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面對中國、面對自己的失語症／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在台灣，有效發行全國的綜合報紙，主要有四家，有人以所謂的「統派」與「獨派」報紙相稱。不過，以統獨分類報紙，多少有些誤導。
　
　政治大學從1992至2013年的民意調查顯示，偏向獨立或維持現狀的人，已經增加到了去年的81.7%，願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根據「一國兩制」而）統一的人是11.1%。

　《自由時報》在六四以後裁撤中國大陸的新聞版面，至今報導中國新聞，很少正面，多數不但負面，且不忌醜化。《蘋果日報》反對中共（的當權派），對於兩岸的終極立場不一定與《自由》相同，但其新聞不憚於揭發中共的負面行徑，與《自由》大致沒有兩樣。《聯合報》以前比較強調「統一公投」，也就是兩岸假使要統一，就得公民投票，近年說「大屋頂中國」，但歷來都是中華民國派，假使中國無法同意讓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處於相同政治位階，謀求未來，而二十一年的民調明確顯示，統一公投不可能過關，那麼，若將《聯合報》定位為統派，不一定準確。

　最後是《中國時報》。
　
　過去，它是邦聯路線，剛好也是連戰與馬英九的主張，甚至大多數淺綠，或者認知國際現實的俗稱獨派者，很有可能也不會排斥這個選項。然而，中共至今沒有接受這個立場，這樣看來，2008年底以前的《中時》也說不上是統派。金融核子爆炸之後，該報應該是變化了，是有可能穿上統派的標誌，不過，即便這樣，它在報業市場的份額，可能仍然低於前述百分比所顯示的統派人數比例。假使《中時》目前採取的是統一路線，不妨也看作是反映了局部的台灣民意，應該予以尊重，雖然更值得斟酌的是，假使統一，是不是只有一國兩制這個模式，以及，如果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這個模式對於兩岸四地的華人，是否應該支持。日後，這些都是需要再作思辯與澄清的關鍵課題。

　眼前，通過以上台灣四家綜合報紙的扼要定位，是要表明，台灣報業當前的結構（電視比較複雜一些）大致符合台灣人們對未來要與中國（大陸）發展哪種關係的心向，因此近半年來香港所發生，香港記協前會長麥燕庭女士所說的新聞自由倒退的情況，也就是「港版壹電視遭封殺21萬人嗆上街、中共審查制　國外作家紛紛低頭、《殺佛》誠品拒上架︰服貿還沒生效　就糟成這樣、希望之聲--央廣　爭議再起、港無線電視禁壹傳媒採訪、兩岸媒體交流　拒邀《蘋果》《自由》、明報員工交聯署信　求解釋換總編、香港又一傳媒被中資抽起廣告、干涉港輿論　中資擬設新媒體、中國抽廣告　更要反服貿、聲援香港　政大生發動連署獲千人響應、劉進圖被砍　《中時》獨漏 」等等新聞所顯示的情境，大多數（九成以上）的台灣報紙讀者，是有機會知道的，如果他們讀報還不是漫不經心，他們也會擔心與感同身受，即便對於2003年7月1日遊行以來香港的變化軌跡，台人必有生疏之處。

　除了新聞，香港作為東方的（戲院）電影重鎮、電影做為香港大眾與市民文化的一個重要成分，在1997年以後的下滑幅度，更為驚人。當然，這只是香港自己的縱向比較，假使從台灣的角度考察，不能這樣看待，畢竟，台灣本地電影佔有總票房比例的數字，半世紀以來，最高也只是1980年的17.62%，香港的最低數字，台灣至今竟還難以企及。

　1977年，港片佔電影票房達50%，好萊塢不是對手，其後直到（含）2004年，最低僅有一年，是38%，卻有8年超過七成，在這28年之間，港片平均佔有率是54.96%！這個成績舉世所無，對比擁有高額影視基金（每年兩百多億台幣）挹注的法國；或者，對比近年補助金額每年約十五億台幣，外加銀幕配額維持電影的公平競爭環境，不讓好萊塢予取以求的南韓來說，香港的成績簡直不可思議的好。在1997年以前，港府基本上沒有電影補助或協助，其後雖有，規模不大。這樣看來，有關「香港電影衰退的原因：導演的缺乏創新、劇本的老套、演員的墨守成規」（這些原因有哪一項不能用在好萊塢？）等檢討是否準確，有待評估。

