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手現行：澳門新聞自由的挑戰／柯幸宜

　2014亞洲新聞專業論壇的第三場聚焦澳門地區，由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林元輝擔任主持人，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理事長彭靄慈主講，另還有政治大學新聞系退休教授彭家發、以及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鄭明軒兩位與談。

　　澳門因與台灣、香港地理位置相近，三者時常被拿來比較。而當台媒最近瘋狂報導捷運殺人事件的同時，距離台灣不遠的澳門，也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抗爭，5月25日，有將近2萬名澳門人走上街頭，隔兩天5月27日，又有超過5000人包圍了澳門的立法會，跟台灣前陣子的太陽花一樣，很多參與遊行的是平時不那麼關心政治事務的年輕人，因此也有不少人說，這次遊行是澳門公民社會難得的展現，也是重要的里程碑。

　　不過這一路走來，卻非常不容易。彭靄慈表示，澳門回歸後，中文日報由原來的八家增至十二家，中文週報增至十三家，另外還有兩家電視台和一家電台，雖然媒體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的增設，不過新聞自由卻不進反退，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政府那雙看得見的黑手。

新聞黑手 澳門媒體與政府之間的角力

　　由於澳門偏狹的政治環境，使得業主投資媒體多帶有明確功利和目的，因此也難堅守新聞事業的社會責任，容易被官方金錢攻勢或政治勢力收編，今年年初《澳廣視》的記者就曾公開三封信，公開新聞背後的操弄，並呼求新聞自由，此外在信中也揭露其他政府的惡行:如不聽話的記者會受到打壓、下令記者不得追訪特定高官，敏感議題也必須淡化報導。

　　而另外一家澳門媒體《澳亞衛視》也同樣深受其害，辛苦打拼的記者時常淪為官媒交易的籌碼，被下令不得得罪老闆的朋友、不能追訪批評高官，且高官常粗暴干預編採自主、要求抽走新聞的事前審查程序等不公平的事情發生。

　　彭靄慈認為，澳門社會表面和諧，但內部卻很矛盾，除了政府惡意干預新聞自由之外，惡法民調與警察濫權也是長久的問題之一，新聞局曾意圖硬修出版法以及視聽廣播法，並使用引導式問卷誘導民眾，設審查委員會及新聞從業員通則，製造假民意。

　　雖然民調只是工具，但危險的是幕後操作的人，另外，澳門警察也很常阻攔記者正常採訪，出動便衣警近距離監控記者及遊行人士，打壓遊行人士，損害公民表達自由，不過雖然官方控制手段強硬，澳門的新聞自由也逐年倒退，政府利用公帑做新聞置入歪風，以新聞資訊做包裝自薦部門政績或服務的報紙廣告湧現，但近年來澳門卻出現兩家網上獨立媒體，衝擊原有生態。

網路媒體力爭上游 挑戰傳統社會
　　

　　鄭明軒表示，自己所屬的新澳門學社做為一個參政團體，和價值推動的壓力團體，最近的確積極發展網路上的勢力，將社會運動結合媒體。主因是過去澳門想推一個議題都很困難，公民社會底子薄弱，專家學者也普遍沉默，在沒人可以爭吵的情形下，像愛瞞這樣的媒體，起初是以一種戲謔、政治諷刺走紅，但後來其所囊括的資訊性、評論性，都反映社會需求和澳門逐漸崛起的公民意識。

　　其中包括以惡搞政治諷刺走紅的《愛瞞日報》以及擅長專題報導的《論盡媒體》，在目前大部分的中文媒體早已成為政府的一分子的環境下，它們靠著新媒體的力量，勇於突破輿論禁區，並且結合網路的力量迅速傳播，吸引青年受眾的目光，也多少對官方控制輿論構成一定壓力。

　　澳門從葡國統治下解放，沿襲其自由風氣，辦報不需要特別的證照且成本低，為此彭家發說，雖然澳門的媒體環境不好，但看到年輕人的力量，展現不屈服於現況的勇氣，而彭靄慈也對未來提出展望，儘管澳門政府管治長期積弱，只能透過鴕鳥政策對媒體軟硬兼施，製造粉飾太平的假象，但透過像論盡、愛瞞等網路媒體卻帶來希望，未來也會努力培養更多公民記者。

