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微」小且「博」大的力量

【責任編輯／簡永達】

　　如果未來要寫中國的民主故事，溫州高鐵追撞意外絕對可以記上一筆。7月23日，甬溫鐵路「碰」的一聲撞出中共政權危機，也撞出一絲絲中國民主化的契機。


　　溫州高鐵事故衝擊中共政權威信的主要原因是，中國領導人與國家的威信是跟建立世界上最長的高鐵系統綁在一塊。事件發生後七天，媒體輿論批評瀕臨失控，中央下令各級媒體撤除溫州高鐵事故的相關稿件。即使如此，中國中央可管不住訊息在網路上的擴散，近兩億的微博使用者在網路上同聲批評，指控當局罔顧安全考量，一心急於發展世界最大的高鐵網絡。這股網路群聚的民意最後迫使中共政府中斷高速鐵路擴建計畫，總理溫家寶則親上火線面對媒體質問，並允諾十二五各項建設都必須先做科學規畫，以安全為第一考量。


　　微博的興起，讓中國民眾首嘗民主的滋味，也讓中國官方知道輿論的力量。微博可以是民意的探熱針，也可以是觀察政治轉變的風向球。


　　「從非民主轉型到民主統治，是一段牽涉許多階段的複雜過程。在當代的典型例子中，過程都是始於危機的發生，最後導致非民主政體垮台。」政治學家Georg Sorensen在《民主與民主化》一書中指出。20世紀末，第三波民主化橫掃亞洲、拉丁美洲與非洲；最近，阿拉伯之春促成中東世界威權垮台，以及微博打擊中共政權威信，都讓不少政治學家樂觀期待，第四波民主化歷程即將到來。


　　民主的發展歷程有其軌跡可循，瞭解台灣從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治的發展歷程，或許可預知中國政權民主化轉型的契機。哈佛政治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Huntington）分析第三波民主轉型的動因有五，分別是：合法性危機、大幅度的經濟成長或衰退、宗教或文化的變遷、外來勢力的影響以及民主國家的「示範效應」（demonstration effect）。本文僅討論其中三項轉型因素，分別為合法性危機、大幅度經濟成長與示範效應。


　　當威權體制浮現合法性危機時，威權政體的領導者會採取幾種方式因應，實際上採用強制服從或鎮壓手段維持民意基礎，或是選擇挑起國外的衝突，並訴諸民族主義恢復正當性。這兩種手段都常見於中共政權處理爭議事件中，像這次溫州高鐵民意沸騰後，中央即下令封鎖批評當局的新聞即為一例。


　　另外，大規模的經濟成長也可能影響民主化進行，因為極其快速的經濟成長可能破壞威權體制的穩定性，進而被迫實施自由化，或是帶來更嚴厲的鎮壓行動。中國近年來ＧＤＰ每年維持８％－１０％的穩定成長，若依杭亭頓所說：「快速的經濟成長可能削弱威權主義，」那將會是中國官方的警訊。最後，民主國家的「示範效應」，意思是這些國家也曾面臨威權體制發展的窘境，而成功民主化轉型能解決國內各種政治問題，就會讓同樣面臨發展困境的威權國家仿效。杭亭頓更說：「在地理上相近、文化習慣上類似的國家之間，示範效應不可忽視。」臺灣絕對足以成為中國民主化轉型的榜樣。


　　臺灣的民主化轉型，同樣經歷威權政體出現合法性危機，經濟快速成長被迫貿易自由化，解除外匯限制；並長期接受美國援助，接受民主思想的改革分子增加，最後促成民主政治和平轉型。民主化轉型是社會整體結構的轉變，需要很多先決條件，杭亭頓在他的《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書中有詳細介紹，細節在此不加贅述，但筆者想特別強調媒體在政治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八十年代，那是台灣還沒解除戒嚴、開放報禁的年代，但社會仍有一群人不畏強權，用筆寫下歷史，滾動台灣的民主巨輪。臺大新聞所出版《黑夜中尋找星星》一書，訪問十七位走過戒嚴時代的資深記者，他們在迂迴、對抗中前進，讓台灣的言論與自由空間一步步地擴張、變大了。例如司馬文武辦黨外雜誌，當時大肆報導美麗島事件、江南案、林宅血案等，被警總視為眼中釘；南方朔說他有政治雙重人格，一個「他」在中國時報當記者照顧自己的衣食，另一個「他」則匿名投稿黨外雜誌批評政府；周天瑞在美洲中時擔任總編輯，江南案堅持做在一版頭題，引來情治單位圍剿、美洲中時被迫關報。他們像在無盡的黑夜中尋找或明或暗的民主亮光。


