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文創與媒體工會的回顧與再出發

【責任編輯／陳詩欣】

經多年審議的勞動三法修法，終於在今年5月1日起實施，同時，教師工會、通信網路產業工會、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紛紛成立。本文將聚焦於文創產業與媒體工會運動過去的限制與未來的想像，期望在建國百年給勞工的禮物，能化為實質力量。

馬 克思分析法國勞工運動時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 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由於歷史因素，台灣戒嚴法嚴厲規範勞工的集體行動，勞工階級組織銷聲匿跡，錯失勞動意識養成與普及的機會而成全了經濟奇蹟。隨 著民主改革，工運透過抗爭、政策推動，篳路藍縷走到今日的里程碑。

文創與媒體產業組織運動的歷史

1949到1986年戰後戒嚴時期，媒介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受制於黨國威權結構之下，此階段國家政權與少數精英結成侍從結構，私營媒介成為依附於黨國特許下生存的輔助機構，關係互惠但不平等。此時，政府嚴禁媒介與其他社團或工會建立橫向聯盟。

不過，來自邊緣的另類媒介一直凝聚衝撞體制的力量，70年代黨外雜誌到90年代有線電視，結合了方興未艾的政治運動，宣揚民主自由理念。國民黨面臨正當化危機與國家產業升級壓力，1984年因美國工會與貿易方面的政治壓力，「勞動基準法」通過實施，開啟工運濫觴。

1988年解嚴後到1990年代初期，興起第一波媒體產業工會的成立風潮，主要集中在報業與無線廣播電視台。然而，執政黨的心態明顯為干預工會體系，扶植工會成立的同時，以行政機關介入勞資關係，取得對工會的監控權。實質上並未透過工會整合勞工利益，因此多數媒體工會在高倡「勞資和諧」中成立。

學者林富美（2002）研究台灣媒體工會意識及集體行動的情況，發現在此脈絡的台灣媒體工會不論在設置或運作上，常受制於資方，加上工會會員藍、白階級分野，連帶弱化工會之集體行動能力，1990年代以來，媒體市場競爭加劇，在資方以市場生存優先及廣結政治人脈以求壯大的情況下，工會集體行動更顯分裂與無助。

1996年由13家媒體工會成立的全國大眾媒體工會聯合會，至2007年止，仍維持11家，但媒體工會規模逐漸萎縮，自2002年底到2010年初，大傳聯總人數減少24.3%。其中，報業自1990年代後期因科技進步與市場競爭的影響而大幅裁員，導致工會會員急速減少，甚至停止運作，最有行動力量的中國時報工會在2008年宣告解散。

邁入21世紀，2002年行政院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繼而在2009至2010年分別通過「創意臺灣—文化產業發展方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展現出文創產業，對台灣產業轉型的價值逐漸受到重視。

強調市場競爭與政府去管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掛帥下，文創產業高風險的特質，使得商營媒體成為彈性管理模式的先鋒，形塑出各式剝削文創工作者的彈性雇用樣貌－自我雇傭、臨時雇員、外包等。

面對產業環境參揉政策、資本、市場等因素形塑的過程，原本習於單打獨鬥的文創工作者意識到需要捍衛自身勞動和創作權益。經過眾人的努力，顛覆創作者非勞工的迷思，2003年藝文創作者工會、2006年紀錄片職業工會、2010年音樂創作人員工會、2011年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陸續成立。

劉昌德（2010）研究記錄片職業工會的發展，發現與過去部分專業工作者運動所碰到的「藍領勞工組織vs.白領專業團體」爭議不同，大部分紀錄片工作者「雙重身份」認同下，對工會角色的期待兼具「勞工工會」與「專業協會」，而工會的重要任務，包含勞動權益面向：勞健保、合理勞動條件、著作權保障；及專業規範與職能面向：促進專業交流、社會參與和紀錄片產業發展。

勞動權省思與勞動三法新契機

文 創與媒體工會皆因歷史背景而展現出不同面貌，對於未來工會的想像，或許回頭探討工作權與勞動權的本質，以更釐清工會運動的使命。台灣憲法明定人民的生存 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歐盟基本權憲章在人性尊嚴與自由權面向上涵蓋勞動與工作自主權利的保障。西方普遍認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與結構抗衡 的具體權利則落實在基本勞動三權：團結權、集體協商權與罷工權。