　2004年以後，雖然港片票房比例，確實一路走低，2005年至31%，其後每況愈下，2006年25%，去年21.7%而前年22.1%。港片相對衰退，表現在台灣就是先前港片佔有15-25%的台灣電影市場份額，大部分也在港片欲振乏力的空隙中，遭致好萊塢的襲奪。因此，1998至今的台灣電影票房，除了2008、2011、2012與2013年，九成或更多是好萊塢的禁臠，並且，前述四年觀看好萊塢電影的人次並未減少，只是比例相對降低，因為台片觀眾底數太低，致使增加幅度，必然遠大於好萊塢觀眾人次的增加。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港片的式微？答案不是那麼清楚。但美聯社記者的專文〈香港電影向大陸尋求復興之路〉後一個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出爐，至少事後諸葛顯示美聯社的說法徒留諷刺。最好的情況下，《安排》也許促使中港合製的片量與（合製）港片在中國市場收入有所增加，但與此同時，港片佔有本地電影的比例則如前面所引，其實是急速下降了。這個對比能夠說是電影經濟的收之東隅、失之桑榆嗎？電影只是經濟嗎？假使加上中港的影視文化交流之需要，並且是跳脫短視逐利歸私的文化相互啟發、增進彼此理解的需要，《安排》做得夠、做得好嗎？

　1997年，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始執行調查，香港平面與電子傳媒通通入列，即便有人對這些結果有其微詞，但至 2013年的六次調查，通過相同問題所得到的靜態（而不是通過審議後的）主觀意見分佈，仍然值得參考。特別是，這六次的調查有個相當一致的發現：香港電台這個擁有數個收音機頻道，但還沒有獨立電視頻道，由港府代替港人提供營運資金的傳媒機構，公信力是八家進入查訪的電子傳媒的第一名，假使再把二十二家報紙也列入，仍然高居第一（在1997、2001、2006、2009、2011與2013等六年，2006與2009兩年，香港電台略遜於南華早報，其餘四年則勝過）。公信力最低分一、最高分十，香港三十家傳媒的整體得分，平均從6.46（2001）降至6.18（2013），香港電台則是7.52至6.99。

　1998年以來，香港電台、所有私營商業電視、學界與廣告界合作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看了電視之後，留存印象並且得到了有所收穫的感覺；收視率則不管觀眾的感受好壞，良寙、印象有無不論，收視率只關心觀眾看是否打開電視畫面）調查，歷年評選也都是港台成績最好，2013年，香港電台的平均欣賞指數70.79分，無?電視66.68分居次，有線電視66.25分，而亞洲電視是63.85分。

　港府在2006年1月成立《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檢討公共廣播角色，決定港台前途。到了2009年9月，特首曾蔭權似乎曾經宣佈，香港電台未來數年內即將升級，收音機之外，另要自擁數個電視頻道，不再如同現制，只是責成私人商業台播放其節目。可能是因為獨立設置電視頻道對港人的吸引力不夠；可能是港台的相對高公信力不能轉化為港人對港台的支持；港人可能認為港台建立電視頻道只是港府，乃至於中方意志與權力的延伸（如2011年9月委任鄧忍光為廣播處長引起的抗議風波），可能是港府的行政怠惰或……等等考慮或原因，這個政策好像業已消失。去年，港府已將無線頻譜「轉給」其所中意的私人，因此未來港台自擁無線頻道的政策，可能算是落空了？

　但香港與香港傳媒的自主空間與效能，未來是否能夠增加的問題，不會因為港台是不是應該有，以及是否會有機會取得無線電視頻譜而結束。對於香港，對於台灣，相同而還是必須面對的眾多問題，仍然包括政治的公權力是不是必然成為新聞自由之敵。假使如此，我們無從選擇，只能敬政府而遠之。