　　話鋒一轉，彭家發教授認為，澳門新聞自由的機會薄弱，但卻也考驗新聞工作者，如何在體制內進行反抗，澳門是如此，兩岸三地也是，他鼓勵記者應該能夠有能力做體制內的反抗，畢竟生計也是重要的。

社會行動者看澳門媒體／鄭明軒（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台灣大學政治系國際關係組）

無論是運動群眾，還是群眾運動，大眾媒體是社會運動者的宣傳工具、戰鬥伙伴、活動場地、消息來源。運動與媒體之密切不需多解釋。在澳門，保守的社會環境使兩者的存亡息息相關。

　　公民社會的想像裡，大眾傳媒是公眾就議題獲取資訊，並形成共識的重要場所。人們是否能得到充足的資訊，從而促進討論的質與量，視乎議題的持分者與媒體的共同作用。

「主流」
　　在澳門，雖然各式民間社團林立，號稱「社團社會」；第三部門並不熱衷於利用媒體的論壇功能。長年的協商文化下，持分者傾向把問題訴諸會議桌、餐廳包廂，而非報章版面。不意外的，政府及統治集團樂於鼓勵不把問題表面化。「不哭的小孩」不一定有糖吃，但在我接觸的各種社會矛盾中，「鬧大對自己沒有好處」的想法潛伏在大眾的思想裡。政府及親政府的勢力善於利用這種想法，壓制民眾利用媒體將問題訴諸社會。而政府受管治水平所限，公關觀念薄弱。沒有尊重傳媒監督的角色，把盡責的前線記者當成麻煩製造者去處理。

　　另一方面，統治集團對媒體也是軟硬兼施。主流的傳統媒體與傳統社團「愛國愛澳」力量高度整合。由於歷史原因，親共的工會與街坊會系統並沒有完全地進入特區政府建制分享權力，而採取把持議會間接選舉席位，及獲得政府長年大額資助(含購買社服服務)來維持社會控制的能量。在適當的題目上不與商人治澳的政府絕對服從，是其議價的板斧之一。於是，傳統媒體的影響力不單體現在對反對派消音的能力上，也體現在與愛國社團合作壟斷了「哭鬧」的話語權上。它們在市佔率上享有絕對優勢，小規模的報章即使能發揮更大的自由去批評政府，卻遠遠未能與大報的勢力相比。

　　這種生態的「優點」是在有限度裡允許批評政府政策。缺點是這種開放取決於傳統社團的政治計算。見好就收的戰術往往導致對議題缺乏深入持續的調查，取得所謂「小罵大幫忙」的效果，卻無助於鼓勵公眾參與長期監督。黨派門戶之見使一些媒體長期壓制反對派的活動及政見，同時配合個別派系的「成功爭取」宣傳，不利於社會發展的「充權」。

「逆流」
　　對於上述的情況，澳門社會並非全無反抗。在2011年的51遊行，青年團體的路線特別經過「澳廣視」總部，抗議該電視台新聞自我審查的手法。而新澳門學社旗下的新媒體《愛瞞日報》，除了與自我審查的傳統媒體「河蟹」針鋒相對，其名稱便是來自對澳門最大報：《澳門日報》的戲謔(澳門/愛瞞音近，源自政治諷刺專欄)。
　　
　　新媒體/網路媒體的興起是另一個挑戰傳統社會控制的浪潮。無論是由記者獨立發起的，還是由社會運動者經營的媒體，都在衝擊原有的生態。參與者/觀察者/讀者之間的距離不單縮短，三者的身分開始有交集。記者面對政府公權打壓而成為抗爭者、參與者在新聞現場同時攝影上傳成為報導者、而所有人無論是否在場都是讀者。
　　
　　對社會運動者來說，這種交疊的利益顯而易見。它鼓勵人們參與，最少去關注各種社會事件。大家都可以是獨當一面，說得酷一點就是社運的「去中心化」。在網路上參與運動、轉發社會議題的人仍然佔社會的極少數，這些人發揮的影響力卻相當大。

