及長輩多了另一項選擇，享有家庭式且平價的照顧。長輩們居住在一般住宅、公寓或大廈裡，四人一戶，一至兩人一間臥室，照服員雖不是時時顧著每位老人，組合家背後資源連結的網絡仍能因應隨時的狀況與問題，此皆須仰賴社工、社區服務員及醫護團隊的相互配合。

    
    不只失智長者入住於此，失能或失依的長輩們也能將這裡當作自己的第二個家。組合家中的服務同時也為這些老人的家屬分擔大半照顧責任，讓家屬與長輩們在照顧關係中有更多空間與時間。只是，組合家不是原本家庭的替代，再妥善的照顧也無法取代親情的聯繫。組合家與一般機構不同之處，還在於華山基金會對長輩們家庭關係的重視，長輩入住前除了經過社工、護理師評估其身、心狀況，其家庭成員間的關係也是評估的依據。即便讓長輩們住進組合家，基金會仍堅持家屬定期前來關心探視、年節假日接長輩回家過年。與其說這是個組合而成的家，它更像是個卡榫，接合著家屬與長輩間的關係，努力讓老人不再視自己為家庭的負累，也減少家庭照顧者的自責與擔憂。

    
    那天，同行的一位照顧者看到組合家的居住及照顧模式，言談中滿是欣慰與期盼，期盼組合家能越加普遍，服務更多老人，也支持更多家庭。就跟許多失智症長者的照顧者一樣，她為照顧失智的父母放棄原本的工作，面對情緒、行為難以捉摸的家人，每天忙得心力交瘁。申請政府的居家服務，卻因政府既有的評估工具(ADL,IADL)不足以反應失智長者的生活功能，得到的居家照顧時數遠不及她的期望。她說，雖然爸爸看似生活上行動自如，但少了旁人的協助，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冰箱拿東西吃，而越是親近的人照顧他，越常受到他無謂的懷疑與指責。身為女兒，這幾年來除了概括承受，仍不斷尋找著適合父母也能幫助自己的服務。不只失智長者的照顧者面臨此問題，從家總的0800諮詢專線也發現，許多失能長者的照顧者也在居家與機構照顧間掙扎。某位照顧者就表示，母親兩度跌倒以致顱內出血，醫生盯矚出院後必須有人全天照顧，然以其母親的狀況，屬輕度失能僅申請得到政府每日最多三小時的居家服務，在經濟狀況不允許的情況下，只好考慮公立的安養機構。電話中，她不斷解釋自己實在忙不過來才會做此決定，而我，則是感受到她身為照顧者內心的五味雜陳與無奈。

    
    眼前，長輩們依然靜靜地看著電視，我想到他們背後的家人，也許經歷過類似的掙扎，而這一刻，他們的家庭與生活是否因為組合家重新找到了平衡點，甚至是內心的平靜？今後，隨著台北市與台南市組合家的陸續成立，我們期待組合家能順應不同社區的型態並帶動當地的互助網絡，也唯有透過鄰里社區的共同參與，組合家才能真正發揮其功能，減輕家庭的照顧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