　只是，海外多有成例，證明政治公權力的介入方式，才是影響新聞自由之內涵及其是否能夠發揮作用的關鍵。政府低度介入，欠缺傳播想像與政策的台灣，雖然近年以來的（消極）新聞自由相當值得珍惜，但其之所以值得珍惜，是因為眾多前輩在爭取在先，不是因為政府不作為所幸致。瑞典、挪威、芬蘭與丹麥等北歐國家，不但至今是高福利國家，稅賦也重，同時也對於其電子與平面傳媒有較大規模與奏效的介入，因此其傳媒的商業競爭之失靈程度得以獲得較好的糾正，多年以來，北歐四國在新聞自由評比的得分，都是名列前茅，雄踞接受調查百餘國家之首。

　海外成例固然無法自動轉化在本地適用。各國、各地也都有各自的獨特性，惟若要讓傳媒擁有完整的自由，傳媒的運作不至於有動輒得咎之虞，與此同時，傳媒也可以擁有充分的資源，善事發揮告知、監督、娛樂與教育的功能，那麼，欠缺政治公權力的有效介入，亦無可能。

　港人現在對特首沒有信心、沒有好感，台人對總統的心情，如出一轍。來日換了特首，換了總統，也不必然代表低迷的狀態就要谷底翻身。身處這個情境，階段論的認知，也就是要求先解除眼前的不自由與受壓抑之處，後議其他，雖然是可以理解的反應，但不宜成為唯一的選擇。在營造改變動能的同時，未來的願景必須同時兼具正面與負面表列，「反對與我要」理當並舉，那麼，有朝一日，港台的社會動能有了進境，得以也讓《我們創造了查維茲》的時候，兩地的傳媒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不再失語禁聲。

與公民並進的香港新聞自由／宋小海

「2014年亞洲華文新聞專業論壇」於5月27日在清華大學台北辦事處會議廳進行，首場聚焦於香港新聞自由現況，由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主講，台師大副校長、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林東泰教授擔任主持人，並與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和文化媒體人張鐵志展開精彩的與談、對話。在演講之中，麥燕庭深入分析香港媒體生態日趨封閉的情況，並且現已有超過八成的新聞傳媒老闆或管理高層，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同時，她也點出中資、港府和中國如何以各種手法壓迫新聞自由。


政經雙壓迫 日趨明顯

麥燕庭表示，亞洲電視、鳳凰衛視、《成報》等媒體，背後都有中資參與控制。而過去香港「文人辦報」現已轉型為上市或商業集團經營，面對中國13億人口市場與香港約700萬人口相比，自然更向中國市場靠攏。中資機構在2013年香港上市公司比率已上升達56.5%，雖然在香港廣告市場約一成、並集中於金融業，但已與報章媒體邊際利潤相近，仍能有實質影響。

對於香港新聞自由趨勢，麥燕庭認為回歸中國後雖不致一夕變天，但言論退縮程度仍比想像中更快。初期中國表面尊重一國兩制，對香港媒體「抓大放小」，但2003年超過50萬香港人上街反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關於國家安全條款立法，而在2012年9月港人集體反對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中國高層皆認定傳媒有問題，因此對傳媒的打壓控制更多，如《信報》在去年人事變動，從社長到採訪主任都更換過。

打壓新聞自由  暴力手段也出籠  
麥燕庭認為，香港政府本身也不願意傳媒太活躍，去年港府擬修《公司條例》限制公眾查閱公司董事等資料，最後被香港記協聯合中小企業、勞工團體等民間力量反對，最後才成功阻止政府修法。

「預謀襲擊傳媒沒有一個有破案的。」麥燕庭指出，近年針對傳媒暴力事件增加，光是從2012年7月到13年6月一年之間，就有18件襲擊與騷擾傳媒事件，而政府的態度卻不當一回事。而自去年到現在，《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香港晨報》高層利婉嫻等人遇襲，顯現新聞自由受到威脅。

麥燕庭認為，記者雖然是社會的觀察者，但因近年形勢逼得記者改變，為此香港記協已多次舉辦遊行抗議，也對立法會進行遊說，透過國際人權及言論自由組織向香港政府施壓，並把問題列入在聯合國人權相關報告。

張鐵志：香港與台灣之間有緊密的連繫與關注
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張鐵志表示，《號外》是一本文化雜誌，做為一個台灣人在香港這一年多的觀察，特別感受到香港人不喜歡中國，就連香港東方文華酒店將電梯加入簡體字，亦引起媒體輿論最後取消；而香港人很喜歡台灣，在各生活娛樂雜誌幾乎每月都有台灣旅遊的題目，而這些反映香港自身的焦慮及想要發展的方向。