　　前述媒體的資訊平台、討論空間角色，在傳統媒體裡被弱化被閹割，在這裡得到補充，甚至是超越。界限的模糊會不會影響媒體的專業？市民乃至參政社團也涉足傳媒是否有損者其中立？我把問題留給傳媒人去回答。

感想
　　身為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個人對於澳門媒體一向是愛恨參半。恨第四權不能壯大，恨那些自甘為當權者驅馳的業者；然而在一片昏暗中仍見有幾點燈火，你我在不同面上各自努力，在某種意義上卻也是並肩作戰。

看得見的黑手：澳門2010後新聞自由的挑戰／彭靄慈（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理事長）

今年初，澳門一家公營電視台 (澳廣視) 的記者連發三封公開信，呼求新聞自由、拒絕自我審查、還記者一份專業尊嚴的呼聲，看似是「突發」事件，其實並非偶然。

寒蟬效應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澳廣視新聞部的爭議事件，多年來一直風波不斷，例如：二零零七年新聞局曾派員到澳廣視剪輯行政長官回應五一遊行的新聞片；零九年立法會選舉，有參選的傳媒學者致電前新聞總監投訴記者發問尖銳問題，被指有干預新聞自由之嫌。
　
　　三年多前一場員工公訴大會上，當時有三名記者控訴新聞部種種不公，其中一人發言時指高層無理刪減記者的稿件，試圖將社會上一些尖銳的嗆聲和政治分歧排除在外：「（採訪）回來說不能做，上司說不要這麼多事，這段不要出，那個人也是有問題，不要曝光太多，這就是我們真實的情況，權力集中在某幾個人手上，可以好好玩這個遊戲！」另外也有記者指出，在這樣一個壓抑異議、並非量才而用的工作環境下，澳廣視長期編採人員流失嚴重，曾經試過在大約二十個月內有多達二十位記者辭職。

　　當日這兩名曾經發言的記者事後因工作上的種種爭議，被新聞部高層指有「缺失」，先後被調離前線、被內部調查、被防範性停職，最終在兩年後或黯然離開，或被解僱處分，事件在社會上曾經引發不少迴響（註1）。事後有不願出鏡的澳廣視記者受訪時直言，公司內部人人自危，「『陳麗靜事件』顯示一些涉及公司高層的朋友或高官的社會事件，記者要求相關人士回應是受到影響的。所以（記者）不會做一些政府不喜歡的事，不會做上司認為是偏激的報道，大部分人不滿的事可能會被淡化處理。」（註2）鑑於兩個案各有其複雜性，誰是誰非，本文不再深入探討。但造成的客觀後果是，這兩名異議記者的個案已在澳廣視新聞部產生寒蟬效應，其他記者都擔心公開表達不滿會變成下一個陳麗靜。
新聞自我審查　時事自動消毒

　　與台灣公視不一樣，雖然同屬公營電視台，但澳門並沒有一套法律明確澳廣視的服務定位，董事會及掌握實權的執委會成員全由官方任命，所謂「公共廣播機構」變成官方空口講白話的承諾。要制衡這種局面，現在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只有體制外微弱的社會監督。

　　在宣佈改革多年後，記者冒著被秋後算帳的風險，以匿名方式發出三封公開信，再次證明澳廣視一直聲稱的「編採自主」、新聞處理「客觀又持平」是假象。新聞部大幅加薪仍留不住人（新記者起薪點有超過44000台幣），在「埋堆」文化底下，記者有志難伸，人若水流柴的局面依舊。近年新聞部換上光鮮亮麗的廠景，換了一張花紙，但自我審查依然嚴重，新聞質素依然廣為市民詬病：政府鱔稿充斥，官方觀點照單全收，少有再主動作批判性的跟進報道；親建制集團、社團活動消息泛濫，新聞流於瑣碎，深挖民生議題力度不足，完全去政治化；民主派的聲音透過壓縮篇幅、安排在新聞尾段播出成功被邊緣化。批評政府的新聞大多被「消毒」，關鍵的政策爭議不是點到即止輕輕帶過，就是有意無意的淡化重點，市民看完往往仍是一頭霧水。在零碎化的新聞資訊中，公眾難以作出深層次的思考和正確判斷，更遑論是有效的社會監督。