　　過去，媒體資源有限，社會的轉動仰賴一群有勇氣的新聞工作者做為先鋒；現在，進入數位時代，這是個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是總編輯的時代，在網路發表意見變得非常容易。加上近來社交網站崛起，此種線上社交網站的運作邏輯是以朋友找到朋友、會員拉會員的形式，反而可以將網絡拉得更遠以及在線上分享、合作並展開行動。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在微博上的發言，都更容易與其他人連結，而大量連結產生的力量，則會讓執政當局不能忽視。


　　民主化的歷程首先來自經濟面與文化面的變動，導致威權政體鬆動，然後民間各股力量在縫隙中尋找施力點，一點一滴促成政權轉變，這是需要很多人的努力與發生演變的等待時間。台灣的民主化也是一樣，社會各股力量的積極投入，加上一些好為先鋒的新聞記者針砭時事，不斷推著政府往民主化的道路走。媒體在一個時代的意義，就是形塑輿論，並且策動轉變。過去的媒體僅在報章雜誌，現在網路上讓知識份子多了更多發聲空間，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網路上的意見領袖逐漸發揮影響力，例如韓寒、李承鵬都是這類人。對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而言，媒體都是很好的輔助工具，能夠促使議題發酵，進而形塑社會環境的改變。今日微博在中國能衝破封鎖線，就顯得格外有意義，且讓我們期待微博能在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發揮他「微」小但「博」大的力量。


Our questions:

1. 中國最近以中國模式對抗美國民主政治治理模式，你覺得中國模式能抗拒全球民主化浪潮嗎？

2. 網路上的評論可以促成議題發酵，當然也可以散播不實消息，最近中國互聯網就出現了闢謠聯盟，專門過濾網路不實消息。媒體一旦失去民眾信任，就很難發揮群眾力量，你覺得微博真的能促成中國政體改變嗎？

綠林好漢媒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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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大事

政論節目真的教壞小孩？

【責任編輯／邱彥瑜】


雲林縣有一名15歲少年，因熱衷於收看《2100全民開講》、《大話新聞》，對於節目當中討論的政治人物心生不滿，自今年2月起，以「閻羅王」、「天道聯盟」等名義寄恐嚇信給許多部會首長與法官等等。對此，《大話新聞》主持人鄭弘儀表示，應該等成熟一點再關心政治；有些名嘴則認為政論節目發言者情緒過度激動，可能會帶壞小孩。


政論節目風波不斷，多起因於政論節目中的立場過度偏激，除了在政黨立場上的偏頗外，電視台更為營造收視率，在與談者和主題的選擇上，以衝突性與對立性做為優先考量。


不過，細究政論節目的源起，其實被賦予了「電子民主」的高度期待，特別在台灣，政論節目亦象徵著台灣民主化潮流的開展，如政論節目中邀請觀眾CALL-IN做相關的意見表達，以及對於各種社會議題的公開討論，代表者台灣漸漸擺脫過往對政治言論箝制的白色恐怖。


這樣看來，政論節目原本的功能，應在於給大眾更多公開討論時事的空間；然而卻為了迎合「想像中的觀眾喜好」，導致名嘴們以聳動的言論拉抬收視率。雖然政論節目播出時段多屬保護級節目播放之時段，但在《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當中的對保護級節目內容的規範相當模糊：「電視節目無前二條（輔導級及限制級）所列情形，涉及爭議性之主題或有混淆道德秩序觀之虞，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同予以輔導觀賞，以免對兒童心理或行為產生不良影響者，列為『護』級」。對於以新聞評論而非報導為主的政論節目，並未明令列於不受分級規範的新聞報導節目類，但又基於言論自由，NCC也僅能表示尊重。規範下的定位不明，政論節目應更求自律，除了應該拿捏自己的分寸外，更應該回頭檢討節目製作的目的，真的有讓觀眾客觀地了解並討論國內時事嗎？


除了知名的《2100全民開講》與《大話新聞》之外，其實還有不少相關的新聞性談話節目，而公共電視製作的《有話好說》相當注重立場的平衡，在節目中也為時事或是政策作相當詳盡的解釋，雖然主題有時較不主流、也非全然為政治新聞，但是對於議題的公共性要求甚高。對於想了解政治、關心社會的青少年而言，重點也許不在於年紀的大小，而應該是這個社會有提供適當的管道嗎？


參考資料：

蘋果日報(2011.08.20)。《中毒太深 愛看「2100」「大話」少年恐嚇48政要 落網自稱馬英九「想改善亂象」》。上網日期2011年8月28
日，取自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611650/IssueID/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