張鐵志指出，這兩年香港與台灣之間有緊密的連繫與彼此關注，在政治社會議題自香港「反國教」之後，到今年台灣「太陽花運動」，則成為香港媒體頭版，年輕一輩的香港人也關注聲援台灣學生運動。其實台灣與香港的命運有曲折式類似，台灣在1945年被交還給「祖國」，島上人民並沒有發出自己聲音的權力，同樣地香港在1997年被殖民國交還給中國，也沒有成為政治主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但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這十年來香港各種公民社會力量，包括底層社區保育的行動，一個新的政治主體正在形成，近期更有關於特首普選的政治改革討論，也可能將出現佔領中環的運動。

張鐵志認為，關於青年貧窮化、政府圈地發展主義等現象，可見於這幾年的全球民主抗議活動，反映了威權或新興民主國家無法回應人民需求，但台灣與香港又共享了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中國因素」，而香港又比台灣嚴重得多，畢竟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更關注中國北京對政治經濟媒體的影響。而在台灣反服貿運動，香港的經驗也被討論對照。

「香港處於關鍵的歷史時刻，是一個死亡與重生的時刻。」張鐵志說，香港除了老店付不出租金歇業、傳統社區要被拆遷等具體生活方式消失，甚至包括自由與法治等核心價值，例如學者以英文撰寫《香港簡史》中譯本刪去六四等敏感字眼，就連廉政公署也傳出賄賂中國官員醜聞，讓港人對制度信任崩解，但近年也有新生力量，從社區保護重建運動，到土地、農業等議題討論，可見新的價值正在出現，而《號外》也透過各式專題，希望讓香港正在發生的運動更有力量。

馮建三：「中國因素」是潛台詞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馮建三表示，「中國因素」是潛台詞存在已久，而在2012年11月台灣學生在反旺中併購案時，在行政院前提出「反中國因素、要政府表態」，首度正式浮出台面，但對於媒體秩序，除了要求政府把手鬆開，該要求政府做什麼，更是一大困擾。

馮建三指出，自1997年香港中文大學針對傳媒公信力調查，公營廣播機構的香港電台多次高居第一，但香港電台製作的電視節目透過其他頻道播放，雖然在2009香港特首曾蔭權提出為香港電台擬設獨立電視頻道，但去年港府最後將兩張無線頻譜給予私人集團，卻未見港人對香港電台設立頻道的支持，是否出自對港台將是中國意志的懷疑，亦或來自其他原因。在反對中國因素之後，應該要對媒體有更進一步的想像及主張。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張鐵志(台灣評論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

「我是香港人，請台灣踩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這是在台北的學生佔領國會運動中，一個香港學生在現場手持的一個紙板。
這次的台灣學生反服貿的抗議活動，前所未有地引起香港社會關注。許多香港學生在校園貼著聲援海報，不少人前往台北支持或者觀察，專上學聯也和台灣留學生一起在香港舉行聲援遊行。當然，香港社會們對台灣的關注，更多是對香港自身命運的焦慮，尤其是心繫著2017年普選前，風雨欲來的大規模民主抗爭。

　同樣的，台灣在這兩年也越來越關注香港問題，尤其是所謂「中國因素」對香港的影響。都成為此次反服貿運動中，諸如CEPA的後果，香港新聞自由不斷受到的侵蝕，乃至中資銀行抽媒體廣告， 都被援引做為服貿對台灣可能衝擊的例子。

　台灣和香港兩個島嶼之間的命運，的確越來越彼此相聯繫。

　1945年，台灣從日本被交還給「祖國」，但在主權轉換的過程中，島上人民沒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不滿與矛盾先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爆發，而後人民前仆後繼追求台灣做為一個可以自我決定命運的政治共同體，卻始終被威權體制無情鎮壓。直到七十年代以後的民主化運動，才逐漸完成形式民主和政治主體性的建構──雖然我們也逐漸認清其中許多缺陷與蒼白。