　　有趣的是，同一家新聞機構，澳廣視電台、英文和葡文新聞的政治寬容度，與中文電視新聞有很大落差。無論是議題設定、處理方式、政治口徑，同一新聞事件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版本，相信這跟各部門主管分屬不同管理體系，對新聞理念、自身定位和抗壓力不同有關。
新聞黑手肆虐　電視重災

　　自2006年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腐案爆破後，特區政府強勢管治風光不再。種種跡象顯示，近年官方加強掌控傳媒不遺餘力，試圖弱化公眾和輿論監督，「閉塞」民智變成政治維穩、社會和諧的必要手段。澳廣視新聞自我審查的例子絕非單一個案，這種自我閹割的意識早已長期植根在整個業界，各家媒體底線不一，很大程度視乎前線編採人員有多大的堅持和努力。由於電視傳播力強，官員的一言一行透過聲畫傳達盡現於人前，往往獲得官方最多的「重視」，對兩家本地電視台的操控最為嚴重。

　　澳廣視記者三封公開信揭露「無形之手」的種種惡行：「不聽話」的記者會受到打壓、被邊緣化；指令記者不得追訪、批評特定的高官；隔離某一些進取的記者，不得採訪某高官出現的活動；要求淡化民主派人士的聲音，避免在新聞中提及團體名稱，只以「有團體」代表，只作簡短報道，減少主動約採等等。類似的高層指令另一家內地商人投資的本地電視台—澳亞衛視的記者同樣有收到，而且執行力度更強更徹底。

　　相對澳廣視，澳亞衛視是一家年輕得多的國語頻道電視台，由於經營不穩及股權易手，多年來始終未能真正打入本地市場。近年新聞部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漸高，但一班辛勤打拼的記者卻淪為官媒交易的籌碼。隨著電視台獲得的政府廣告和贊助越來越多，高層向記者下達的紅線亦有增無減，例如：不要再追訪澳廣視涉及新聞審查的事件；與老闆相熟的高官、政界友好儘量不要「得罪」； 甚至官員接受專訪後要求「審片」才能播出、一個投訴電話就要撤走對某部門不利的新聞也曾經發生。早前議會通過的高官加薪法案，被民間嘲諷是高官自肥，其中行政長官崔世安加薪一成後月薪增至約27萬澳門元，有議員諷刺比美國和新加坡的領導人還要高薪，有記者在新聞報道中指特首薪酬「超英趕美」，之後即受到內部批評，指責記者為何要令特首「尷尬」。

廉政專員　踐踏新聞自由
　　此外，現任廉政專員馮文莊也是粗暴干預新聞自由的「黑手」之一，曾兩度致電澳亞衛視高層，企圖向新聞部施壓。二零一一年初，馮文莊甫上任即低調撤換兩名外界評價頗高的助理專員，新聞播出後，馮文莊致電與其關係稔熟的電視台老闆「訴苦」，當晚新聞部負責人即時被狠批，要求寫交待報告。二零一二年廉署發表《輕軌路線調查報告》，當時澳亞衛視跟進報道，有受訪者質疑廉署職權有僭越之嫌。廉署可以調查部門是否涉及行政違法，但怎能取代工程技術部門的專業判斷，對輕軌的走線提出指導性意見？馮文莊再次重施故技，但當新聞部向廉署公關查詢報道是否有出錯或誤會需要更正時，馮文莊並沒有循正常渠道再作回應。

政改瘋狂審查　記者穿黑衣！
　　二零一二年政改諮詢期間，澳門曾經出現一場史無前例的新聞審查風暴（註3）。多家媒體記者揭露有「無形之手」令媒體消音，過濾反對「主流政改方案」的意見。有前線記者被上司強行刪改報道，澳廣視扭曲新澳門學社委託香港大學做的民調結果（註4），澳亞衛視更被官方施壓，不准報道官方濫權、阻攔記者在諮詢場地自由採訪的事實。前線記者及傳協先後發聲明譴責事件，並呼籲新聞從業員和市民在五一遊行當日穿黑衣，關注澳門新聞自由的危機。這次五一遊行的新聞，身為被抗議對象的澳廣視至少有一條完整的報道，澳亞衛視卻將原來兩分多鐘的新聞抽掉，只剩下十五秒的簡報，同年十二月的回歸日民主大遊行也同樣被「河蟹」掉。