意 即，工作權亦代表主體生存與自我實現的權利；工會不僅以階級鬥爭去理解，而是人類以勞動作為生存與自我實現的主要前提下，國家賦予勞動者們得以集結，向資 本家與政府官員平等對話的手段。文創與媒體勞動者在面對經濟與社會變遷的同時，工會的重要性在於讓勞動主體掌握對市場與政府的話語權。

歷史悠久的英國記者工會在2010年 底曾以大屠殺來形容媒體工作者面臨的慘澹情況，除了動員罷工積極挽救大規模裁員，並體認到須透過扭轉市場機制來維護記者工作權，透過工會的力量呼籲政府成 立基金，讓媒體人以合作社形式成為媒體共有者經營地方性報章。對於厚利的大型商營媒體，在沒有對僱員勞動權益作出保證時，不應准予任何經費支持。

勞動三法修法上路，放寬勞工參加工會的彈性、大幅降低罷工門檻和參與工會活動的權利，企業亦不得拒絕工會要求協商（企業外產業工會若有該企業1/2以上員工參加，亦不得拒絕協商），此為文創與媒體產業的工會組織對內重整、產業間工會串連，再次發展茁壯的契機，希望透過此次的工會法大解禁，能推動新一波媒體工會運動浪潮。

Our Questions：

1.你覺得台灣媒體內容表現如何？創作者面對市場機制與政府政策限制如何影響他的創作與生存？

2.你是否贊成媒體工作者透過組織運動來突破困境呢？你對媒體工作者工會有何想像與期待呢？

參考資料：

林富美（2002），〈台灣媒體工會意識與集體行動之初探〉，《新聞學研究》。取自http://mcr.nccu.edu.tw/0073/04.html

李金銓（2005），〈政治經濟學的悖論：中港台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二十一世紀》。網路版取自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05010.htm

劉昌德（2008），〈勞工組織與專業團體的雙重角色〉，取自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08/07/blog-post.html

陳素玲(2011.04.28)，〈勞動三法5.1上路 組工會大解禁〉，《聯合晚報》。取自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3/6303349.shtml

媒大事

媒體不該造謠，而是闢謠。

【責任編輯／柯伊庭】

幾週前，台灣有一名自稱能預測地震的王老師，預言在台灣時間5月11日上午10時42分37秒將會發生毀滅性的十四級大地震，隨後引發一百七十公尺高的大海嘯，導致景福門、總統府倒塌，台北地標101大樓也會斷成三截，百萬人將會死於這場浩劫。

此 末日預言已嚴重造成社會的恐慌，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使得『王老師的末日預言』已成街頭巷尾的茶餘飯後話題，有些相信的人追隨王老師到南投埔里購買貨櫃 屋充當避難所，其中有自稱是空中大學的老師甚至邀請他到學校授課，而有部分的人對於這種難以用科學精算而得出的切確數據，抱持著「寧可信其有」的觀望態 度，至於選擇不相信的人則嗤之以鼻，不屑隨之起舞。

像 王老師這種製造謠言的人應當受到撻伐，但事實上台灣媒體卻是這起末日預言假公濟私的幫兇與既得利益者。傳播媒體在操作這場議題設定與議題建構的遊戲中，忽 視自己應扮演的監督角色，還助長謠言的擴散甚或渲染更多。從中並未看到媒體對於破除謠言有任何積極的作為，反而等到預言時間一到，再以看好戲的心態報導這 場鬧劇；但是在這過程中，已引發不必要的社會恐慌，浪費不少社會資源。

中 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黃俊儒副教授，在台灣科學部落格發表「誰製造了『王老師』？」說：「當媒體自己製造了一個稻草人，然後再猛對這個稻草人射飛鏢的同時， 媒體成功的製造了話題，博取了「正義」及「科學」的形象，更賺得滿滿的收視率。但是這個過程中，卻得動用許多社會資源去關照這種幾乎等同於「類戲劇」的假 議題。」

台 灣是個高度言論自由的國家，我們生活周遭充斥著各種真真假假的言論，除了自然災害的預言之外，台灣最多的就是算命師、股市分析師、理財專家等等，這些人的 本質是相同的，可是就有人深信不疑，媒體對於各種消息來源、謠言等，應該有相關所屬的機構如氣象局、國科會等可以查證與闢謠，而非在這科學尚未能精準解釋 的灰色地帶中再多賺一筆收視財。

參考資料：

黃俊儒(2011.05-13)。〈誰製造了「王老師」？〉。《中國時報》，取自http://pansci.tw/archives/3752

《【維特專欄】末日預言失靈　股市老師也不準》，取自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14/52/2rioe.html。

綠林好漢媒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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