　香港1997年的回歸，同樣是被一個殖民國交回到所謂的祖國，人民同樣沒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聲音與政治欲望，依然沒有真正解除殖民狀態。在長期殖民體制下的香港，未能發展出一個自主於殖民體制的公民社會，一個體現政治主體性的本土運動；八零年代之後，雖然有了民主運動，但欠缺深刻的群眾基礎，人民沒有機會成為真正的「公民」。89年聲援六四固然是一次集體政治意志的巨大展現，但並沒有改變香港人政治主體意識的薄弱。直到2003年，五十萬港人上街要求撤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成為香港回歸後第一次港人意志與北京意志的直接碰撞，並自此逐漸浮現出此前欠缺的公民社會力量和政治主體。

　此刻，台灣與香港都處於一個新的歷史時刻。

　經過二十多年的民主化，台灣社會發現掌握政治權力的統治者依然傲慢，資本權力越來越龐大，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也依然肆虐著這塊土地。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進入一個全新階段：既必須和中國建立一個合理的互動關係，也必須阻止跨海峽的政商聯盟對台灣自主性、民主和生活方式的威脅。

　在香港， 從2004年保衛灣仔利東街起，到06、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 09年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出現一波波的新的社會運動，涉及文化保育、公共空間、集體記憶、都市規劃等議題，反思過去主導香港的發展主義或者「中環價值」，重新面對人和土地的關係。

　另一方面，回歸後的新矛盾以及殖民時期累積下來的舊矛盾，從政治到經濟到社會文化，都一一爆發。中港矛盾在近幾年如幽靈般糾纏著香港每個細胞：北京對香港政治、經濟、媒體、教育等各領域的控制與滲透日益增強，陸客自由行、雙非孕婦到搶購奶粉對港人生活造成的種種衝擊，都讓許多香港人擔心香港正在死亡──不論是他們熟悉而珍惜的生活方式，或是他們信仰的核心價值如自由、法治。因此，新一波「反中」的本土聲音開始越來越強大。

　以新聞自由為例，香港記者協會2013年度年報是「烏雲壓城──香港言論自由面對新威脅」；而二十年前，他們發佈第一份關於言論自由的報告，名稱叫「當務之急：香港言論自由與1997」，顯然，比起二十年，如今更是當務之急。

　而言論自由涉及的不只是新聞媒體。2013年七月，一本英文翻譯成中文的書「香港簡史」，出版社竟然另外出了一本「和諧版」，把敏感部分刪去；秋天，香港芭蕾舞團的作品「紅樓夢──夢紅樓」，在公演時將關於文革和國共內戰的段落刪除，舞團同樣說是技術理由，但難以取信於人。

　不過，在台港兩地，我們也都看見新的公民運動的崛起，八十後與九十後青年更展現出新的能量和想像力：不論是台灣的環境、土地、反都更、反媒體壟斷，反核到反服貿，香港的反高鐵、追求土地正義、反國教、聲援碼頭工人罷工，乃至新一波真普選運動，都看到青年人作為變革的先鋒。同時，在兩地同樣的現象是，主流政黨都在新的社會力量崛起過程中被邊緣化，被年輕人所不信任。

　因此，台港兩地有太多值得彼此學習：同樣面臨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霸權，同樣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青年貧窮化，同樣面對所謂「中國因素」──台灣可以從香港更了解北京如何從過去到現在影響香港的政治、企業和媒體， 香港則可以從台灣二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以及本土化運動的進步與不足之處，得到許多啟示。

　在這次台灣的佔領運動中，「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或者「不要讓台灣成為下一個香港」，成為許多台灣人或香港人高舉的口號。最早台灣人說這句話，是說擔心台灣的主權被鯨吞殘食，淪為和香港同樣的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但這這句話在這幾年有了不同的意義，因為香港連「一國兩制」都逐漸不保：「一國」越來越大，「兩制」的界線卻逐漸消弭： 港人很擔心從制度到生活都走向「大陸化」。

　香港的新聞自由確實受到很大威脅──烏雲不只困住新聞，而是壓住整個城市。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不應該成為一種失敗主義。香港現在面臨的客觀條件確實比台灣更不利，但在還沒有更多的戰鬥前，請別說香港已經成為一句屍體。

　讓我們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