　　澳門社會表面和諧，但內部矛盾、管治危機日益突出，官方軟硬兼施強化與媒體高層的「盟友」關係，不甘被河蟹的前線記者只能靠「擦邊球」、「踩鋼線」以求突破，但有的仍難逃被「賤賣」的命運。

單向發佈  弱化媒體變傳聲筒
　　崔世安在任五年期間，特區政府宣稱要建立「陽光政府」，但澳門新聞自由、官方資訊透明度都每況愈下。記者正常採訪被無理阻撓並不罕見，新設的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虛有其表，單向發佈日趨嚴重。許多重要會議、官式活動已不發採訪通知，備受社會爭議的火辣議題大都是官方發稿了事，記者連見也見不到官員；多個政府部門經常「親疏有別」，只選擇性放料給個別親官方媒體，「陰乾」媒體港澳手法同出一轍。

修新聞法  項莊舞劍志在沛公？
　　2010年崔世安上任四個月後，即在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出要修訂回歸前遺留下來的《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表面上，操刀的新聞局堅稱修法不帶預設立場，但暗地裡卻繞過業界，悄悄批出350萬澳門元(約1350萬台幣) 首次引入「商議式民調」用作修法基礎。這手段看似公平，但將一個規管媒體運作、涉及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敏感法律，交由一個官方操控的民調結果決定，實際上是非常危險。

　　之後媒體不斷踢爆這次「黑心民調」的種種黑幕，例如：問卷設計充滿引導性，故意醜化本地新聞工作者，暗藏設立新聞審查機制的議題；與會公眾及業界代表的抽樣方式被指有違專業運作，在「商議日」其中一場專業專場，澳廣視員工佔了該小組人數8成以上，其中有部份並不是編採人員，不少與會的公眾事後向媒體表示不太明白這兩項法律的內容；民調機構事前向與會者派發的「平衡資料」並不平衡，加強規管媒體的正反參考意見比例不均，而且被揭發錯誤引用外國例子作為佐證，明顯誤導公眾。有做過電話民調的新聞系講師坦言問卷內容實在太多，「半小時都還未答完」，連他自己最後也沒有完成。主理這次商議式民調的公司負責人，本身也承接了澳門政府部門不少內部研究項目，涉及
金額官方從未公佈。(註5)
　　在新聞同業杯葛和強烈反對下，官方最終讓步同意重新諮詢業界，承諾刪除法律原文本多項惡法條款：包括設立帶審查性質的出版委員會，新聞從業員違反《出版法》要加監三分之一等。而規管電子媒體的《視聽廣播法》修訂工作暫時未再次起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澳門司法警察局局長及官委議員多次在立法會提出，有需要立法加強規管網絡言論，甚至主張傚法中國大陸推行「網絡實名制」，相信「有助刑事偵查工作」。官方修法意圖雖然還未付諸實行，但這些危險的訊號的確令人憂慮澳門比較自由的網絡言論空間未來可能會受到壓制。

揭賄選疑案 獨媒反遭廉署「震攝」
　　另一宗涉及新聞自由的嚴重事件發生在去年9.15立法會選舉日。《論盡媒體》兩名記者拍攝到酒樓有選團人士聚集，有疑似小組組頭不斷打電話給選民、手持大量選民身份資料，有同行男子手持大疊鈔票，懷疑進行賄選交易。該組圖片新聞發佈後不足半天，廉署還未完成基本調查程序，即排除案件涉及賄選，同時在凌晨發稿反指摘記者未拍到「整個交易過程」、未有主動向當局舉報。廉署宣稱「證實」有關聚集者僅為某社團派出的「義工」，「義工手持工作人員表格，負責安排人員的膳食及分批到票站投票事宜」，現場「並沒有發現任何賄選的跡象或線索」。至於公眾最關心的，大疊五百元澳門幣做現鈔的下落和用途、同行者手持的名單和這些鈔票可有關係？廉署始終未有回應。

　　去年立法會選舉賄選風氣熾熱，廉署只偵破一宗賄選案，創歷年新低。在上述個案中，廉署尚未徹查清楚、完成所有證人作供，短短半天時間即高調定性案件並非賄選案，實屬罕見，被指有意淡化越演越烈的賄選傳聞。同時，廉署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傳喚記者協助調查，索取新聞材料，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廉署反指摘記者沒有拍到整個賄選交易過程更是荒謬，有「震攝」媒體之嫌，難道傳媒要取代執法部門去搜證？市民要拍下整個賄選交易過程才有資格懷疑、向當局檢舉？

媒體量增　新聞自由不進則退
　　澳門回歸後，中文日報由原來的八家增至十二家，中文周報增至十三家，電視台兩家（以有固定新聞時段計），電台一家，網上獨立媒體兩家，包括以「惡搞」政治諷刺走紅的「愛瞞日報」及詳於專題報道的「論盡媒體」。外文媒體方面，新增了三家英文日報，另外還有四份回歸前經營至今的葡文報章。

　　澳門賭權開放後，外地巨額資本湧入澳門，旅遊業篷勃發展，吸引不少賭廳及內地資金投資報業，媒體數量長足發展。然而，偏狹的政治環境，加上新一代報業主對投資傳媒多帶有非常明確和功利的目的，對傳媒理念和社會責任難有堅持，容易被官方銀彈攻勢或各種政治光環「收編」，並未造就社會開放度、輿論多元化和新聞業整體質素同步提升。傳統媒體除了少數非主流報章風格相對自由開放，前線編採人員仍敢於批評和發聲，大部分中文媒體早已成為政府執政聯盟的一份子，為小圈子利益和權力集團保駕護航。新媒體勇於衝破輿論禁區，透過網絡迅速傳播，確實很快吸引年青受眾的目光，對官方控制輿情構成一定壓力。但相對大台大報的壟斷地位，這些非主流媒體仍然未成氣候。

　　澳門公民社會底子薄弱，專家學者普遍沉默，有的人熱衷政治投機，能真正中立發聲的少之有少，在這次澳廣視公開信事件中，可見一斑（註7）。除了少數社會進步力量及時事評論員挺身支持，新聞從業員的處境比台港勢孤力弱得多。對於記者拒絕自我審查的呼聲，特區政府和澳廣視高層從未正視、徹查事件，一貫矢口否認。

　　今年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再有官方人員粗暴阻撓記者追訪特首，本會發聲明予以譴責，並籲請公眾關注和共同監督，協助前線編採人員抵抗新聞黑手，抵住政商力量對媒體的操弄。傳協近期正收集更多干預新聞自由的個案，稍後將公開調查報告，讓外界進一步了解澳門新聞從業員面對的困境和壓力。

備注：
1、澳廣視座談編輯轟：高層干預多，《澳亞衛視》2010年6月10日。
2、澳廣視記者人人自危，《正報》2010年10月20日。
3、澳門「鐵幕」時代降臨—抗新聞審查風暴前線記者籲五一穿黑衣，《訊報》，2012年4月27日。
4、轟政改新聞審查澳門記者今黑衣抗議，《明報》2012年5月1日。
5：修改出版法、視聽廣播法 疑慮未釋 商議式民調值商榷 《正報》2011年11月28日
審核委員會：平衡資料不平衡！《澳亞衛視》2011年月12月5日
貽笑大方的商議式民調《正報》2011年12月6日
學社嗆新聞局 民調假諮詢《澳亞衛視》2011年12月7日
諮詢不足摻入居心叵測 兩傳媒法修改備受抨擊《訊報》2011年12月9日
 兩法商議民調 失衡‧引導‧不科學《正報》2012年9月21日
6：九一五立法會選舉系列專題──誰在黑暗中起舞，《論盡媒體》2013年9月20日
7：因為河蟹，所以應該河蟹？《訊報》2014年2月28日